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老父亲想见一见你！”
高大精干的后生杨子威由介绍人引着，来到了我的办公室，突然说。
我睁大眼睛，说：“你父亲是谁？见我要做甚？”
杨子威拿出了一沓子资料，从中翻出了那张复印的民国时期的老照片，说：“这是你发表的写李先生的那篇文章里的老照片，我老父亲从这里面一眼就认出了他的父亲，九十岁的他，突然惊叫道，这就是我的父亲！我记得清清的，我七岁时见过他后，再没有见。”
我拿起了这张“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中旬孝义乡友留省纪念摄影”的老照片，顺着杨子威手指的地方望去，后一排中间坐着的那一位，就是这张照片中前后两排中最潇洒的那一位，年轻帅气，新式寸头，戴着西式金丝边眼镜，右手握着灰色礼帽自然妥贴地放在胸前，左手穿过前排任先生的身后，长长地伸过去，放在二排左边那位戴着黑色瓜壳帽，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小兄弟的肩上。我估计是这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书生气十足，长得十分清秀俊朗。
杨子威又翻出一张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老照片递到我的面前。我看见照片顶端写着一行白色的小楷字，“民国十八年欢送李君实庵、郝君秉初、张君宪堂毕生摄影，五月十九日”。照片上前后两排，共八位男性青年，似乎是在一个新式花园的大背景中，随意地在一块大假山石块上坐着，正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们，都是风华正茂，潇洒自如，一派年轻儒生的形象。他尽管这次照像不戴着眼镜，但我还是一眼就识出了他，用手指朝他指去。杨子威说：“对，那位就是我爷爷！”他坐在第二排，新式分头，一身白色的大袍，虽然一手自然垂立，一手自然放在前面弓起的右腿上，但依然掩饰不住他内心深处充盈的淡定从容和一脸的英气。
杨子威说：这也是一张孝义县旅省同乡会的合影。他指着前一排左二坐着的那位头发极短稀少、额头宽阔的先生说，“我老父亲说，他就是我们邻村韩家滩的李实庵先生，他是我爷爷的老师，他民国十五年（1926年）考入山西省国民师范高等师范部，他民国十八年毕业后被留校任国文教师。后来调回孝义县，1937年任孝义县政府第三科科长。我老父亲说，当时的第三科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李先生1967年去世，生有一子三女，他的大女儿李桂梅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孝义市任市委书记的章霍生的母亲，章书记的父亲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在介休县当过县委书记，在吕梁行署当过专员的老革命干部，叫章志。”我知道，孝义人对章霍生十分念好，尽管他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孝义人只要一说起他，依然是亲切地叫他章书记。
我望着这位在这八位当中可能是年纪最大的李先生，默默无语。
杨子威说：“听我老父亲说，当时在太原的旅省同乡会也很复杂……”。
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因为我看过的一篇文章上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太原省城有两个孝义县旅省同乡会。一个是在太原市新满城37号设立的孝义县旅省同乡会，凡是在并的孝义籍人士,无论学界、商界均可报名参加，会长由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担任，如郝家寨的郝文灿、兑镇的武克恭、碾头的武孟猷等，都是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山西省农专任教期间担任会长的。这个同乡会，一般没有政治色彩，是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可是，在武克恭担任会长期间，人们对他有亲日怀疑。太原还有一个孝义县旅省同乡会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会员是孝义县求学的青年学生，如在国民师范、第一师范、云山中学、成成中学上学的青年学生，几乎都参加了。
杨子威见我沉默不语，他又翻出一张复印资料递给我。
我一看，是《孝义旅省青年学生运动点滴》，上面写着：“当时这个同乡会的会长是霍振荣（又名霍蔼亭），会员有李实庵（韩家滩人，章志的岳父）、杨亮枕（桑湾人）、樊思斋（即樊孝诚）、任士锟、杨兴武（桑湾人，在国民师范求学）、那薄泉（又名那润洲，一家庄人）。”
我还知道，在早期，这个旅省同乡会还创办了一个杂志，叫《牖民丛刊》，由当时在山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主办，如霍振荣、任应枢等，马坚之也曾参与过编辑。这个刊物，是在北伐战争之后省城的一份思想进步的报刊。
