从基建工程兵到企业高管，我与特区共同成长
1979年，中央决定在深圳创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邓**对广东的领导同志说：“拿出一块地建立经济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在深圳打响。深圳这个昔日荒凉的边陲小镇顿时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从此，这里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
▲ 初到深圳时的罗云水
4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深圳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创新城市、国际大都市。成为与北京、上海、广州老牌大城市齐名的“北上广深”四个国内特大型一线城市之一。可是又有谁知道，40年前深圳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呢！
随部队南下深圳
1981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两万名基本建设工程兵从全国各地陆续开赴深圳参加经济特区建设。我所在的00314部队于1982年11月初从贵州安顺市乘坐专列（闷罐车）来到深圳，在如今的罗湖区笋岗桥位置下车。下车之后被眼前的情景吓傻了。一眼望去满天黄土飞扬，推土机轰鸣，泥头车飞奔。看不见什么建筑物，连绿色植物都见不到。俨然是一个大工地。
西南面正在建设的电子大厦是唯一的地标建筑。来深圳之前在部队的动员大会上*长首**说：“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我们部队要去那里搞建设，把深圳建设成像香港一样繁荣的经济特区。”我们当时听得热血沸腾，恨不得立马赶到深圳。在我的印象里香港是灯红酒绿、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大城市，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怎么也得比我们原来部队驻地的贵州高原要好吧。可眼前的景象完全是“货不对板”。容不得多想，大卡车一路摇摇晃晃掀起滚滚红尘拉着我们一路向西奔去。一个小时之后才到达部队的营地竹子林。
▲ 罗云水1983年与团长李金忠（已故）在竹子林兵营合影
展现在眼前的所谓营区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竹棚。我搬进了四个人一小间的竹棚，还是统铺。风吹得竹棚摇摇欲坠。怕竹棚被风刮跑，我们自己动手用铁丝对竹棚进行了加固。乘坐了几天几夜的闷罐车身上很脏，晚上想洗个澡却被告知：这里没有自来水，要洗澡洗衣服需要自己到一公里之外的山下去找水源。当晚在点着的蜡烛下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家里自己已随部队南下广东深圳，让家里放心。当然不敢告诉这里的艰苦条件。
▲ 罗云水（右一）与战友们合影
深圳的冬天海风很大，晚上睡觉时风吹得竹叶“唰唰唰”作响，总以为有坏人来搞破坏，几次摄手摄脚拿着枪起来察看“敌情”。
第二天早上起床，看到一排排竹棚非常的整齐，大约有100多幢，蔚为壮观。为了让黄土地上的竹棚有点绿意，我们拿着镐到山上挖了一些野菠萝种到竹棚前。
部队营区没有水没有电也就算了，没有路是我们想不到的。只要下点小雨整个营地就得穿雨鞋行走，否则陷入泥潭就无法自拔了。营区离市区约10公里，整个深圳没有一条公交线路，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可走。骑自行车要经过坑坑洼洼的土路与弯弯曲曲的田间。来回要大半天时间。这样艰苦的条件，这么恶劣的环境居然说要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痴人说梦。
那时，深圳对于全国人民是十分陌生的，陌生到很多人把深圳叫“深川”。
战胜了没水没电没路的困难，部队开始慢慢习惯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战士们也渐渐地安定了下来。我当时担任团部警卫班班长，每天陪同部队*长首**夜以继日地穿梭在市政府与建筑工地之间：一是向市政府要任务；二是到部队各施工点现场督战。
天有不测风云。1983年9月9日深夜，一场百年不遇的超强台风挟着暴雨，以每小时200公里以上的速度正面袭击深圳。顿时，碗口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水泥电线杆被拦腰折断，*用军**卡车被掀翻，官兵们刚刚搭建的竹棚营房像风筝一样被狂风卷上了天。
身为警卫班班长，要负责*长首**和家属们的安全，这么恶劣的天气我是平生第一次经历。狂风吹得我站都站不稳，暴雨打在脸上如针扎一般疼痛。在泥泞的路上不知跌倒多少次，每一次跌倒我又艰难地爬起来。好不容易到了*长首**的居住地，从被狂风吹倒的竹棚里搀扶着*长首**和家属们，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光明华侨电子厂（康佳电子集团的前身）临时避难所。当我把最后一批家属安顿好之后，再也坚持不住了，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风停雨歇，战士们又重新搭建了栖身的竹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另一场更大的灾难正悄然向我们逼近。秋后的南方天气变得格外地干燥，焦黄的竹叶迸溅一点火星就能熊熊燃烧。不知是哪个战士不小心将一根烟头丢到地上，火星很快将营房点燃。火借风势越烧越旺，刹那间我们的营房成了一片火海。没有消防车，没有消防设置。我们只能用水桶、脸盆从一公里之外的水沟里接水灭火，结果是起不了多大作用，营区几百幢竹棚瞬间就被大火吞噬。望着被火烧的灰烬，我与战友们一脸茫然。
