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俊的中国小伙儿，一位勤奋的留学生，每日凌晨兼职送报纸，好心的他在电梯里扶了一下倒向他肩头的一个酒气熏天的日本胖女人，一场麻烦便死死地缠在他身上，多年无法解脱……
谁能想到，世上竟有以诬陷别人对自己实施性骚扰为业的女人？可中国留学生张晓冬不幸遇上一个，地点在日本福冈。
电梯里遭遇陷阱
张晓冬，天津人，当年26岁，出国前曾在天津理工学院读书。1998年10月留学于日本，就读于福冈电脑教育学院。
在国内，张晓冬学的是科技英语。按说，其留学方向应当是讲英语的西方国家，但他欣赏日本，特别是这个民族，在战败后短短数十年就能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中有许多东西值得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不顾亲朋好友反对，前往日本，并且改学工科。张晓冬还动员他的妹妹张晓梅：一个英语托福考试过关，而且学过法语和德语的学生到日本留学。
张晓冬学习非常刻苦，在学校，他的成绩总是系里第一名。但张晓冬生活很苦，他家不富裕，送他出国的230万日元已耗尽家中所有积蓄，他必须靠打工支付自己每年60万日元的学费和生活中的各种开销。妹妹不懂日语，她必须要在8个月内拿下日语，才能参加今年的高考。张晓冬心疼妹妹，不让她去打工，她的学费154万日元自然要由他来挣。于是，张晓冬要打两份工，每天凌晨4时至6时送报；晚饭之后，他去超市上班。
这一年的11月3日凌晨，张晓冬像往常一样去送报。4时50分，张晓冬骑车到博多区天代新博多住宅楼三幢门口。此楼14层，每层12户，电梯居中。那天广告特别多，报纸很沉，一次拿不了，他只好分做两拨送。
就在他从车上拿报时，不远处突然传来很大的说话声。循声望去，是一个年近四十的胖女人，她个头不高，浓妆艳抹，一双金光闪闪的高跟鞋，一身怪模怪样的服装及发型，正在和送她回来的司机告别。
两人同时奔向电梯。走近时张晓冬才知她是喝多了酒，走路时有些摇晃。那女人抢在前面，连按几下，按不开电梯的门。张晓冬代劳，按一下，门开了，那女人一步迈进去，但她并不懂得让路，而是堵在门口，电梯就要关门，张晓冬赶紧跟了进去。
电梯动了，女人盯着张晓冬。25岁的张晓冬文质彬彬，身高1.76米，浓眉大眼，长得十分周正。女人开口问：“多大了？”张晓冬回答：“25岁。”女人又说一句，是方言，张晓冬听不清，但那一脸奇怪的笑，吓了他一跳，他立刻掏出了小词典，假装查单词，逃脱尴尬。日本民用电梯空间窄小，两人面冲门口并肩站着，突然女人的头莫名其妙地靠向张晓冬。张晓冬以为她喝醉了，怕她摔倒，同时也怕有失体统，用手扶住她的胳膊，把她慢慢地推了回去。
红灯闪到5楼，女人下了电梯。张晓冬随后从6楼起，向下顺着楼梯逐层分发报纸。张晓冬下到5楼，发现那女人没回家，仍在楼道里打手机。张晓冬有了教训，走过时尽量避开她。女人说了一句方言，大概是“去玩”的意思，张晓冬不知是冲他还是冲着手机讲话，低头不语。等他给5楼订户送完报纸重新回到电梯前，那女人突然领来一个中学生似的男孩（事后得知是她的儿子），不由分说上来就看张晓冬手中的报纸，“啊，是《每日新闻》！”张晓冬看那女人的表情兴奋得像是突然中了大奖，并且再三地叮嘱男孩儿说：“记住啦？一定要记住哟！”把那男孩吓得连连后退。张晓冬觉得奇怪，但未多想，径自向 4楼走去。
6时30分，张晓冬送完报纸回到报社。负责发行的日本人三原功突然问他：“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人？”张晓冬说：“一个喝醉酒的女人。”
“你对她是否有过非礼的动作？”三原功又问。张晓冬说：“没有，绝对没有！”