杨子威指着复印资料中的一个姓名“杨兴武”说，“这就是我爷爷的名字。我老父亲说，应该写作‘杨星五。我听老父亲说过，我们姓杨家始祖居信公至万字十二代自此以后的字排谱为‘万、贤、复、富、子、郁、秀、雨、煊、墀、镜、幹、沂、昭、垿、铭、猷、泽、焕、基’，我爷爷给我父亲亲自用毛笔写过。我老父亲的名字叫杨富栋。老父亲说，我爷爷的大名是杨复瑞，字星五，到太原上学后，大多叫‘杨星五’，在的资料和书上也写作‘杨兴武’。”
我点了点头，想了想，对杨子威说：“什么时候，有时间了，我去你家里看看你的老父亲。”
杨子威朝我笑笑，说：“好！”
二
我实在没有想到，坐在我面前的老先生，已经九十岁高龄，却清瘦精干，精神䦆烁，朝我笑着说：“我经常读你写的文章，我喜欢看你写的文章。”
我脸热热的，朝他老人家摆着手，笑了笑。
老人家递过两本薄薄的小书，笑着对我说：“我文化不高，这是我这些年瞎划拉的小册子,笑纳！笑纳！”
我郑重地接过这两本小书，轻轻地翻看起来，一本为《德厚兴家》，一本为《慎终追远述家常》，都是眼前的这位叫杨富栋的90高龄的老先生撰写的。这些年来，我喜欢收集来自民间社会的一些村志族谱家事之类的书和册子，我觉得它们具有不同于一般书籍的独特的文化价值。我双手合十，笑着对老人家表示十分感谢。
老人家慈祥地笑着，就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娓娓地拉起了家常，说起了他的爷爷，他的父亲和母亲……
我是1931年农历7月25日出生的，听我母亲说，当时父亲正在太原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父亲是1927年考入省城这个学校的，当时才十九岁。母亲比父亲小三岁。母亲生我时，父亲正好放暑假在家里。刚生下我时，两天过去了，母亲都下不来奶。没有奶，我整天饿得嗷嗷直哭。年轻的父亲着急了，和爷爷四外打听，哪里能找到个奶妈。后来打听到偏城村有一家刚生下孩的人家，奶水儿足。父亲抱上我赶紧跑到偏城村，找到张天义家。人家说俺家倒是奶水多，可是还要给俺家孩吃哩。父亲求人家说，您就可怜可怜这小娃娃吧！他生下两天多了，一口都没吃上，就是个哭，现在恓惶得连哭得力气都没有了，你们救救他吧！人家抱过来一看，瘦得小猴似的，顿生怜悯之心，掏出奶就塞到我的嘴里，我咕噜咕噜就吸了起来。父亲感恩戴德，说看来这孩儿就认您这个奶妈。就这样，奶妈从此就奶了我二年。两年后，父亲把我接回了家。母亲就用南瓜糊糊和小米稀饭开始养我。隔了两年，也就是1933年，父亲从省城的国民师范学校毕业了。
老人家说到这里，从他面前的一堆资料中翻出一张已经发了黄的有些模糊不清的民国老照片，给我和他三儿子杨子威看。我看见这张照片是在一个老式花园里照的，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棵老树前，古楼旁，小桥上,满满当当的，坐着的，站着的，前面还有趷蹴的，长长的三排，足足有四五十个人，都是一色年轻帅气的男性青年。老人家指着老照片左上方已经不大清楚的白色小楷字，给我们细细地念着，“孝义县旅省同学欢送冯宝善、栗新卿、高矫如、孙述先、李茂堂、武席儒、高佩瑶、张绍李、马成功、张和生、王春和、杨星五、王硕卿诸君毕业纪念，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五月摄影。”
老人家摸了一把脸，说：其实，我父亲小时候也挺苦的，他生于光绪34年（1908年）10月24日，家境贫寒，九岁那年母亲就有病离开了人世，从此，我父亲就和我爷爷，还有他那十三岁的姐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我三四岁的时候，是我生活得最开心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从国民师范学校毕业，走上社会，参加工作了。父亲一开始在开封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到铁道部石家庄扶轮第二小学校当教员。父亲有工作了，赚上钱了，家里的生活因此宽裕过了。每年的寒暑假时间，父亲就放假回来了。一回来，他就会给我买回一些好吃的，特别是过大年前的寒假里，他会买回好多好吃的。父亲对我可亲了，经常把我抱在怀里，架在肩上，开心地在村里蹓跶。父亲从太原给我买回来好多教识字的小方木块，正面写着字，反面画着对应的图，他一有时间就教我识字，天，天空；地，土地；人，人民；家，家庭。他还要求母亲也多教我识字，尤其是他不在的时候。母亲笑了，说你不知道我从小没文化，不识字,能教了孩？父亲就随便拿起一块识字块，说咋教不了？你也可以看图识字嘛！比如这一个，你先翻过来看图图，是西瓜,再翻到正面，教他认这两个字，西瓜。母亲的脸红红的，看一眼父亲,点点头，说知道了。但是，有时候，母亲教我识字时，会逗得父亲大笑不已。一次，母亲翻过来，看了看图画，又翻到正面，教我念，连袜（lie，wai）,父亲顿时笑得前俯后仰，拿过识字块，说不能那么教,你那是土话，方言，这两个字读，祙（wa）子（Zi）。母亲脸红红的，低声说，甚袜（Wa）子（Zi）哩，割立八死的。父亲看母亲一眼，嘿嘿地笑了。看着他俩笑了，我也嘻嘻地笑了。真的，那个时候的日子，过得真开心。
老人家边说边从面前的一沓子资料中翻出一张复印的发黄的民国老照片，说：“这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铁道部石家庄扶轮第二小学校职教员和各级级长的留影”，他给我们从这已经模糊不清的照片中寻找着他的父亲，说：“前排右起第五个，就是我的父亲。”