兵改工建设特区
1983年9月15日，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为了加快深圳特区的建设步伐，两万名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深圳，改编为深圳市属建筑施工企业。有小部分战友选择回老家种地，更多的人则是犹豫不决。我也拿不定主意，我的警卫班解散了，一直引以为豪的部队生活戛然而止。既有对军旅生活的不舍，也有对深圳前景的担忧。
部队转业之日，正是特区建筑行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时。建筑行业实行招投标，打破建筑行业的地区*锁封**，国内与境外有实力的建筑企业纷至沓来。而我们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改编后，体制由原来的国家统包变为企业自己“找米下锅”。这群工程兵打着刚刚成立的建筑公司名义到外面找工程时，我们吃惊地发现——突然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那一年多的时间，我常常晚上陪同公司总经理（原来的团长）李金忠，穿梭于当时主管深圳市城建工作的罗昌仁副市长与舒成友秘书长的办公室，以及深圳市基础工程工作组总指挥汤耀治的办公室，向他们要任务，向他们诉苦。出于对部队刚刚转业的同情，市政府有时也出面协调给一些任务我们做，但是，杯水车薪。接不到工程就没有事干，没有事干两万人就没有饭吃，职工几个月拿不到工资，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大家自找出路，有的到火葬场干临工，有的去酒店洗碗，有的给包工头干苦力，有的到火车站要饭……。
1985年，基建工程兵作家段亚兵了解到工程兵的困境之后和作家吴启泰合作奋笔疾书写出了报告文学《深圳两万基建工程兵的痛苦与尊严》。后来，这篇发表在《特区文学》上的文章出现在各级领导的办公桌上。两万工程兵在深圳生活的困境引起了中央军委、国务院、广东省委、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区建设初期，深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急需用人。为此市人事局、劳动局有意识地招收这批部队转业的工程兵。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市公安局、海关，各大银行，税务局、火车站、蛇口招商局等单位纷纷来到由部队改编的各建筑公司招收了大批的人员，以减少他们的就业压力。
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75元，由于企业没有活干，工资常常不能按时发放。我也开始为自己找单位。
脱困境投身京华
到底是到政府机关端金饭碗，还是到企业过苦日子端泥饭碗？经过深思熟虑与反复比较，1985年4月，我选择进了京华电子公司。
深圳市京华电子公司成立于1980年10月，是由当时中国第一品牌——南京熊猫电子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公司合作投资的企业。中国国产的第一台双卡收录机就是在京华电子公司生产的。京华电子公司对于80后、90后的人来说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在国内电子企业中它可是大名鼎鼎。公司曾经跻身中国最大工业企业500强，中国300家最大股份制企业，中国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500强行列，还是国家出口创汇先进企业。京华公司的JW商标是深圳市第一批十大著名商标之一。
我刚到京华公司时，公司正处在徘徊期。主要是京华从事的是“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没有自己的品牌，获利甚微。另一方面投资一方的中电深圳工贸公司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案要案”，京华被牵入其中，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大受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的8月。时任中国大型企业——南京无线电厂副厂长的陈松源被派到京华公司担任总经理。陈松源在电子行业工作了30多年，深谙企业经营之道，在员工中也有极高的威望。他到任后，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开发了双卡立体声、收录放一体的多款“京华”牌收录机。
▲ 到京华电子公司上班的罗云水
