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忙碌的城里人开始躲避都市的喧嚣，寻找心灵停泊的地方。冷落许久的古镇又红火了，多少人飞到丽江的茶楼里“晒太阳”、“喝茶”、“发呆”，陶醉在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中。
图为周庄
在牛毛样的雨幕里，我曾和朋友倚着周庄的河栏对酌，一口女儿红，脱口而出竟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我的神啊，唐诗！这才猛地感觉到，这里哪有西安漫长久远，又哪有西安娘胎里就带着的一股皇气啊。
想起了在城墙小南门当票友的时光，从《蝴蝶杯》到《下河东》，一折又一折，后背脊梁甩出来的雄浑唱腔震得穹隆共鸣，腔调里蘸着皇天厚土的大气。
《步荤图》、《武后行从图》是经典的图像记忆，与文字记忆一样讲述着盛唐故事，只是其中的生动情节，全凭自己臆想解读。但站在大明宫遗址的广场上，望着波澜妩媚的太液池，脚下踏住的砖，也许重合着哪位帝王的脚印。这些三维的具像要素，跳脱了二维文字与图画的束缚，加上时间的维度，构成了立体的四维记忆。
图为《武后行从图》
这与在周庄岸边闲适地呷茶，在科隆大教堂仰视哥特式建筑的尖顶，是同样的文明体验。建筑空间的三维遗存，随着时间推移保留下来的四维感受，是多么真切而又珍贵！
我们很难让关中村妇明白“尊皇攘夷”的中国思想对于东瀛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留下一座严整的城郭、规矩的唐宅，村妇见过这些直观的遗存和日本的房子后，就会说：“日本文化的祖宗在中国咧。”
文化的气韵，是深藏在骨子里无法模仿的精神，要想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与繁殖力，关键是累积酝酿。不同的记忆手段汇结成宏大的体系，体系的完整性标志文化的成熟度，体系的开放性与吸纳力决定文化的前程。中国文化在精神层面的成熟度与影响力不必言说，但各个时期的物质文化积累，特别集文化艺术于一体的巨型遗存——建筑与城市，能保存下来的实在很少。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尴尬，是除少量文字记载外，缺乏充分的物化遗存来验证朝代更迭。西安贵为十三朝古都，到五代时，城内剩下的完整唐代建筑就只有大小雁塔，除了大雁塔的塔心是唐代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明清修葺的。
建筑，如果不能保存下来，城市，就很难驻留四维的文化记忆了。这是城的遗憾，也是人的遗憾。几十年后当我们老了，却找不到年轻时吃过饭的馆子，找不到曾经逛过的街巷，甚至找不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没有记忆，没有过去，就没有根基，我们和浮萍有什么差别？
在一次西安建筑研讨会上，有位近80岁的老人说：
“我家三代是西安的‘城里人’。西门里有一个抗战时期挖的防空洞，当年我在那儿躲过日本的飞机轰炸。前阵子重修西门广场，我向有关部门建议保留这个防空洞，结果人家说防空洞年久失修， 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不值得保护，就填埋了。我承认，那个防空洞已经不具备防空功 能了，修好的西门内广场也很受老百姓欢迎，但后来发生的事很值得思考。
2005年5月，连战访问西安，参观完他曾经读过的后宰门小学后，要求参观一下西门里的那 个防空洞。因为抗战时期，他和母亲也曾在那儿躲过鬼子的飞机，防空洞填埋了，他没看到，多少有点遗憾。
打那后，我就常琢磨两件事。一是防空洞填了，日军轰炸西安就少了一个重要的物证。二是认为几十年的东西历史太短就毁了，等几十年后，后人又认为几十年的东西历史太短，又毁了，积年累月，一代代拆下去，十年的历史没了，几十年历史没了，一百年历史没有了，你想想，千年的历史到哪里去找？！也就只能剩个秦砖汉瓦，空口白牙地大谈强汉盛唐了！”
老先生的话就是总结城市过往的谶语，道理是那么的浅显，结论又是何等彰然，大音希声不过如此。英国人有一句话：产生一个有钱人一夜就够了，培养一位绅士则需要一百年。财富能够短时期“暴发”，令人尊重的修养却是要靠时间磨出来的，时间偏偏是急不得慢不来的。