老人家放下照片，说：父亲有了工作，挣上钱了，家里宽裕了，我爷爷就想拿手中的余钱用来买地致富，可是父亲却不同意，父子俩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爷爷当然是说不过父亲的，可心里总是有些想不通，嘴里喃喃自语，说从古至今，村里过得好的人家，哪个不是有了钱了买房置地？当时，我也已经四五岁了，对我爷爷已经有印象了。他经常是头上戴着一顶圆形瓜皮黑帽，帽顶中央有一颗漆黑的核桃桃，身穿粗布黑长袍，外套马褂，腰间糸根蓝布腰带，脚穿白布袜子和黑布鞋，甚是好看。我爷爷叫杨锡让，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农历四月初三，出身于贫困家庭，自幼没有上过学，信神好道，经常和村里的同龄人聚集在一起供神祈祷，拜佛念经，祈求神灵保佑全家平安。记得有一年三月初三，介休绵山上有大庙会，他和村里的几个相好的，从村里步行六七十里到那里赶庙会，求神拜佛上布施，回来时带回一串串柏木制的木头锁锁，要求全家人都要戴上，还给我也戴了一个，挺好玩的。他靠自己奋斗得有了点世务，家有土地三十余亩，住在桑湾村的圪瘩上的最高处。他生有一儿一女，可惜早年丧妻，硬靠自己既当爹又当娘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爷爷生性刚强，能说会道，喜欢唱秧歌，乐于助人，曾在本村村公所当过副村长，是村里管学校的学董。每当村里有买卖房屋、婚姻嫁娶的，人们都愿意找他做中间说合人。每年正月十五村里组织秧歌队闹红火，总少不下他这个骨干分子。可是爷爷总是苦于自己没有念下书不识字，深感没有文化无论干什么都很困难，所以，他下定决心要供我父亲上学读书识字懂世理，他在口头念叨，生活再艰难也不能苦了孩子的上学。那时候，我们桑湾村里仅有三个人在省城太原上国民师范学校，除了杨亮忱、杨复炎，就是我父亲了。可是，爷爷没有想到从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的儿子会反对自己买地致富，更没有想到儿子在铁道部石家庄扶轮第二小学工作了两年后，突然回来，在村里呆了几天,就去晋西南的大山里工作去了，更更没有想到的是，儿子竟然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狠心地扔下二十七岁的妻子、七岁的儿子和六十四岁的父亲不管了。为此爷爷一直想不通，直至1949年去世，都没有再见到儿子。
老人家拿出一叠发黄的纸，边往开打边说：我记得清清的，那年已经七岁了，已经能认二三百个字了。他打开这张发黄的纸，用手细细地铺展，让我看，说：这就是父亲当年给我写下的文字！
我小心翼翼地拿过来看着，看见了上面用毛笔字写得小楷字，字非常得清秀，“杨富东的学程：1、温习旧字块；2、新学未学字块；3、学习复习算术第一册；4、读讲复习国语、常识第一册；5、练习用铅笔写国语、常识字块上的字，每日写十字或二十字逐渐增加。七月初十日。”
老人家说：这是父亲走的前一年给我写下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初十。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富东，后来我上学后，我的小学老师杨复光给我改为杨富栋。第二年过了大年收了假，父亲走了时间不长就又回来了。老人家微微闭了一下双眼，说：那一年正好抗日战争大爆发，父亲从学校返回家乡，对我爷爷说他要弃教到外面去做点事。对母亲说，给他做几件衣服，他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很不想让父亲走，边说衣服边红着双眼对他说，你就不能不用走。父亲望着母亲笑笑，不吭声。我爷爷也不想让他走。爷爷实在劝不下他，就去县城里找他的老师李实庵先生劝他，李先生给他写信劝他留下来，给他在县城找个工作，离家近点好照顾家。父亲在给老师的复信中写道，“我尽忠不能尽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父亲还是走了，1937年农历3月23日，毅然离开家，朝西面的兑九峪镇走了……
三
“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全国人民都要求组织起来，团结御侮。阎锡山在山西独树一帜，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筹备委员会在太原市海子边召开了万人宣传大会，发布了《告各界同胞书》，说：“和平的确到了绝望的时候，牺牲确已到了最后的关头。谁愿意被人打了左脸又打右脸，谁甘心眼睁睁地任人宰割。同胞们，奋斗当在未亡之前，牺牲当在敌人未至之时。我们与其不战而死，何如奋斗求生！我们应该牺牲我们过去的成见，大家团结起来，把我们的力量一致用到救亡的奋斗上。同胞们，起来，起来，一起武装起来，宁做战死的烈士，不做*国亡**的奴隶。”（《民国山西史》，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10月18日,山西牺盟会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同时按照9月18日公布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章”选举产生了临时执行委员会，会长阎锡山，副会长赵戴文，执行委员梁化之、刘岱峰、宋劭文、戎伍胜、张隽轩等27人。
