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苏联伯力五年的战俘生活
初解赤塔 ——我的半生回忆（29）
正珠尔扎布
1985年8月12日，伪索伦旗(现鄂温克族自治旗)旗长苏仁传达苏军的指示说：缴枪的时候，司令官和参谋长首先过河(伊敏河)，过河后下马缴枪。*队军**排成一列纵队过河，把枪扔在河边，在指定的地方集合。
12日2时，我们由锡尼河出发，这时正下雨，一片漆黑。虽然有熟悉道路的苏仁旗长领路，还是走了不少弯路。
12日6时前到达伊敏河东岸。河西岸有许多苏军，几十辆战车停在掩体里面，炮口冲着我们。
苏军对我们的投降持怀疑态度。我们投降后在这里没有见到苏军指挥官。
在浑河也有许多苏军，在一辆卧车上见了一位中将。他说：“你们投降很好。上蒙古去见乔巴山吧。”又把我们带到罕大街，这里有许多苏军露营着，我们也在这里露宿了一夜。
第二天(13日)坐了一辆吉普车，在一个会说蒙古话的中校护送下，沿哈拉哈河在一望无际富饶的草原上跑了l0个钟头(时速90多公里)到了塔木斯克宝勒克。
途中看到那清澈地连河里的鱼、河底的石头都看得见的哈拉哈河，真是感慨无限。
30年前，我在十来岁时，跟我父亲巴布扎布在这儿住了一年多。那时我是少爷，骑着黑走马，多次来这河畔玩耍。30年后，我当了俘虏，又经过了这个地方。在途中还看到诺门汗战争时激战的巴尔沙嘎尔大草原和苏军阵地哈玛尔达巴高地。
那时我站在北岸某高地上，眺望过哈玛尔达巴高地上来来往往的苏军车辆和*队军**。想也没想到我今天竟然亲自路过这个地方。现在苏联还在这儿构筑着阵地，还有地下*战野**病院．沿途也看到许多苏军车辆部队，还有笨重的巨大攻城炮，不成军列、离离拉拉地向东进军。
晚10时许，到苏联在蒙古最大的军事根据地塔木斯克宝勒克。市街杂乱，居民极少，满街是*队军**．这里是苏联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在这儿招待(看管)我们的是个子不大、脸上有麻子的保保夫少将。
这天晚上，保保夫向我们询问了海拉尔日军的详细情况，并设便宴招待了我们。
14日，来了一个会说蒙语的苏军中校，拿着一个贴满伪满高级蒙奸的相片的本子，一个一个地询问情况，还给我们照了相，并叫我们写了《告满洲国军书》的宣传单。
内容大意是：满洲国*队军**的军人们!日本人压迫了我们14年，赶快起来反击日本军，不要抵抗苏军等。宣传单是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的，上面有我和郭文林的相片。
我说：这个传单希望不要过早散发。要是现在散发，日本人提高警惕，把满洲部队缴械，事情就不好办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哥哥甘珠尔扎布的安全，怕日本人知道我投降了苏军，把我哥哥杀了。
这位中校说：“那你们现在还怕日本吗?”我说：“不是怕日本，是怕过早散发，于今后工作不利。
如果我们秘密派人去联络满洲国*队军**，更易于发动他们反抗日本，投降苏军。但苏军方面不理睬我们的建议，还是把这个传单即日在东北各地散发。后来还给我们拍了电影记录片。
第二天，苏联方面军指挥谢夫欣可夫中将召见了我。在坐的有好几个中将、少将，翻译是一个青年中校，日语非常流利。这位指挥主要询问了日本的情况，还问：“你们为什么不在诺门汗事件时投降?”
我说：“那时我们没有带兵，无法投降。当时满军也有一部分投降的，可是苏军又把他们遣送回来，使他们受了很大的罪。”又问；“你们认为日本还能打多少日子?”
我想：还是说少为对，就说：“还能打一年半载的。”这时，这位中将笑起来，惊讶的样子说：“还能打那么久吗?”我没吱声(当时我们不知道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塔木斯克宝勒克那些日子里，真是忐忑不安，闷闷不乐。特别是郭文林，害怕得要命，又想他最小的儿子木甘。
一天他忽然发疯似的，脸也肿了，眼泪刷刷地流着，还胡说八道，突然拔出*刀军**要仿照日人“剖腹”，鄂信台和我吓了一跳，把刀抢过来责备他。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位“司令官”犯大烟瘾时，想要藉着自杀而吃大量的大烟药丸。
一天晚10点左右，突然外边响起一阵枪声，吵吵嚷嚷的，我吓得要命，以为是日本的降落伞部队。我们投降苏军时杀了不少日本人，要让他们发现还有活路吗?偷偷由窗户向外看，天上尽是红红绿绿的信号弹，不知怎么一回事。
叫鄂副官出去看一下，他回来说，保保夫少将也在外边，说是日本一。无条件投降了，人们正高兴地庆祝呢!我真没想到日本会这样快地投降，怪不得谢夫欣可夫笑我。
但是心里还不十分相信。日本人讲什么玉碎啦，体挡啦，特攻队啦，焦土战术啦，什么日本．的《辞典》上没有“投降”这个字眼啦，为了天皇陛下只有死没有投降啦，等等，那能投降呢?
