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与曹魏、蜀汉三足鼎立的东吴帝国的主要奠基者是孙权，博览三国史的毛主席对他的开创功业和历史贡献都有过精辟点评。
早在毛主席的学生时代，孙权就是他心目中的人杰。他曾在湖南一师的《讲堂录》中写道：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在青年毛主席看来，孙权是可以和他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人物——曹操相比肩的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孙权得有一方天下，是在其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业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孙坚（157-193），“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官至豫州刺史，是东汉末年最为坚决的不妥协的反对董卓的斗士。军阀混战期间，他站在袁术一方，进伐刘表时被江夏太守黄祖的士兵射死。
孙策( 175-200)，继承父业，“创基立事”，是当之无愧的“有吴开国之主”。因此，孙权后来说： “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
毛主席几次提到孙权自己年纪轻轻就当了家。1965年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看起来还是青年行。……孙权生于东汉光和五年，他接哥哥孙策班时才十八岁。”
孙权是一位沉静有谋的非凡历史人物。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孙权15岁为阳羡长，随后以奉义校尉之职领兵跟随其兄孙策征讨，参加过讨伐庐江太守刘勋和江夏黄祖的战斗。
孙权的父亲孙坚有五子：孙策、孙权、孙翊、孙匡、孙朗。孙策、孙翊皆骁勇善战，而个性轻躁，两人先后死于非命。孙匡平庸无才，孙朗属于庶出，孙氏兄弟，唯有孙权状貌奇伟，方颐大口，目光炯炯有神，被时人认为“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刘备到京口初见孙权，亦大为感叹，认为“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足以想见孙权的非凡气度。
孙权胸襟豁达，好侠养士，处事果断，又多谋略，有纵横天下之志，所以孙策十分器重他，“自以为不及”。孙策临终前，张昭等人认为孙策将授兵权于孙翊；但出人意料，孙策呼孙权配印绶，且对他说：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正如孙策所言，孙权不善于临阵决机，但却长于驭将用贤，又果于决断，因此在军事上仍有非凡建树，故能保有江东。
建安五年( 200)四月，孙策身亡，孙权继位，江南局势很不稳定，地盘虽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江、庐陵六郡，“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且孙氏家族内部也不无觊觎权力的人。如从兄孙昌就想乘机夺权。
那么，年未弱冠的孙权是如何应对这一系列危机的呢？他的总方针是“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首先，孙权团结旧部，“分部诸将”，张昭为文臣领袖，周瑜为武将之魁。孙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兄事周瑜，又以程普、吕范等为将领。张昭、周瑜等人皆以为“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率群僚立而辅之”。张、周心服，这就稳定了全军。孙权还“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同时，任用、提拔了一批地方官和武将，破格擢用年轻人。这样，众士归附，人心悦服。
接着，孙权“讨不从命”，讨灭庐江太守李术。李术为孙策所任命，199年，李术为孙策攻杀了曹操所任命的扬州刺史严象，现在他却背叛了孙权。孙权利用袁曹官渡相持，曹操无暇东顾的时机，联络曹操，孤立李术。孙权致信曹操，声称李术攻杀严象是“轻犯汉制”，藐视曹操，是一个凶恶之徒。孙权要为国讨贼，为严象*仇报**，并说此举为“天下达义”，希望曹操不要救援李术。措词冠冕堂皇，理直气壮。曹操乐得顺水推舟，委派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孙权抓住时机，一举歼灭了李术，有效地巩固了孙氏的既有地盘。
在此基础上，孙权“镇抚山越”。山越，则泛指居住在山地的越族人。建安期间，天下混乱，诸侯争雄，两越旧地以及内徙越民，不仅有乘机拥兵起事者，而且普遍立寨固垒，自建武装，不听地方政权的管辖。孙权分割郡县，设置新郡新县，分部诸将，分片包干剿抚，驱略山越人下山，使强者为兵，弱者补户。山越精壮有10万多人从军，补为编户齐民的人口不下50万。孙权镇抚山越的政策，相当严厉，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孙权的坚决贯彻“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的方针，终于稳定了江东局势，奠定了三分天下、逐鹿中原的雄厚基础。而孙权决策的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则尽显他作为杰出历史人物的雄才大略。