可是，成立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了，牺盟会的工作还是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样，阎锡山经过反复权衡，觉得要想使牺盟会真正活动起来发挥作用，还必须得靠善于发动群众的*产党共**来帮忙。于是，根据“唯中哲学”思想，他大胆构思了一个新的策略：即请一位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产党共**人，但是不以*产党共**的面目出现，而是以山西抗战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面貌出现；暗底里采取*产党共**进步的措施、办法和主张，却在明面上、提法上必须换成“山西话”，即是阎锡山的组织、山西官办社会团体的组织。阎锡山想以此妙招，既要抗日保护山西，又要不惹蒋介石反对，还要利用*产党共**，“在鸡蛋上跳舞”，这样来扩充实力，应付危机难关。于是，阎锡山决定把山西人，他五台的老乡、定襄的*一波薄**请回山西，来帮助他干这件大事。
这样，10月下旬，*一波薄**与中国*产党共**北方局派遣的协助工作的杨献珍、韩钧、黄天知、周仲英等同行，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来到山西，帮助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与此同时，牺盟会的《告同胞书》《纲领》《宣言》在《太原日报》上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军（主要是伪军）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和质问，还有阎锡山周围的顽固势力，也乘机出来坚决反对。阎锡山见势头不对，便四处推诿，说那些都是仅一两人发起而已，还未经正式通过等等。从而使牺盟会的工作就不好开展。
鉴于这样的形势，*一波薄**等一接手工作，就利用了阎锡山的这一软肋，征得他的同意，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牺盟会仍由阎锡山任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但*一波薄**以常务秘书，杨献珍、韩钓等以领导成员的身份，主持了实际工作。这样，牺盟会虽然仍是说“山西话”，保留原有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产党共**人的加入和主持工作，以及有意识地贯彻中国*产党共**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救亡的主张，其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多少年后，杨富栋老人才想清楚他父亲在国民师范上学的时候已经和张文昂等人熟了。后来，他才知道*一波薄**、张文昂也是国民师范的学生。*一波薄**是国民师范的第一批学生，而张文昂和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同学关系。后来，父亲国民师范的同学、圪卓头村人王大伦回到孝义才说，父亲其实在学校读书期间已经秘密加入中国*产党共**了。
以至于杨星五的父亲至死也一直想不通，儿子在开封工作得好好的，还没工作几天，就突然又到铁道部石家庄的扶轮第二小学当教员去了。其实，他的哪里知道，儿子这些都是在*产党共**的秘密行动下进行分配和调动的。
正太铁路是1904年开始施工、历时三年投入运营的山西省最早的一条铁路，原计划由河北省正定县的柳林堡修至太原，故名正太铁路。后因铁路经滹沱河架桥困难困难，改由从石家庄修起，所以石家庄自然是其大本营。抗日战争期间，正太铁路自然是一条山西通往外面的世界的大动脉，也是山西的煤铁等资源运往境外的大动脉。中国*产党共**当然对此会高度重视的。
多少年之后，杨星五的孙子杨子威才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资料说，1932年，*共中**山西省委就派毛涎登（又名毛铎）到石家庄扶轮第二小学，以教员的成分开展工人运动，发展了夏光禄等十多名地下*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毛涎登任书记。杨子威觉得他爷爷当年突然被调到这里当教员，也一定与此有关。
1936年的太原十分热闹。
7月份，自强救国同志会从各中等学校以上挑选一部分学生，加上从北平、天津来并“请求参加讨论国事，尤重抗日”的“大专教授学生”上千人，集中在国民师范学校，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名之曰：“暑假健身团”。健身团由张荫梧、梁化之分别负责军事和政治的训练。军事方面主要训练一般的军事学科和术科。政治方面则主要是灌输阎锡山的思想和主张。健身团的宗旨是“健身以救国”。据此编创的《健身歌》已经唱响了太原省城：“中华民族危险莫如今，挽救全凭我国民。如能一战胜，民族可复兴。努力努力死里求生。民族革命责任在吾人，勿自空谈希望人。努力的奋斗，尽量的牺牲，先知先觉领导国民。” 《民国山西史》，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而且，这种潮流迅速涌向山西全省。阎锡山政府乘势规定高中生以上的学生都要接受这种训练，而且还提出了“晋绥两省训练三十万武装民众”的口号。