三原功提醒说：“她已经把你给告了，说你骚扰她。现在没事，你先回家。”
张晓冬骑车回家，心想“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太年轻，还不知眼前已有一个陷阱。
失落与恐惧紧紧抓住了他
早上7时，张晓冬刚回到家，报社打来电话：“请来一趟，警察找你。”张晓冬重回报社，一位便衣警察在等他问话。他以为事情很简单，三言两语便可说清，岂料警察却说：“请跟我们走一趟。”
三原功陪张晓冬去了博多警察署。到那后，他向警方力陈张晓冬平时为人忠厚，学习勤奋，然后又劝张晓冬说话要实事求是，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久，三原功走了，张晓冬被扣在警署整整一上午。中午12时，一群警察出现在他面前，为首的一个手执公文，宣布对张晓冬执行“留置”，也就是“拘留”的决定。张晓冬顿时蒙了。片刻，一位台湾人走来，安慰他说：“你虽被拘留，但只是被怀疑。”
很快，张晓冬被押进称之为“留置所”的地方。就像是一只羔羊突然掉进陷阱一样，张晓冬被投进了冰冷的监房。他气得发疯，心想那女人何以如此歹毒，若说是性骚扰，明明是她骚扰了他，为什么又要陷害他？又想貌似精明的日本警察何以如此糊涂，不做调查，仅凭一面之词就抓人？同时他又非常害怕，怕家中的妹妹没人管，怕国内的父母急出了病，怕学校断了自己的学业。张晓冬知道是掉进了陷阱，谁能营救自己？失落与恐惧，紧紧抓住了他。
审案的警察名叫牛岛谦二，态度非常粗野。一次录口供，张晓冬细述女人骚扰自己的事实，牛岛谦二问：“她向你倒来的时候，难道你没有预感？”张晓冬说：“没有。”牛岛谦二突然发火说：“那你们中国人是混蛋！”张晓冬当即反问：“什么？你说中国人什么？声音之大，令在场的人侧目。牛岛谦二赶紧岔开了话题。事后，张晓冬向律师提出抗议，律师劝他说这里的警察大多没上过大学，素质较低。
但这绝非仅是素质问题，而是一种民族歧视问题，随后发生的事件，更能证明这一点。例如警察们想都不想，一个送报的人，是否会在自己天天都要出现的地点作案？一个为生活苦苦挣扎的外国留学生，是否还敢自找麻烦？他们只凭一个女人的“指控”，就激起了“本国女人岂容外族欺辱”的民族情感，于是不肯放过张晓冬。日本社会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性骚扰现象，犯事者若是日本人，情节较轻者一般是罚款了事；若是美国大兵，干脆装聋作哑。如今碰上张晓冬，警察们却要把文章做大。他们三言两语便让检察官同意了延长对张晓冬的“留置”。在日本，“留置”10天为一期。张晓冬被警察们一次次押往检察院，检察官的态度和警察一样，“女人怎会诬陷你？难道她想犯罪？”因此留置期一次次被延长。
事情发生在清晨，双方皆无有力的证据和证人，如何结案？警察对张晓冬说：“你承认吧，罚5万日元了事。”还对张晓梅说，“你劝他承认吧，处罚5万日元，他就可以走人。”张晓冬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5万日元事小，名誉重于泰山，父母从小培育自己，省吃俭用地送自己出国留学，难道要给他们背一个“性骚扰”的罪名回去？此案不清不白，不弄清白如何面对学校和社会？
同室的两个嫌疑犯也对张晓冬说：“不能承认啊，你要对得起自己。那女人明显是要敲诈你，检察官不会起诉的。即使起诉了，也未必是坏事。你若这样出去，她会再敲诈你。起诉之后，法庭若判你无罪，不仅国家要给赔偿，那女人也别想再打你的主意。
这时，不时有信息传到答应为张晓冬帮忙的报社（他兼职的报社），说指控张晓冬的女人以前就曾敲诈过其他的男人，她在福冈最繁华的一条街上开有店铺，是个“妈妈桑”，其丈夫和父亲沾有黑社会的背景。