曹操基本上统一北方之后，于建安十三年（208）十月，留曹仁驻守江陵，自己亲率大军东下征江东孙吴集团。曹操来势凶猛，东吴以张昭为代表的一部分僚属主张投降，认为曹操托名汉相，是挟天子以征四方，抵抗则于理不合；又曹操已占长江，江东无天险可守；曹军水陆俱下，攻势强大，江东没有能力抵抗，所以劝孙权迎接曹操。
与此同时，曹操又送来威吓劝降书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张昭等人更加坚定要投降曹操，孙权一时难以决断。
主战派鲁肃趁孙权如厕之机，偷偷跟到孙权身边，先指出张昭等人的主张不足以采用；又说他自己投降曹操，还可官至州郡长吏，但身为一方之主的孙权如果投降的话，曹操是绝对容不下的。孙权听后，直叹张昭等人“甚失孤望”，于是赞同了鲁肃的看法，鲁肃又建议召回驻守鄱阳的周瑜共商对策。
周瑜回来后，亦坚决主张抗曹，他逐一分析曹军的弱点：曹军疲惫不堪，必生疾病；天气盛寒，马无藁草；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的后患；中原士卒舍弃骑兵的优势，却不习水战。周瑜进一步分析了曹军的实际力量，指出来自中原的曹军不过十五六万，但已久战疲惫，而新得刘表降卒的七八万人，却心怀猜疑犹豫。因此，只要有五万精兵就可以破曹。
于是，孙权终于下定决心，并当众拔剑砍下案角说：“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毅然决定抗曹，随即任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筹划战略，联合刘备共同抗曹。
小说《三国演义》中将赤壁之战的主要胜因归功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多少年来民间也都说赤壁之战的胜利是由于诸葛亮“借东风”。其实，正史《三国志》这样记述赤壁之战的精彩历史瞬间：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毛主席这样评价赤壁之战：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者古亦有之。赤壁之战，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
毛主席认为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决定战争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赤壁之战的胜利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毛主席看来，赤壁之战战胜曹操应主要归功于孙权，他不被曹操的汹汹气势所吓倒，敢于迎战，正确任用周瑜等青年才俊，制定了联刘抗曹的战略，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孙权毅然决策联刘抗曹，赢得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利，实为惊人之举。他又审时度势，在赤壁战后借荆州给刘备，此举更能表现他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的大胸怀和大气度，连一代奸雄曹操也深感意外。出借荆州具有很大风险，这一抉择，令人惊叹。刘备得荆州后，阻止孙权西进，孙权顾全大局，暂时让步。直到214年，孙权与刘备争荆州南三郡，仍表现了极大的忍耐。孙权索要荆州南三郡，很有分寸；可刘备不容，以兵戎相见。
当曹操已得汉中，从背后给刘备插了一刀时，孙权并未趁火打劫，而是答应刘备讲和，让刘备调头去对付曹操。这次孙刘言和以后，刘备得了汉中，孙权得了江西皖城，巩固了江北防线，有效地屏卫了江东。
孙刘二次联盟之后，孙权一度把战略重点放在东线的曹魏，力争合肥，北进徐州，企图把战略防线推进到淮水一线。可惜其时鲁肃不幸病故，加之关羽骄矜自大，激怒了孙权。吕蒙代鲁肃领兵，上陈擒羽之策。吕蒙说，孙吴取了徐州也不易守住，还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孙权接受了吕蒙的献计，改变战略，矛头西向，立即派徐详使魏，向曹操陈说天命，纳款效顺。曹*死操**后，孙权还向曹丕称臣，接受其封爵吴王。孙权借此张大自己声威，避免两线作战，确保全力西进，赢得了夺取荆州的辉煌胜利。
之后，夷陵大捷，但孙权拒绝了徐盛等穷追刘备的建议，果断地收回兵力，沿江布防，避免了曹魏的乘虚袭击。在争荆州的回合中，孙权军事上胜了刘备，政治和外交上胜了曹丕，充分显示了他随机应变、纵横捭阖的韬略。
赤壁之战，孙权任用周瑜而大破曹军；荆州之争，他任用吕蒙而获全胜；夷陵之战，他起用陆逊而成大功；后来的石亭之役，他用周鲂之谋而收奇功。
赤壁之战、争荆州之战、夷陵之战，这几次三国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战役无一不关系着江东的生存，孙权都稳操了胜券。没有这一系列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孙权不能立国。