改组后的牺盟会就承担了“训练三十万武装民众”的任务。阎锡山召开了一次*干高**会议，专门讨论“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会后，他就把招兵买马的任务交给*一波薄**，并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政训部。政训部的组织、宣传、训练分别由梁化之（主任）、*一波薄**（副主任）等负责，并委托牺盟会成立了训练团、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事训练团等各种组织。在此之前，牺盟会还接办了军政训练班，成立了民训干部团。因此，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因蒋介石政府的消极态度，成批涌向山西。特别是平、津、沪、河南和湖北等22个省市的青年，纷纷前来报名参加。有些海外华侨青年也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山西。这其中有不少*产党共**员和进步青年，这些人后来还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两个训练班很快就招收到4500多人，一个设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一个设在省城体育运动场旧址，一直办到太原快要失陷的时候。
当时杨星五正是二十七八岁，正是热血沸腾的时代青年。他从石家庄学校放假回孝义都要路经省城太原，免不了被时代潮流所激越，不由地下了火车，在太原住下逗留两三天，免不了抽个时间回一下母校，吃个饭，喝个酒，会一下国民师范学校同学和校友，对省城和全省各地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热议一番。对校友和同学们给他推荐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刚1937年2月底发表在《太原日报》上的《塞上行·太原印象》，不能不认真去读，“现在的太原，可以说是对外空气最紧张的时候，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是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齐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歌唱和演戏的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的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做法，普遍到全省。”杨星五的心情也和当时的热血青年,后来成为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在报纸上写的文章一样，“山西以一隅之地，进行了守土抗战，收罗进步青年,成立牺盟会，解放思想自由，允许开设生活书店。我看见山西是有了光明，虽然是仅仅点出一支土蜡烛来，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的青年一样，像灯蛾似的,围着这一点光明，不肯他去了。”（穆欣：《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辑发行，第172页）
四
几十年过去了，都进入21世纪了。杨富栋老人2006年才从一本叫《山西老年》的杂志上，看到一篇回忆牺盟会决死二纵队和第六行政公署在晋西南斗争的文章。他看到“张文昂”和“韩钧”两个人的名字时，顿时觉得十分耳熟。他不由地回忆起爷爷在世时和他唠叨过几次的话。爷爷说1936年冬天，父亲曾经带上张文昂回过桑湾村一次，他们一行六人，天大黑了，才进了咱家圪瘩茶坊庙旁的老院里，秘密商量些事情，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
其实，1937年农历3月23日，杨星五从桑湾村里离开了家，从兑九峪镇一直向进了西面的吕梁大山里，就是投奔同学张文昂去了。
1937年8月1日，一支由一个团组成的新型民众抗日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大礼堂正式成立。本来，这支武装的原定名是“抗日青年先锋队”，但是阎锡山为了显示其是山西的，并且想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坚持要叫“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简称“决死队”。
1937年10月，继决死第一纵队成立后，又相继组建了三个总队。其中，决死第二纵队政委为张文昂，政治部主任为韩钧，下辖三个大队，近2000人。
11月8日太原失守之后，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率343旅进至赵城、洪洞，经过汾西、交口双池镇，到这汾阳、孝义一带。在大宁井沟和午城镇，第343旅与进犯吕梁山和黄河渡口的日军，激战了好几天，毙伤日军1000多人。与此同时，一面派出若干个游击队，在文水、交城、太原等地展开活动，一面组织工作团，深入汾西、灵石、孝义、石楼、永和等地，与*共中**山西省委、牺盟会、决死第二纵队密切配合，广泛发展地方抗日武装，扩大八路军的部队，建立群众组织，重建或改造各县的县级政权，很快开创了吕梁山抗日斗争新局面，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了起来。