西安是一座受人尊重的城市，拥有足以让人夸耀 的历史文化：哪幢房子里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哪条巷道的名字有什么样的来由，哪座院子出过什么样的名人……光记载这些历史的文字、图画，就能装满整整一座博物馆。可是如果那些房子、街巷、院落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理论学说、文字故事、图片展示，失去了立体物化记忆的城市，硬要说它多有文化多有历史，总有些盛名下的遗憾。
周秦汉唐本该是陕西最自豪的记忆，可惜，只留下一本本少人翻阅的研究专著与“半城神仙”的街谈巷议，没有建筑遗存，就像失了祖宅的贵公子，总是带着理不直气不壮的落拓。
譬如东大街，隋*开代**城建都起名“大兴城”，那时的东大街从钟楼到南新街什子，景风门遗址在今天炭市街的南口东侧，是隋大兴城皇城与宫城的东南门，督建此城的宇文恺，把自己的宅地建在景风门外永兴坊的偏北位置。
到了唐长安城，东大街加上现西大街全段正好将皇城等分为南北两半。景风门还是景风门，可宇文恺的宅子，主人已经换成了魏徵，当朝大员能够住进前朝旧臣的府第，足以证明宇文恺不但城市规划很在行，连家宅也兴建得很上档次。
图为西安东大街
政局变幻，朝代更迭。五代时期，长安失去国都地位，人们习惯将此时的西安城叫“新城”，作为佑国军的住所，规模和唐长安城的皇城规模相等。长安城真的如梦般消弭了，皇城变成了夹在长安县、万年县中间的佑国军治所，东大街有了五代时的名号―景风街。
从北宋到元，东大街没有太大变化，元世祖世元年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称作“奉元路城”的西安。他在游记中盛赞这座城市宏大美丽，物阜民丰，丝织品尤为著名，市场上的日用百货物美价廉。
明初扩建西安府，拆掉景风门，东移1300米建东门，原先的景风街一并更名为东门大街，真正叫做“东大街”则是到清朝、民国才有的事儿了。
一千多年来，东大街在城市版图上的相对位置未曾改变过，这些历史沿革如果没有史念海老先生毕其一生的研究，我们都无从知晓。
沧海桑田莫测而奥妙，发生过的历史，都不应当泯灭，可承载这段历史的物质记忆却没留下来。东大街的路是柏油铺的，房子是钢筋混凝土的，街上的女子是浓妆露脐的，灯是烧电的，连一根民国时木质的电杆都没留下来。东大街的记忆，只留存在史老先生的研究和记忆里，再没了这些，谁还会相信这是条历经千年的街道？
民族振兴必然伴随着民族主义与英雄情结，“世纪工程”、“地标性建筑”能长长志气，无可厚非，但不能矫枉过正，一味求新求变，城市个性和记忆正被“大跨步”的飞跃抹去，像垃圾一样被丢掉，失忆的 城市就像掰棒子的狗熊，闷着头高速发展，拿一个丢一个，到头来耗资劳神，空忙一场。
建筑大师李道增说：
“城市和建筑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物质形态的文化。一个民族的地域文化总是代代相传、不断延续。在继承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在创新当中，仍然保持自己的文化基因。
民族无论进化程度如何，总是或多或少地保持自己的固有特色和文化遗产。它的文化特色，既通过保留下来的古代城市、建筑遗产表现出来，也通过反应时代感的新城市、新建筑所含有的传统文化基因显露出来。 人们习惯于将一座建筑的形象，象征一个国家的地域文化。”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1933年的《雅典宪章》就从城市规划角度提出保护古建筑问题。旧建筑、旧居住区在实用、经济和艺术方面都有不可比拟的价值，把旧城、旧区、旧建筑合理利用起来，既能适应城市的新需要，又能保持城市的文化特性和延续性，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上海的提篮桥因为居住着几万犹太人，曾建成犹太难民的居住区。多年后一位九十多岁的犹太人到上海找他的故居，因为保护得好，熟门熟路很快找到了家，他一会儿坐在自己床上，一会儿坐在母亲床上，感慨万千。浓浓的怀旧情结，引来很多犹太人的大公司到这里投资，*物文**保护得好，商机也来了。
所以说，建筑对于一座城市而言，绝不仅仅只是几幢房子而已。
作者：赵文涛
本文选自《嘿嘿，文化那个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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