公元229年，孙权趁魏明帝年轻（时年26岁）、东吴与蜀汉关系较好的时机，称帝建立了吴朝，改元黄龙，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三国时期的吴国大帝。《三国志》作者陈寿对作了高度评价，赞誉孙权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称赞孙权决策的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争史上的奇迹；在《论持久战》中，他把这两场大战列为“化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指出“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用以阐述“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的战争观。
三国三雄曹操、孙权、刘备，皆善识人而又能用人，故能为一世之杰。如果将孙权与曹操、刘备相较，在用人上孙权兼曹、刘二人之长而避其短，显得更善于识人、用人和培养人才。
曹操用人，权谋巧伪，独步当时。由于他雄踞中原，人物荟萃，但曹操性多疑忌，“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如许攸引破袁绍为己功、荀彧反对曹操晋封魏公、杨修之智超出了曹操等，都一一遭曹操忌杀；再如忠心耿耿的程昱、贾诩、刘晔等许多智士，面对曹操都十分谨小慎微，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
刘备思贤若渴，宽仁待士，但刚愎自用，任人唯亲，所以蜀将多不睦。马超、赵云都未尽其用，尤其马超，抑郁而死。关羽与麋芳、傅士仁不协，刘封与孟达不善，杨仪与刘巴不睦而又与魏延不相容，都坏了大事。王夫之曾指出：刘备信诸葛亮，不如信关羽，“且不如孙权之信子瑜也”，故失荆州，败夷陵。
孙权，亦工权术，但不似曹操之险诈；亦宽仁，但不效刘备之用人唯亲。
孙权对人才不求全责备，求其所长，容其所短。孙权曾致信陆逊，从容谈论周瑜、鲁肃、吕蒙及陆逊等人的功绩和长短得失，很有雅量。孙权在书中明确提出“不求备于一人”的用人原则，认为鲁肃有二长一短，但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陈寿对孙权的品评论人之言，极为赞赏，认为“优劣允当”。其他诸将，如甘宁、潘璋，骁勇忠勤而粗猛好杀，潘璋更是奢侈骄汰而数犯法禁，孙权惜其才、重其功而宥其短，两人感遇，立下无数战功。
孙权以国事为重，不任人唯亲。《三国志·吕范传》载有一个生动的事例：孙权15岁时作阳羡长，手下有一个功曹叫周谷，其人工于迎逢，善造假帐欺瞒上司，多支钱财供孙权私用，很得孙权欢心。吕范主管财计，孙权每有所求，他都一一记载下来向孙策报告，惹得孙权很生气。然而，到孙权统事时，却反过来重用吕范而罢黜了周谷。由于孙权用人以国事为重，他又有一双善于识人的慧眼，故其所用人才，国受其益。
在孙权“亲贤贵士，纳奇录异”的用人政策下，远近奇士，争相效命，使得孙吴帝国人才济济，虽逊于曹魏，却远远超过蜀汉。所以王夫之评曰：“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
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曹操就很瞧得起孙权这位对手。赤壁大战后，从建安十四年（209）至建安二十四年（219）间，孙权、曹操两家曾数次相互攻守于合肥，二度战于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
据《三国志·吴主传第二》中记载：“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视权军，叹其齐肃，乃退。”就是在这次相拒过程中，孙权上演了“探曹营”和“草船借箭”的故事，令曹操大为震惊和叹服。
《三国志》裴松之注中转引《吴历》说：
“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望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又有一次，“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固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可见，《三国演义》描写的出神入化的“草船借箭”的原型是孙权，而非诸葛亮。
曹操评价孙权的那句著名的话“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意思是生儿子就应当生像孙权这样的英才，刘表的儿子刘琦、刘琮不过如猪狗罢了。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根据这一历史典故，创作了著名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词作，曾多次圈阅吟读。1957年3月20日下午，毛主席坐专机从南京飞往上海，在飞临镇江上空时，他挥笔书写了辛弃疾的这首词，并向身边的随行人员讲解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典故。
1975年5月，毛主席在北京召开政治局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作了解释：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材运到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接着，他又念了辛弃疾《南乡子》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将最后一句略改二字，委婉地传达出垂暮之年的毛主席对未来接班人的某种忧虑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