1938年2月下旬，晋西南的八路军115师出击孝（义）午(城)公路，阻敌南乱，先后在兑九峪、楼底、田家铺设伏开战。这一系列的战斗，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3月中旬，日军第108师团6000余人向晋西南的八路军115师发起攻击，企图西犯黄河河防，进入陕西。第115师运用“先疲后打、袭扰诱歼、奇袭猛攻”的战术，先后在午城、井沟、张庄等地击溃日军，挫败了日军西犯黄河以西的企图。
3月临汾失陷后，尽管山西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但是，抗日根据地在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兴起，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正在不断成长壮大。这一切引起了阎锡山的极大不满和恐慌。其实，早在2月，阎锡山就在临汾附近召开的温泉会议上，鼓动100名军政高级干部签名,发起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作为统一领导第二战区军、政、民各部门工作的集中组织，暴露出其对日本投降投降妥协的企图，并且且集中旧派势力向新派进步势力夺取军政领导权的最初举动。6月下旬，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古贤会议上，决定成立军政干部学校，以培养效忠于自己的青年军官，并将原准备给决死队的两个军的番号也拨给了旧军。7月1日，在古贤村秘密召开的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上，阎锡山对旧军官们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他说：“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惟独八路军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产党共**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的立足之地吗？”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51页、第180页）
9月25日，阎锡山又在古贤村召集了“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史称“第二次古贤会议”。他又制定了《抗战行政十大纲领》《抗敌人员必戒二十条》《抗战必要条件六项》等，从政治和军事上*管双**齐下，进一步向新派势力进攻，从而缩减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实际权力。
1939年1月，阎锡山到达陕西省宜川县的秋林镇。3月25日至4月22日，他在这里组织召开了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第一次秋林会议”。师以上的部军官，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干部，以及一部分县长、公道团团长、牺盟会县特派员等近17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做为浦县牺盟会特派员的杨星五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亲耳听了阎锡山对形势的认识和对抗战前途的分析。
阎锡山说：抗战的前途必然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武汉失守以来，二战区削弱了，只有*产党共**八路军壮大了，所以，我们当前的主要是自谋生存之道。当前,“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窿，才能生存：第一个窟窿是日本人，第二个窟窿是国民*党**，第三个窟窿是*产党共**”，现在“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人这个窟窿”。（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181页至182页）
杨星五听后，顿时觉得不寒而栗。他望着台上正在讲演的阎锡山，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心里却感到阎锡山的刀子很快就会朝他们捅来，心里自语道：刀子捅来了，不知自己给否避过这一难？
五
自从父亲走后，快两年了，却杳无音讯，仿佛父亲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小小的杨富栋不懂事，他只是觉得村里的人看他的目光，越来越有些异样。
长长的黑夜里，杨富栋经常缩在母亲的怀里，哭着喊着要见自己的大大。
母亲总是抬起无力的手，缓缓的擦着他脸上的泪痕，眼睛红红的，望着漆黑的窗外，低低地嘟喃着：怨俺，俺怎么能给他做“顺腰腰”（孝义方言：背心）穿上走了呢？这下可送走了，一下也见不上了，老天爷，真的就再一下也见不上了？
爷爷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来，却在村里或四周邻村时时打听父亲的下落。