日本社会性骚扰严重，但个别妇女以性骚扰诈人钱财的丑闻也时有发生。许多日本人爱面子，遇上这种事，不等女人“报警”，赶紧掏钱息事宁人。有的态度强硬，被女人指控进了留置所，几经折腾最后熬不住也得向女人低头。有的即使坚持到法庭上，法官做庭外调解，女人仍有诈取“赔款”的机会。张晓冬从律师处得知那胖女人曾敲诈别人的消息后，立即报告检察官，以回答他们“女人为什么要诬陷你”的问题。岂料时隔不久，张晓冬仍被推上了法庭。
陷阱里铺设了另一个陷阱
警察抓了张晓冬，吓坏了张晓梅。平时一切要由哥哥照顾，连做饭都不用操心，如今反要她来营救哥哥，她束手无策。
兄妹俩第一次见面，晓梅吓得呜呜直哭。张晓冬叮嘱她，千万不要影响学习，高考的日子马上就到，考不上大学前功尽弃；千万别让父母知道此事，二老身体欠佳，别让他们担惊受怕。
张晓梅开始组织营救。报社同情张晓冬，主动提出帮助找律师，并且支付一定数额的律师费。但请来的律师狮子大开口，律师费张口就是160万日元，并提出要用350万日元，才能办成保释手续。张晓梅蒙了，别说是日本的法律和律师的行情，她连日本话都还说不利索，只要是律师说的，她就努力去办。然而350万日元的保释金，她到哪里去找？这时，远在天津的父母觉察到儿子出了问题。
平时，父母往日本打电话，就图能听听儿女的声音。老两口家中仅有一台旧彩电，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儿女将来会有出息。去年12月28日，老两口突然醒悟到一个月来电话那头总是女儿一人在家，儿子哪去了，他们不断地追问。张晓梅搪塞不住，谎说哥哥生病住院治疗，怕双亲着急不敢告诉；并说哥哥需要做手术，需350万日元。
老两口一听焦急万分，家中没钱，到处去借，借钱时才发现女儿在撒谎。在华工作的一位日本朋友奇怪：即使大手术，100万日元足够，何需350万？日本朋友打电话到福冈，一查根本没有张晓梅所说的那家医院。父亲立即质问女儿：“到底怎么回事？”张晓梅只好倒出实情。张父一听怒不可遏，他了解儿子，深知儿子不会做那种缺德事，儿子肯定是受到了冤枉。他后悔，当初只想让儿子成材，不想却让儿子进了火坑。
老两口四处张罗着借钱。一位日本朋友提醒他们：“此类案件，保释金不多，当心有诈。老两口迅速电告女儿，要他们多加小心。而此时，张晓冬也意识到律师有问题。他在监房中了解到，像他这样的小案件，请一位律师的费用，一般是30万日元，官司打完之后，若是结果令人满意，作为奖励，可以再给30万，也可不给。而他的律师张口先要160万日元，结案前后各一半，并说官司若是打赢了，政府依法支付的赔偿金还要再给他一半。
最令张晓冬气愤的是，直到开庭的头一天，律师仍在不停地与他谈价钱，而庭上律师表现得苍白无力，连对方一些明显的漏洞他都没有及时抓住。监房中有人提醒张晓冬：“350万日元的保释金有问题。张晓冬突然醒悟到：此律师为何要超额索要保释金？就是为将来扣留他的“费用”作准备。张晓冬万万没想到：在他掉进陷阱时，律师反而在陷阱里设了一个更深的陷阱。
黑心的律师，当场被张晓冬辞退。原本答应支持并资助张晓冬的报社，不久也打起了退堂鼓。最后，只剩张氏兄妹二人在几位老乡的支持下孤军奋战。张晓冬为人忠厚，平时交下许多真朋友。日本社会借钱难，朋友之间不谈钱。但是一听晓冬出事，350万日元两天内就凑齐在张晓梅手里。
为了自己，更为中国人的声誉
许多人以为通过检察院的调查，张晓冬不会被起诉。可惜结果却是，张晓冬不仅被起诉，所被指控的罪名还是“强制猥亵”。所谓强制，意即使用了*力暴**。张晓冬奇怪，连那个女人都说不过是摸了一下，检察官为何却要加重罪名？
法院的法官大概是读不懂检察官公诉的案卷，开庭前特意找张晓冬问话。在去法院的路上，押送张晓冬的警察说：“大概是法官认为这个罪名太重了。”歧视，连在法律的运用上都要有所表现。
