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李焕英董若溪怎么出名的 (假如你好李焕英母亲节上映)

作者:林凌 指导老师:王辰瑶、郑佳雯 编辑:苏子涵

贾玲在《你好,李焕英》里穿越回去的胜利化工厂,勾起无数国人的回忆:厂区、车间、大锅饭、集体宿舍、林荫道——一切都很“八十年代”。电影中李焕英买电视还要凭票排长队的场景,预示着一个电子时代的到来。不过,现实是:曾经在电子时代红火兴盛的大厂,也难逃经济发展兴衰,和影片中的化工厂一样,也正在褪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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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电影《你好,李焕英》

电子科技公司的员工开始在公司种菜了?

我妈妈就工作于这样的大厂——湖州大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洋厂)。大洋集团官网显示,该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硅胶制品企业之一,业务遍布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地区。

我印象中的大洋厂总是热热闹闹,员工们有说有笑,干劲十足。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我在这住了9年,看爸爸打厂里的篮球比赛,和妈妈一起去食堂吃饭,在单杠边上和其他小朋友玩“*猫猫躲**”,在家里期待5月和12月公司集体生日时给爸妈发的礼物。后来离开员工宿舍,我便很少了解大洋厂的消息。

直至近日放假在家,我才从妈妈口中了解到大洋厂的发展已大不如前。妈妈带回来两株白菜,说是她的朋友廖凤在厂里自己种的。“什么时候,电子科技公司的员工竟然开始在公司里种菜了?”带着这样的疑惑,我开始了解大洋厂的故事。

招50人收1000份简历的90年代

大洋厂是一家主要生产硅胶制品、薄膜电路按键、塑料制品、模具等产品的外商独资企业。位于广东东莞的总厂成立于1991年,我妈妈所在的是2000年开设在浙江湖州的分厂。

从9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大洋厂和很多电子设备生产厂商一样,走在时代风口。大洋厂以硅胶为主要原材料,生产电脑键盘、遥控器等产品。一方面硅胶生产技术突破,使产量大增;另一方面是电脑电视的普及,让需求大涨。当东莞本地的劳动力难以满足工厂运作所需要的工人时,临近广东的湖南、四川、广西、江西、福建等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东莞寻找机遇。

项国就是当年外来务工人潮中的一员。1995年,退伍军人项国来到大洋厂东莞总厂当保安,他回忆说,总厂当年共有80个保安。2000年湖州市的大洋分厂建立时,项国作为第一批员工来到了这里,并担任保安队长。在2007年公司成立专门的人事部之前,保安队还负责给企业“招工”, 前来应聘的人需要先到操场跑步检查身体素质,然后再进行文化考试。“只要身体没有很差,没有残疾,初高中文化就行。”项国这样描述大洋厂的招聘要求,据他回忆,2007年时,湖州大洋厂有30名保安。

曾才已在这个厂里干了24年。他回忆当年自己求职的火爆:“招50个人,却有1000多份简历。”曾才一开始在大洋厂总厂,后换到湖州分厂工作,从普通生产线员工到三级、二级、一级技术员,再到生产领班、生产组长。这些年,曾才一直在制作硅胶按键、电脑键盘,这也是大洋厂的主要业务。曾才说,他们有时候也会做别的硅胶产品,如汽车遥控器、洗脸刷、厨房硅胶用品、电瓶车钥匙扣上的硅胶套等。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工厂还尝试研发并生产了硅胶口罩,但后来没有发展成稳定的业务。

被ipad改变的企业

变化大约是从2010年开始的。那一年,苹果公司第一代IPAD的上市,让平板电脑开始走进千家万户。此后,触控屏技术逐渐应用于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家用电器,逐渐取代了鼠标、键盘等传统输入设备。曾才说,最高峰时他所在的部门曾有1000多人,而今仅剩10人。一直待在保安队的项国也经历了同事人数的变化,最高峰时他有80名同事,现在只有11人——他们穿的还是4年前的旧制服。

年终奖缩水了,绩效工资也取消了,“以前年终奖可能有六七千,现在也就一两千。而且现在绩效好也没多的钱拿。”曾才语速飞快地说道。食堂消失了,改为统一订餐;厂区面积也缩水,部分厂房划给了隔壁厂;空无一物的公告栏,生锈的单杠,没有篮网的篮球架,还有被用作菜地的花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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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曾才(左一)

公司名义上称不许利用公共资源种菜,后来说要种只能用二次水。菜地就在“二次水”的浇灌中逐渐扩大。2018年只是在公司最东边宿舍的边缘一角上有一两个清洁工悄悄清理了石块、买土、买种、买肥料,到今年,所有员工宿舍前的花坛都被种上了当季蔬菜。春节值班的项国不忍心拒绝那些菜地主人的请求,在巡视厂区时还得帮忙给菜地浇浇水。

廖凤就是在公司里种菜的员工之一,她一家三口都住在厂区员工宿舍里。问及为什么要在公司种菜,廖凤说,“一分钱也是钱,菜价不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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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摘菜的员工

普通员工:打工、种菜、送外卖

业务经理罗权透露,大洋厂的年销售额自2013年达到2亿人民币后开始持续下降,每年下降约20%,2019年后年销售额趋于稳定,大约为4000万人民币。大洋厂注册资金为2300万美金,现处于持续减值状态。根据新浪财经提供的数据,大洋厂所在的大洋集团也常年亏损,股票下跌。

与大部分硬件代工厂相比,大洋厂生命线似乎还更长些。2013年至2015年前后,国内硬件代工厂就出现了倒闭潮。较为有名的有:2013年诺基亚手机零部件供应商闳晖科技宣布关门停产;2014年台湾胜华科技的三家子公司均宣告倒闭;2015年华为、中兴公司的一级供货商、深圳市的明星企业福昌集团宣布破产。当经营成本上升、市场需求萎靡,缺乏核心技术的硬件制造加工厂商们大部分都面临着经营危机,有的选择关停、出售个别工厂,有的选择调整产品价格,还有的,直接宣布倒闭、破产。

当我问道:“既然工厂效益大不如前,有没有想过离开?”

曾才、廖凤和项国,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月薪4000多元的曾才为了还车贷,开始兼职送外卖,从夜里8点工作到12点,平均下来一小时能赚20-50元。初中毕业的曾才从没想过换份工作,“不敢换”“(因为)没竞争力”。当他凭工龄和经验好不容易成为工厂的生产管理人员时,更是不敢轻易离开。

廖凤也不敢放弃这份工作。年轻时这份稳定的工作意味着能每餐吃饱,有了孩子后,这份工作意味着生活的基本保障。在基本保障之上,廖凤种菜、尝试做微商,希望能多挣一些钱给孩子读书。

项国现在只想安安稳稳地干到退休,然后回四川老家。退伍时放弃国家分配的公安工作而选择了当时工资更高的工厂保安一职后,项国就一直做到了现在。三十多岁时,他也曾有过创业的想法,因资金不够而作罢。偶尔,项国也萌生过出去找工作的想法,但又担心自己年纪大没人要。

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不再有规划,但有一件事很明确:自己吃苦,供孩子读书。

为了孩子上学,廖凤*款贷**买了有学区的商品房。但为了省钱,自己一家人还是住在厂区宿舍,“希望他能读个大学吧,别像我们一样吃没文化的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项国、曾才、廖凤、罗权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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