村里在八路军115师686团当兵的杨复希，几年后回来说，1937年11月份，我们的部队在孝义碾头村开会，我还看见你儿子在台上讲话哩。
也有邻村一个在西山里做买卖的人，偷偷地跑到家里，对爷爷说，我在临汾见你家星五了！听那里的人们说，现在你杨星五牛逼哩，在牺盟会第六行政公署里工作，是*产党共**在牺盟会和蒲县的特派员，还参加了阎锡山在陕西开的“秋林会议”。
后来，又听圪卓头村的姑父来到家里，对爷爷和母亲说，他们村里有一个在蒲县做生意的人说，父亲到他家铺子里买过几次东西，自从39年冬天最后一次见过以后，就再没有见，听人说星五可能去石楼工作了。
全家人连续好几年，东打听，西打听，也打听不清楚父亲究竟是在哪里。
两次古贤会议以来，经过近半年的抉旧抑新，阎锡山的旧军已经恢复到战前建制，无论从指挥力量和人数、装备上，都大大超过了新军。
从第一次秋林会议之后，阎锡山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到转向防共，明确提出重点防范*产党共**、牺盟会和抗日新军，整个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已经是处于新旧力量大比拼的前夜了。
1939年10月29日，阎锡山又在秋林镇召开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即“第二次秋林会议”。因对阎锡山的*共反**阴谋已有觉察，所以新军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一波薄**、宋劭文、续范亭、张隽轩、戎伍胜、张文昂、雷任民等都没有去参加，只有决死二纵队司令员韩钧，因为驻在汾西一带，这才和政卫队司令员张韶芳就近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因为阎锡山正式宣布新军为“叛军”，并且听说他已经和日军订了协议，有的县的牺盟会已经被捣砸了，有几位牺盟会特派员已经被杀害了，30来岁的军人韩钧个子不高，却大义凛然，当场和阎锡山“发生了极大的争执，就连夜不辞而别从秋林会议上跑了回来。政卫队司令员张韶芳没有来得及跑脱。”（马烽：《军旅生涯》，《马烽文集》第七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会后不久，阎锡山就命令第1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19军军长王*国靖**、第6集团军总司令兼第61军军长陈长捷、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军军长赵承授等各路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全面进攻，名曰“冬季攻势”。
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决死第二纵队于12月5日的灵石、霍县段同蒲路的日军实行突袭，同时命令旧军为“预备队”置于新军之后，其目的是将决死二纵队置于阎军与日军之间，处于受夹击的绝境。韩钧当即识破阴谋，给阎锡山发电报，说：“总座伯川先生：61军欺我太甚，甘做汉奸。学生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12月12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告恩师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第121页)
阎锡山接到电报后，大为恼火，立即召开*干高**会议，并在会上公开宣读了韩钧的电报，说：“韩钧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不称职而称学生，并说12月12日誓师，表示不相肃属，韩钧反了。”(同上第47辑，第161页)并当即宣布对决死二纵队进行“讨伐”。
著名的“十二月事变”或“晋西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著名的三次*共反**高潮的第一次，它事关抗战大局，直接影响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大局。
韩钧当日连夜把部队集中在一条山沟里召开大会进行动员部署和安排。他对政卫队专门发表了讲话，“说他是从秋林会议上不辞而别跑回来的，而政卫队司令员张韶芳没有来得及跑脱，这支队伍今后由他协助领导。他最后说：‘我们一定要并肩战斗，坚决挫败顽固派的这一阴谋！’听了他的讲话后，我们非常愤慨，决心和阎锡山的旧军血战到底。”（马烽：《军旅生涯》，《马烽文集》第七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9至50页）
就这样，为了自卫，新军只得被迫应战，决死二纵队成立了“抗日拥阎讨逆军总指挥部”,张文昂任总指挥，韩钧任副总指挥，廖井丹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总指挥部集中在康城、石口一带进行了总动员，并且清洗了*动反**军官，决定一部分兵力在当地进行自卫作战，主力部队则兵分两路，分别向隰县和石楼、永和出击，然后在午城会师，直捣成大宁、蒲县，继而彻底粉碎旧军的包围和进攻。
12月10日，新军一部由石口出击隰县，消灭第19军一部，但是突袭永和、石楼方面的部队未完成任务，造成对整个战局的不利形势……