当全国人民还痴迷于老款单卡收录机时，京华在国内率先推出了一款双卡、带激光太空窗的JW—900型双卡收录机。这款JW900双卡收录机重约7公斤、高30厘米、宽约1米，正好迎合了当时“傻、大、粗”的消费观念。产品面世后，全国各地的大型国有商场云集深圳，争相抢购，很多经销商提着麻袋，装着一麻袋一麻袋的现金来拿货。北京百货大楼、天津劝业场、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郑州百货大楼、哈尔滨秋林公司等知名商家，不远千里搭乘火车、飞机纷纷来京华公司要货，以至于公司招待所天天客满为患。
求生存发奋图强
1988年初，京华公司作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到原特区外的原宝安县建设新的生产基地。经过考察比较，最后与宝安县平湖镇签订了用地协议。工业区选址在新南村新屋自然村。
当时专门成立了“京华投资开发公司”，负责平湖京华工业区的开发建设，公司任命我为该公司经理。接到任命通知后，我就找到平湖镇新南村经济发展公司签订用地协议，又找平湖镇政府基建办的刘国和主任协调基建方案，到宝安县找负责工业的欧炳堂副县长协调相关部门的工作。
为了加快工业区手续报批与开发的进度，我与新南村委副书记、经济发展公司经理刘绍年同志商量，能否搬到他家去住，避免每天往返市区消耗在路上的时间。刘绍年十分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第二天我就将铺盖搬到了刘书记家。他有两男两女4个小孩，都十分懂事，很有礼貌，每次都在饭前将每个人的碗筷整整齐齐地摆好，等我坐上餐桌之后，4个小孩就会异口同声地说：“叔叔，请吃饭！”而且一定要等到我与刘书记拿起碗筷之后，孩子们才会动筷。吃住在刘书记家，自然给他家增添了不少的麻烦。特别是刘太太，平时一家人有什么菜就吃什么。
我住进来之后，为了照顾我，阿姨每天都要变戏法似的变化着菜式，她做得一手好菜，特别是豆豉蒸排骨、客家酿豆腐、陈皮炒鱼干、猪油渣炒白菜心等，至今让我回味无穷。那时从深圳到平湖必须走横穿布吉的深惠路，然后到丹竹头桥底再拐入丹平公路。这是一条坑坑洼洼双向只有两个车道的泥土路，深圳到江西、浙江、福建的长途货车，深圳到汕头、梅州、河源、惠州的长途大巴，以及深圳到平湖、横岗、龙岗、东莞的短途中巴都要交集在这一条国道上。正常情况下，从华强北京华公司总部到平湖需要两个多小时，如果遇上下雨天或者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堵个半天、一天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记得有一次，公司组织中层干部参观平湖新南工业区，从中午12点一直堵到晚上7点多钟。
那时深圳各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宝安京华电子公司从立项到拿到营业执照，再到用地审批、厂房图纸设计、建筑申报，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不到一年时间，新南京华工业区已初具规模，并于1989年9月建成，纸箱厂、泡沫厂、音响厂相继在这里开工投产。平湖新南京华工业区成为京华电子的配套基地。
1989年下半年，红火了一阵子的京华电子产品，被各大商场压款。两千多万元已销货款被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拖欠，公司流动资金严重短缺，生产经营一度陷入了困境。公司又把我调到经销部，任命我为经营部经理。到任的第五天，就被派往兰州、西宁追货款。
当时兰州百货大楼共拖欠了京华16余万元的货款。那时全国的“三角债”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怪圈，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我是铁了心要回这笔货款的。在离“兰百”不远的一个弄堂里，我找了个5元一晚的破旧招待所住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到兰百负责销售的赵总办公室报到，中午赵总下班，我就到街边小餐厅买一碗面条充饥，下午赵总上班我又继续出现在他的面前，就这样天天在赵总办公室与他磨蹭。直到第19天，赵总也许是被我拖得筋疲力尽，也许是被我的精神感动了。他找财务部长说：你今天下午5点之前，汇集各部门当天的销售货款，把欠京华公司的货款全部付给罗云水经理！
16.7万多元现金，装了整整一*麻大**袋（当时最大面额的人民币是10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笔的现金。当我背着一*麻大**袋的钱胆战心惊地到了邮电局准备汇回公司时，邮局工作人员一看那么一*麻大**袋现金，清数也要一两个小时，就推说他们要下班了。将我拒之门外。情急之下，我赶忙跑到民航售票处买了当天晚上飞广州的机票（那时深圳还没机场）。拿到机票之后，我打电话给兰州百货赵总，请求他派车送我到机场。天公不作美，在去机场的路上下起了鹅毛大雪，车子在黑夜的雪地上艰难地爬行，等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只能等第二天的飞机了。我去机场招待所想住下，结果招待所已满员。面对一大袋子钱我开始犯嘀咕。天寒地冻中，饥寒交迫的我只好回到机场大厅找了个明亮的电灯下，死死抱着这袋子钱眼睁睁地守候了一整夜。