次年1月24日，法庭第一次开庭。按照行政诉讼的原则，此案的第一被告按说不应是张晓冬，而是案发时张晓冬正在为之服务的报社。但不知为什么，法庭对此不闻不问。
原告名叫高松。庭审中高松漏洞百出，例如她在遭受*辱侮**后为何不去警署直接报案，而要先去报社了解了被告的底细之后再去报案？谁都清楚，一个初来乍到孤立无援的外国青年，既不了解日本的法律，也难以得到社会的同情，原告是否在有意利用这一点？可惜法官很少注意这些问题。以至张晓冬暗自猜想：假若自己不是一个外国人，不是一个以送报谋生的“报童”，法官的态度是否还会这样？
日本的审判制度是每月开庭一次。开庭6次，时间就耗过了半年。新请的律师向法官一次次地递交保释申请，明明是符合保释的条件，但就是得不到批准，直到第四次才办妥了保释的手续。
7月12日上午，张晓冬出了留置所，还未到家，他就给天津的父母打电话：“爸爸，我出来了！”电话那头儿，张父一听失声痛哭，良久不能说话。但他还是忍住悲痛，劝慰儿子：“孩子，我和你妈相信你。你受委屈了，但千万不要背上思想包袱。这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不会影响你整个人生的前途。”
张晓冬向父亲保证：“爸爸，我会正确对待的。此事让我变得更加成熟。您放心，我是不会消沉的。我将面对现实，努力打好这场官司。”
回家之后，张晓冬借来许多日文书，认真研究日本法律。学校的老师同情他，答应保留他的学籍，让他明年4月开始重上。妹妹张晓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高考时考出了连日本学生都难以达到的好成绩，被九州艺术工业大学画像设计系录取。张晓冬没了后顾之忧，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官司。
张晓冬瘦了，体重下降十几公斤，半年多的“留置”生活，精神及肉体都受到很大伤害。原定8月24日此案一审判决，一拖再拖，说庭审仍将继续，理由是法官发现原告的证词存有问题， 原告指控说非礼行为发生在上升的电梯里，法官们实地测量，测得那部电梯从1楼升至5楼的时间仅为26秒，在这短短的26秒中，一个并非是跟踪而至，而且是背抱着大卷报纸的人，能否突然迸发出犯罪的念头，并用*力暴**迅速予以实施呢？法官要重审一些相关的问题。看来，连法官对其指控的真伪性都产生了怀疑。
其实，只要查出一件原告曾经敲诈过别人的事实，原告一副被害者的伪装就会被戳穿。遗憾的是张晓冬，所请的日本律师，对这种费时费力的工作没兴趣，除非张晓冬缴纳出更多的律师费。
案发之后，日本报纸简短地报道过这一案件，随后天津的媒体转载了这一消息。张晓冬的遭遇在国内及在日本的华人社会中激起强烈反响，一些华人律师纷纷表示愿为张晓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面对同胞们的支持，张晓冬非常感动。他说，他确实需要一个功夫过硬并且是真心实意的好律师。但他也要痛报“一箭之仇”，亲自参加对原告的反击。他正在研读原告那具有100多页的所谓指控及证据，发现了许多漏洞，他正用刚学会的日本法律术语，针对那些漏洞，写他自己的法庭辩护。他说他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为他自己，更为中国人的声誉。
可等待他的却是3月20日的判决，日本福冈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张晓冬强制猥亵罪成立，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