但是心里也有些高兴。高兴的是自己早投降了，做对了，要不然同日本军一起当俘虏，那就：坏了。但是苏联对我们的态度是冷漠的，自己心里很感沉闷、怀疑。
8月1 9日午夜，听到有很多人上楼梯的脚步声，还听到听惯了的日本话。从门缝一看有后宫大将、大坪参谋长等，都是日本将官，约二三十人。这才真正相信日本的投降。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种种过去的事象走马灯一样浮在眼前，一晚也没睡好觉。20日晨，日本将官又下楼梯不知往何处去了。
6点来钟，叫我们去吃饭，桌上还有酒，我以为是要枪毙我们啦，饭吃不下去，酒更是一滴也没喝，只想我的母亲是否安全。
饭后，我们坐了汽车走一个钟头到了飞机场，上了运输机，约飞了四十分钟到了乔巴山。
在这里看管我们的是一个60来岁的老少将，大概是乔巴山警备司令，把我们安排在一栋房子里，每个人一问屋子，很宽绰，还有办公桌子。
有一天老少将说：“你们吃的东西需要多少，写一个单子。饭可以自己做，你们的兵也在这里，可以派几个来给做饭。”我说：“我们的兵哪能来这么远的地方?”
他说：“有。”就把我带到郊外一个窝棚式的茅屋跟前，他指着说：“你们的兵就一在这里。”这时门外站着一个小矮个子，一看就知道是个日本人。
老少将叫他，这人跑步来到我们跟前立正。他一看我就愣住了。我仔细一看，认出了他正是我们的顾问荻原中佐。满脸胡须，戴着一顶满铁的帽子，穿的也不是军服，两脚的鞋也是两样。
本一来这家伙的模样不怎么样，这时越发熊了，不知他的大和魂那里去了。他看我的服装整齐，跟苏联将官并肩站着，不知怎么一回事，显出非常害怕又奇怪的样子，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不敢说一句话。
老少将问他职业、年龄、姓名(老少将说俄语、苏联籍蒙古兵说蒙语，我再翻日语，也就是三段翻译)后，老少将很有意思，叫荻原指挥十几名日本俘虏(都是伪参事官和伪警察)实行徒步教练，做了十多分钟。
我到茅屋一看，地窖似的，下面垫着洋草，有几个黑列巴(面包)和一碗咸盐。屋里没有一个我们那支部队的兵，就挑了三名蒙系伪警察回来给我们做饭。在乔巴山住了五六天，又把我们送到赤塔。
8月30日到赤塔。在这里看到许多由我国东北送来的日本伤兵，说明日本军还做过相当的抵抗。我们从车站经过好几个岗哨，过了一条河，穿过森林，上了一座山。
这山上有一栋楼房，叫牛奶房疗养所。据说曾是苏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司令部所在地。
下车一看，门前站着一个带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将官，我很纳闷：这里怎么会有中国(国民*党**)的将官?郭文林认识这个人，他说：“这人是第一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
原来他一听到日本宣布投降，就赶忙换了国民*党**将官的军服，想摇身一变混作个给蒋介石效劳的人。但是苏军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同奉天(沈阳)的日本将官一起逮捕，送到这里来的。
到屋一看，前些天在塔木斯克宝勒克看见的那些日本关东军第三方面军的三十多名将官，海拉尔警备司令官少将野村登龟江和荻原中佐也在这里。
我心里又感迷惑不解：怎么又把我们跟日本人弄在一起?见着后宫说什么好呢?真是为难。
下了好大决心，走进后宫屋里对他说：“我们第十军管区接到开往兴安岭塔尔其阻止苏军进攻的命令，途中在锡尼河被苏军机械化部队包围，才投降的。”
他没说别的，他说：“天皇陛下亲自宣读了《告日本国民书》，因此我们都投降了。”我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阁下是否有这份《告日本国民书》?”他拿出一张给我看。
在这牛奶房站岗的都是布里雅特蒙古少年兵。有一天跟站岗的闲唠，他指着离我们300米远的房子说：“溥仪、溥仪。”
我听不懂什么“溥仪”，仔细打听才知道，是说伪满皇帝溥仪住在那里。由他口中才知道了溥仪以下十几名*大伪**臣也在这里。
11月24日，由赤塔乘火车四天三宿到了伯力(哈巴洛夫斯克)。车厢之臭，臭虫之多是惊人的。沿途看见许多被俘的日本兵，他们拿东西与苏联兵换面包，一点也看不到昔日皇军的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