1990年3月，我又去了山东烟台百货商场催货款。蹲了三四天没有要到一分钱。货款虽然没有要到却与商场张建国经理混熟了。他看我每天中午都在商场吃冷馒头，心里过意不去，有一天拉我去餐厅吃饭。席间张经理让我喝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我一再推辞。张经理说：“不喝酒还做什么销售经理啊！你如果喝下这三杯酒，15万货款下午分文不少地给你！”我一听整个人顿时兴奋起来，追问道：“张经理说话当真？”他拍着胸脯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想都没有多想，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将三杯白酒灌进肚子。结果我在烟台一家医院住院三天三夜，差点客死他乡。豪爽的山东大汉也没有食言，将15万元的货款一分不差地汇到了深圳。而我却从此与酒彻底绝交。
▲ 担任京华电子办公室主任时的罗云水
1993年4月，我从经营部调到办公室担任主任。那时，公司又在平湖良安田建立了“平湖京华工业城”，公司的生产发展已经有了较大的规模，共有5000多员工，产品在国内外都非常热销。但是，公司的宣传报道工作严重滞后。到了办公室之后，我及时地与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电视台、广播电台沟通，并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为了搜集新闻题材，白天到车间、部门了解生产经营情况，挖掘新闻线索，晚上猫在家里赶写稿子。那几年，每隔三五天就有一篇新闻见报。连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等中央媒体都来京华电子采访报道。公司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报恩情燃烧激情
1997年11月，我当选为京华电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成为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分管*党**务、工会工作。岗位变了，我的工作热情不能变，作为工会主席，就要更多地为员工办好事办实事，让员工感受到工会是员工的“娘家人”，营造和谐良好的工作氛围，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构建健康平和、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为此，公司工会每年都会组织大型的文艺汇演、体育比赛、岗位技能比武，每年春节都会组织留守在公司的员工在除夕夜包饺子、吃大盆菜。
7年前，公司工会创办了“京华之声广播站”。通过广播站传播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发生在公司、发生在员工身边的好人好事。广播站也成为广大员工相互交流、相互激励的平台，每天的“点歌台”栏目十分火爆。工友们之间相互送歌、送祝福，让友情、友爱、友谊相互传递，使京华工业城内3000多员工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 进入京华电子领导层的罗云水（左一）与同事在一起
作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踏实做人 、干净做事， 严于律己 、宽厚待人是我的原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坚持办好《京华人》报纸与《京华之声》广播站，开展“读书月”活动。坚持在京华公司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让京华电子成为办事创业的一块净土。
京华电子是深圳的老牌国有企业，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与京华一起建立的老国企大都已不存在了，京华却依然生机勃勃，这既要归功于企业经营班子善于不断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经营战略，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也有缘于公司内部多年来形成的和谐氛围。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京华公司近年来分别荣获深圳市“劳动关系和谐先进企业”、广东省“最佳雇主企业”称号。
来深圳40年，在京华电子工作三十五年，我个人不仅收获了事业，还收获了美满的爱情与幸福的家庭。京华公司承载着所有京华人的心血和希望。2020年10月22日，京华电子公司迎来成立40周年的喜庆日子。伴随着深圳特区的发展，京华由当初单一生产家用电子产品，如今成为了拥有智能穿戴和智能家居等高科技产品的大型企业，并成为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公司还加大了在云处理、识别、传感等技术上的储备。作为这家企业的老员工，回望来路，感慨良多。
40岁再出发。秉承了“开拓、创新”的深圳血统，怀有“世上没有永恒的加冕，只有不断拼搏”的清醒，我相信京华电子一定会与深圳经济特区一道再创辉煌，京华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