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他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说家，另外做着一份不怎么满意的工作。除去上班无聊的时间，他的业余爱好只有写小说，唯一的室外活动就是定期参加读书会。
有人说他写的小说晦涩难懂，有些哲学的味儿，有人说他写得平平庸庸，尽是无病*吟呻**。而他向来不在他人面前提起他的小说，他不想被人挖苦、讽刺。
总会有些吹毛求疵的人在他的面前说些没有参考价值的话，他早已司空见惯。几年来，他写了一摞子的稿纸，可是没有发表几篇，几乎都成了一推废纸。
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他的生活始终没有保障，随时都可能失去工作，没有饭吃。
我和他是在一场读书会上认识的，他给我的印象是呆头呆脑，二十六七岁，却一副精神萎靡的状态。
他的发言总是很简短，还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怎么看也不像是写小说的。
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朋友一起去到他的住所——那是一间隔间，空间狭窄，光线昏暗，像是储物房似的。
进到他的卧室，基本看到的尽是书籍：有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书法理论，地板上堆着，书架上摆着，床头上叠着。墙壁上还贴着一些报纸和一张中国地图。
书架下有一张旧书桌，桌面贴着一张用于练毛笔的方形毛毡，上面放着一些稿纸，还摆着两本书，一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那是八二年的旧版本；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正在阅读这本小说，书本摊开着，上面夹着一张精美的书签，那个位置是第八部第十二章。
卧室很狭窄，一张床、一个书架、一张书桌，加上那些书籍，就基本占满空间了。空间虽小，但却溢满书香，有相当部分还是旧版书。让我有些好奇地是，他还是用传统的书写方式来创作小说。
书桌底下的纸篓里尽是揉成团的稿纸。那支掉锡的“公爵”牌钢笔夹着写字板。钢笔的笔管上缠着透明胶，是为了防止掉锡。写字板上面是一篇没有完成的稿子，题目也没有写。
我问他这篇没有题目的稿子写了一个什么故事。他的回复有些问非所答，似乎在隐瞒什么。搪塞了几句之后，他就出去给我们沏茶了。
前段时间，我在大湾河右岸的图书馆门口遇见他，他手里拿着一本薄薄的诗集，匆忙地走出来，看似有急事。我跟他打了声招呼，他回应了一声就离开了。
之后证实了我的猜想，他是赶着回去住所接着写那篇小说。后来他提到，其实他想写诗歌的。
这些年，报刊网站上贴着很多诗歌征文大赛，他尝试写诗歌投稿，希望能获得奖金，附加额外的收入，不至于生活抓襟见肘。但是他还是没能写出什么优秀的诗歌来，他的小说也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联系少了，久而久之，我慢慢忘记他了。在这里，我经常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友探讨小说诗歌创作。我们都是小众人物，既不是名家，也没有名作，仅仅是一群文学青年，定期举办一次读书会。
新冠大流行期间，线下读书会停了，偶尔在线上视频讨论。最近两期我都没有看到他出现。我问之前的那位朋友，他说他也有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没有去上班，已经辞职了。他的朋友圈也没有更新，微博还是几条老旧的信息，他的住所一直是锁着门。
他像是人间蒸发了。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走着去图书馆，经过他的住所时，却意外地见到他了。他手里拿着一份快递，看样子比之前消瘦了些，但是他的表情有些喜出望外。
他主动跟我打招呼了，语气很友好，我也友好地回应了他。说完他就走进房间了。
说起来也巧，几天以来，我听到有人在谈论起他了。我的几位读书会的文友也在谈论他，似乎他的突然消失，再突然重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谜一样的空缺，他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他开始进入了部分人的视野，他们在谈论起他的小说。据我了解，他还没有出过书，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谈论他的小说似乎有些奇怪，而且在有些人的印象里，他的小说比较晦涩，比较沉闷，没有多少读者。
当我抱着一份好奇心去问文友时，他们的看法与我的一样，最后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在网上看到他发表的一篇小说，而且是在重量级的文学期刊刊载了，还因此获得了小说奖。
新一期的读书会在线下讨论，他来参加了。他还是寡言少语，一副沉思的模样。轮到他发言时，他依旧发表了简短的话，没有独特的见解，没有锋利的词语，依旧是一个不像写小说的人。
回去的途中，我问他消失的那段时间去了哪里。他只是笑笑，没有回答。为了挽回面子，我再问他的那篇获奖小说叫什么名。
他似乎有些兴趣了：“其实那就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残稿，起初我不知道给小说取什么名，是一本诗集给了我灵感，才有了它的词语。”
我问他：“小说的名字是什么？”
他说：“《男主人的蓝黑色钢笔》。”
作者简介：
巫宏振，小说散见《上海文学》《福建文学》《湖南文学》《广州文艺》《山西文学》《香港文学》《文学港》《鸭绿江》《雨花》等刊，现住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