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合的婚姻 (凑合生活的婚姻)

凑合过的家庭,凑合的婚姻

按:尽管凑合一词亲友觉得似有不妥,但这是父亲的原话,我必须尊重。这时候的父亲已经长成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帅小伙,按照当地当时的习俗已经到了该娶媳妇的时候了。当时由于货币极度贬值,人们的交易回到了实物兑换的时代,娶媳妇也是一样,一般是几石(音:担)麦子,几个土布.实际上按照当时的家庭情况来说,因为父亲和爷爷常年给人拉长工,也攒了一点粮食,给父亲娶媳妇倒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毕竟还是穷,所以,一般当地的人家还是不愿意将女儿下嫁,也有人介绍了几个,由于爷爷半世受穷,比较守财,又嫌彩礼太大,所以父亲的婚姻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母亲来到这里后,村里的人便让我爷爷买下给我父亲做童养媳。当时的母亲又廋又小,身上衣服破破烂烂,简直不成个人样,爷爷还真怕养不活她,他真怕她跟着自己受罪,养不活就更遭罪。但是,不要吧,儿子又没有媳妇……

收留我母亲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当时,韩家夫人有儿没女,有人就让她收留我母亲做干女儿,但她嫌母亲又廋、又小、又脏,不愿意要,后来她的弟弟反复做工作,她才勉强接受。买下母亲的钱是爷爷出的,但名义上是两层意思,这样我母亲的娘家和婆家就同住一个院子。

尽管名义上我母亲做了韩老夫人的义女,但她从来不管,我母亲的鞋子都是韩老夫人的儿媳(韩民权的母亲)背着她的婆婆偷偷做的。

母亲到了这里之后,尽管困苦,但从此再未饿过肚子。

时光在困苦中慢慢的磨过……

那时候,有钱人在男孩长到12岁就给娶妻结婚,甚至更早,所以,那时有钱人家一般是妻子比丈夫年龄大3—5岁。

到了1947年,我父亲已经虚龄23岁,按照当时的习俗,结婚晚的已经不能再晚了,可是这时的母亲虚龄才14岁,而且和同龄女孩相比还是又瘦又小。没办法,爷爷和大家商量之后,决定给他们结婚。

但是,婆家和娘家同在一个院子里住,结婚的形式怎样举行?这时有人提出任贵欣的妻子(任文席的奶奶)人心好,贤惠,让娃在她家上轿看行不行。请人商量后,这家人满口答应,这位老夫人便认我母亲为干孙女。母亲结婚时,她还为我母亲买了铜灯什么的,就像嫁自己的孙女一样,这样母亲便有了一个新的娘家,任文席的父辈们便成了我的外爷爷,其后出生的任文选、任文席及其胞、堂兄弟便成了我的舅舅,这家人非常好,直到现在还常来常往,任文席对我母亲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他的亲姐姐。

母亲是坐轿子结的婚,可她坐的轿子是同天别家娶媳妇后去掉了围幔的轿架子。因为当时母亲确实瘦小,连看热闹的妇女都看哭啦:“遭罪呀”``````

2004年的某一天,我赶在老庄基复垦之前重新看了父母结婚后曾住了几年的窖洞,我又一次默默的流泪了,同时又莫名的生出一种温暖和亲切。这是我的家,是我出生之前父母曾经的家,那是一只破旧的窖洞,但它是一个新的家庭的起点。

当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十里塬属于红(解放区)白(国统区)交界处,蒙家以北属于解放区,赤水县政府设在马家山村。梁家庄以南属于国统区.当时红白处于拉锯状态,这里今天姓红,明天就可能姓白.这里老百姓交赋税也是两方都交。老百姓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据父母及长辈们说红军(实际是解放军也有人称八路军)从不扰民,有的战士还给小朋友吃糖,还给群众扫院子,帮忙干农活,但*军白**一来,人们就赶紧跑,当时称为跑贼,人们一听到*军白**要来,妇女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用锅墨(锅底黑)把自己和女儿脸抹黑,以防不测。因为处于非常时期,人们首先要藏的就是赖以活命的粮食。但往往还是被找出来拉走。国军来一般都是为了吃。粮食、鸡鸭、猪、狗,只要看见一个不留。当时国统处的老百姓中的一些地痞也趁乱打劫,家具零碎只要是能值几个钱的拿得动的一扫而光。

人们跑贼,一般是幺上大牲畜,驼上急用的东西往解放区跑,*产党共**的活动当时在本地还处于地下状态他们的藏身之地就是沟里的阴子(地道),这种地道修建的比较隐蔽,一般很难被发现。

