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增长时代，亚洲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汗水而不是灵感”。当增长放慢，工薪阶层即使过劳工作，也难以过上满意的生活。
元旦前两天，一位22岁的拼多多员工凌晨1点半猝死在下班路上。而在此前后，从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到北京疫情通报中的顺义中年人生死疲劳，再到饿了么猝死的员工，过劳引发了人们对于互联网打工人996、007悲剧的哀叹。
事实上，互联网公司加班文化盛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2016年10月，58同城被曝出实行全员996工作制度，公司CEO也因此受到员工声讨。只有工作没有生活，这样的状态下，员工哪怕拿着高薪，幸福感又从何而来；而且违反现行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
2019年3月，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上传开。发起人呼吁程序员们进行揭露，将超长工作制度的公司写在“996公司名单”中。一周之内，华为、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京东、58同城、苏宁、拼多多、大疆……一个个互联网头部公司先后上榜，而且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加长。
加班文化盛行不独在中国，在东亚国家也非常普遍。因为东亚民族素以勤劳著称，而作为经济后发国家，东亚国家鼓励企业追求效率和利润，政府则获得GDP高速增长和更多的税收收入，劳动者健康和权利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经指出，亚洲的增长“主要来自汗水而不是灵感，来自于更努力而不是更聪明的劳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地产和股票价格飙升，整个经济处于泡沫繁荣之中，就连制造业和物流业也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下班后和节假日加班的情况剧增。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披露了日本公司职员因长时间工作，导致过劳疾病和死亡的大量数据。
1988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公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长时间工作者有777万人，每4个男性中就有1个（24%）。1989年，日本厚生省制作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根据其中的“壮年期死亡”数据测算，因蛛网膜下出血、心肌梗死等心脑疾病导致的壮年期（30~64岁）“疾病猝死”的人数约为17000人，超过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企业为走出债务困境，大量裁员，造成员工劳动强度和精神压力剧增，因过劳导致的精神疾病和自杀人数不断增加。
据厚生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由过劳造成心脑疾病且被全国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为工伤的案例数为前一年的2.2倍，人数的达到317人，其中160人死亡。在认定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得到工伤认定的过劳自杀者和和精神障碍者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43%。从年龄层来看，精神障碍最多的是30多岁的人，其次是29岁以下的年轻人。
这一波的职场过劳与全球化资本主义逆流、信息资本的冲击和消费主义陷阱，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也在其影响之下。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口红利背后是无数劳动者的血汗。据首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杨河清教授对2010年北京市中关村和CBD企业知识员工的调查表明，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的人超过调查对象的30%，超过60个小时的人占近10%。
由于中国缺乏关于过劳死的医学、法律判定标准，这方面可信数据付之阙如。但近年来企事业单位员工猝死的新闻屡见报端，其中不乏高级人才，警示中国过劳问题已刻不容缓。
2019年，BOSS直聘联合微博职场发起“2019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0.6%的职场人基本不加班，近九成的人都难逃加班命运。其中，45.5%的职场人每周加班2到3天，24.7%的人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其中，年龄越小的群体加班比例越高，95后所占比例高居榜首，竟高达31.28%。调查还显示，83.3%的职场人表示，加班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了颈椎病、过劳肥等疾病。
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加班意味着收入的相应增长，那么，在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以后，资本的回报率与经济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也在扩大。再加上房价和物价的上涨，工薪阶层即使过劳工作，也难以过上满意的理想生活。这个时候，阶层固化的社会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回顾战后日本经济崛起，一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这些工薪族及其家庭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保障，是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象征，构成了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涌现的“新中产阶级”。1958年至1960年，美国学者傅高义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
因此，日本长期以1亿中产阶级、贫富差距较小，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直到1990年代后，经济泡沫破灭，曾经的中流阶层越来越多逐渐跌入下流。
2005年9月，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有感于日本社会的个人收入、学历和生活需求差距愈来愈大，指出年轻一代正源源不断地加入到“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不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这些人单身的比例极高，在市郊新兴住宅小区，租住着样式雷同的房子，看上去一副小康即安的样子，过着号称“佛系”的无欲望生活。
《下流社会》出版后不到2个月狂销40万册，上市5个月加印14次，累计销量超过百万册。可见，三浦展描述的“下流社会”引起多么强烈共鸣，可谓戳中了日本年轻人心中的痛楚。三浦展在书中，给出了“下流社会”的12个标准：
1、年收入不足自己年龄的10倍2、不考虑将来的事情，只想快快活活过好每一天3、觉得人应该活出自己的色彩4、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5、事事嫌麻烦，不修边幅，生活不规整6、喜欢独处7、生性朴实，不喜欢表现，不出众8、服饰不追逐潮流，买基本款即可9、觉得做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10、经常吃零食和快餐11、呆在家中玩一天电脑或手机上网，不感到厌倦12、未婚（男33岁以上，女30岁以上）
如果以上条目你符合了其中一半及以上，按照三浦的说法，你正是属于“下流阶层”。那么，什么是“下流阶层”呢？对于三浦展而言，绝非真正指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底层，而是指中产阶级的居下游者，而与其对应的上流，也是指中产阶级中的上流者。
今天的中国与昨天日本，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结构，虽然有诸多不同之处，但日本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国的崛起学习了日本的经验，但是日本付出的代价却是中国应当避免的。今天职场过劳和阶层固化问题，已经不是个别学者讨论的学术问题，而是政府和社会必须直面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十多年前，学者们发明了“蚁族”、“青椒”这样富有想象力的词汇，描述中国大城市里80后年轻人充满焦虑的生存状态。而去年以来，“打工人”、“内卷化”等热词刷屏，变化的只是十多年前的词汇翻新，不变的是以90后、95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的集体焦虑。
有人说，焦虑是这个时代的宿命。拼多多知乎官方认证的账号上发布的一段回复就写到：“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乍一看，这道毒鸡汤颇有迷惑性。怎么看取决于你站在资本还是大众的立场上，如果站在资本的立场，“996是福报”没有错。去年，拼多多创造了互联网企业增长最高的市值。但是，如果站在多数人的立场和角度，23岁的女孩生命以及无数年轻打工人的青春，任何市值、销售数据、绩效、KPI都无法与之相比。如果以失去了多数人的幸福为代价，换取的其他任何价值都是沾满罪恶的。
青春本是向上生长的，她需要充足的阳光、雨露和自由的生长空间，否则青春也可能向下生长。当一个时代为了少数人错误的追求，让多数人背负沉重的代价，甚至难以喘息。那么，及时给过劳踩刹车，就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必要之举。今天在日本、美国和欧洲，通过立法的方式来杜绝超负荷工作，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运动，已经在大范围成为一种共识行动。
而在中国，过劳时代何以安放向下的青春，仍然是每一个有良知者必须做出回答且尽快付诸行动的迫切问题。（郜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