1949年夏收时节,当时大麦已收上场上在碾打,小麦还未熟。马洪奎的骑兵队(人们称马回子)被解放军打散,其中一部分从北南下,他们先驻扎在旬邑土桥,派便衣特务于前一天来我们这里侦察,摸清了*产党共**乡政府的组成人员,(这个特务是土桥镇一个财主)。第二天,这股匪军便从土桥过三里塬,向十里塬扑来,由于骑兵速度快,人们根本来不急逃跑,全村人一个不剩的被困住。父亲是被他们从城壕的窖洞里拉出来的,村里人被全部关在南城门外的一个院(现任忠贤家族的老院,2004年复垦)的几个窖里,根据特务搜集的情报,敌人知道*产党共**的干部就在人群里,但都不认识,便逼着村民指出乡政府干部,由于父亲是藏着被拉出来,加之父亲当时25岁,血气方刚,相貌堂堂,他们便认定父亲与*产党共**有关,敌人用火绳勒住我父亲的头部,然后用杈刺往紧的搅,父亲被勒的几度昏迷。当时*产党共**的活动已经处于公开状态。所以村里人绝大部分人都能知道实情,也认识政府干部。那时候,人们对*产党共**确实是有感情的。敌人一再追问,我父亲总是一言不发。

到后来,*产党共**干部还是被抓了起来,他们是区长刘积奎,另一个是区委文书魏忠信,当他们看到我父亲被折磨的实在太惨的时候,自己站了出来,敌人这才停止了对我父亲的折磨。

敌人把这两个人拉出去,枪口对着他们,逼他们说出别的人,那时候真正的*产党共**员确实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宁死不屈。马回子在这里停留时间太长,他们让战马在刚收获的大麦垛上吃,然后再用布袋装上刚碾打的大麦挂在战马的脖子上,战马可随走随吃。敌人是第二天傍晚离开十里塬的,走的时候他们把刘积奎和魏忠信拖在马后,往县城方向奔去,走到润镇普上村的一个沟边,刘积奎知道自己这次非死不可,便趁敌人不备,纵身跳下深沟,如果当时不用力,垂直落下,肯定会摔死在一堆石头上,但当时他根本没想到活命,用尽全力,奋力扑下,却使自己落在了稍远一点的土堆上,敌人望着黑洞洞的深沟,知道他肯定死了,便继续前行,刘积奎第二天被当地村民救起。

敌人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行踪解放军了如指掌。黑松林一带是为他们布置的口袋。因为敌人一旦进入黑松林一带,复杂的地行可使敌人骑兵优势无法施展,但是敌人当晚却驻扎在了辛店村,解放军后半夜发起*攻围**,在辛店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由于辛店地势相对平坦,加之马洪魁的骑兵部队战斗力非常强,他们的马队训练有素,开始我*用军**机枪*锁封**,但敌方战马听到枪声倒更加勇猛,据说他们的战马就是用机枪训练的,所以听到枪声就更加凶猛。他们横冲直撞,四下突围,我军围防虽未被突破,但伤亡惨重,后来炮兵部队及时赶到,战马一见炮弹爆炸,战斗力立刻下降,才扭转了战局。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马回子除一小股突破重围,原路返回十里塬外,几乎全军覆没,我军伤亡也非常惨重。这股残部后来从马家南部马家河过泾河到了礼泉,在礼泉被解放军彻底消灭。]

不久,解放军向南推进,父亲加入了解放军抬单架的队伍,据说一直跟随部队到宝鸡打完仗后转回。

到了1950年,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孩,但出生后就夭折了,原因是母亲当时生产时没有人照管,孩子生下来脐带没有剪断,母亲试图自己爬上炕,在这个过程中拉伤了脐带……。时年父亲26岁,母亲17岁。

1952年4月27日,我的姐姐任梅叶生世,我出生于1955年12月10日,大妹任小玲生于1960年3月7日,二妹任麦玲生于1962年10月11日,弟弟任玉林生于1965年5月初3,小妹任红梅生于1969年正月28日。小妹出生时,父亲45岁,记得当时父亲精神状态非常好,非常疼爱小妹,经常对人说“初八十八不算八,二十八是福疙瘩,我以后跟上我碎女子享福呀”。也许父亲说的是真的,小妹这几年家庭条件很好,对老人很好。但父亲却没能享到她的福。父亲病故于1989年腊月初1凌晨3点29分,小妹当时21岁还未订婚。

我们姊妹六个都是在我们的旧居出生的,即我弟弟现在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任文席爷爷的地方,任文席的爷爷和任克斌的父亲是胞兄弟文席的爷爷为大,克斌的父亲为次。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兄弟之间分家时其住宅按照哥东弟西、哥南弟北分配,所以文席的祖上分到了座南面北的厦房。由于当时文席祖上人口增长快,所以就在十里塬西窈打了地坑院并于解放前夕搬走。

生活的磨练造就了父亲自强不息的性格,这种性格也潜移默化的传递到我们兄弟姊妹身上。解放后,我们家被定为贫农,政府为我们分了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魏振刚的北院(任志锋南边),我父亲觉得那地方太小就没有要,后来以13.6石(担)麦子的价格买了任文席祖上的半个院子,包括座南面北的五间厦房、门房一间半,后院三间大房属任克斌家所有,井水共用。父亲当时年仅25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