随后，旧军主力第61军秘密推进，从吉县向蒲县以北一路横扫过去，在蒲北山地克城、义泉之线同决死二纵队交战，乘势北上，于15日在原家岭、高家沟，太阳角之线再冷激战。第19军则在永和、吉县一带不断袭击新军。至此，旧军南北两路大军已将决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压缩于康城、川石一带，形成包围之势……
杨星五，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
六
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
偶尔也听村里的人小声嘀咕：听村公所的人说，收到外面寄回来的公函了，富栋家大（孝义方言：父亲）早没有了，1939年冬天晋西事变时，已经给勾子军的19军杀害了。这一家人可恓惶下了！这孩才九岁，母亲才二十九岁，爷爷也六十多岁了，还有病。这日子可怎么往下过呀？村公所的办事人怕这家人受不了，把公函压了，又烧毁了。
日子真的是越过越艰难，阎政府实行编组分地，把家里的土地也收走了很多，军警又经常到家里找麻烦，说是“叛军家属”，甚至还要捉人勒索钱财，爷爷和母亲整天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那年的冬天，母亲的身子虚，经常被父亲的魂儿附体上了身。孝义农村里叫“克坐”。被“克坐”的时候，不识字的母亲突然变得像父亲似的，说汪精卫*国卖**贼，阎锡山变了心，竟对牺盟会下毒手。父亲有时候“克坐”上母亲，说我天气冷得不行，实在受不了了，要喝热开水。爷爷就从铁锅里舀一碗热腾腾的滚水，走到院门外的街上，泼洒到地上。母亲的身体就渐渐好些了。
腊月里，父亲竟然又“克坐”上了母亲。爷爷抱着我，望着母亲。母亲依然像父亲似的说着话，我好苦啊！突然就大哭起来，一把从爷爷怀里抢过我，抱在怀里，全身颤抖着说，俺恓惶的孩儿啊！我就大哭起来。爷爷对被上了身的母亲说，我没有不让你走！我说你听李先生的话，在孝义城里找个工作干，你偏不，就要走！这能怨谁呢？母亲说，我也是想给孩们闹些世事哩！突然，又说，我跑不行了，给我一辆自行车吧！爷爷说：好吧，你等着吧。
第二天，爷爷给他用纸做了辆自行车，深夜里，在村口烧得送给父亲。
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克坐”母亲。
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可是，爷爷对文化的信仰之心依然不死，非要供孙子上学不可。1938年就把杨富栋送到本村十方庙西房上了小学一年级。尽管现在被“编组分地”收走了地，家里的日子很紧。好在母亲十三岁就在娘家学会了纺棉花织布，现在能给别人家靠纺棉花挣些小米和零钱。爷爷也丝毫不敢闲着，靠打些饼子到村里和集镇上的*场赌**里卖，挣些小钱。日子紧巴巴的，爷爷还是把杨富栋又送到韩家滩村的学校上三年级了。
九十多岁的杨富栋老人一直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望一眼远处的窗外，不由地摸一把脸，断断续续地诉说着那些无可奈何的日子……
母亲的日子最难过，既要给人纺棉花，还要照顾爷爷和幼小的儿子。
一天中午，本家伯伯竟然对我母亲说，俺弟弟也不在了，你咋还不带上孩子走哩？母亲能说什么呢，强忍着眼泪，一把拉上我，跑进了窑里，没有理他。
爷爷在另一眼窑里，听见了，长叹一声。他知道他这位本家侄儿的心思，自家的窑洞少，见他家的窑洞多，想把儿媳妇和孙子趁机赶走了，多占他家的几眼窑。
爷爷无可奈何，1945年，托人说情，将柱濮智峪村在桑湾村落户放羊的郭二保，给母亲招了亲。
郭二保是个好心人，进了我家后，不仅把自家的土地带过来，而且扛起了全家过日子的担子，还继续供我到下令狐村的县办中心学校上了学。
学校的校长是我们村的杨亮忱先生。我被分到第二班学习。由于家境窘迫,我上的是米汤灶，就是吃饭时去灶房打上碗米汤，泡上从家里带来的窝窝片吃。学校的条件很差，教室在旧戏台上，桌凳破旧，晚上自带小煤油灯学习。但我很知足，觉得能上学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
母亲也是有情人，她把郭二保带的侄儿子也接过来，操养大，帮助给结了婚，成了家。
侄儿子成家了。郭二保也打下了土窑，建起了新窑洞，他就搬出去住了。
好心人命长。郭二宝一直到1979年才离开人世。下葬那天，我打发儿子们帮忙参加了老人的葬礼。
我的父亲呀！你真的不在人世了吗？
七
1948年，孝*解义**放，杨富栋已经从孝义县城内中心学校考入孝义县中学。一天，校长杨亮忱先生到教室里，找到杨富栋，说：今天你不用上课了，回去看看你母亲吧！
杨富栋刚回到家，就看见一位穿着黄绿色中山服的人骑着白色的马，来到我家院门外，朝我家走了进来。爷爷急忙迎了上去，那人紧紧地握着爷爷的手，说，我是清徐县的县长，杨星五国民师范学校的同学，叫王大伦，我今天专门来看您，就是要告您，您儿子是中国*产党共**员，生前任*共中**洪赵中心区委副部长，1942年在临汾一带工作时被阎军19军抓住并杀害，具体时间地点我也不大清楚，但他肯定是革命烈士。
母亲的眼睛红红的，连忙端上开水，递给了客人。杨富栋站在母亲身边，仰起脸，望着高大魁梧的客人。
王大伦俯下身子，摸了摸杨富栋的头，问道：你就是杨星五的儿子吧？叫什么名字？
杨富栋点了点头，说：我叫杨富栋。
王大伦笑道：好，好。你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应该继承父亲未尽的革命事业。如果你和你母亲同意，我可以带你出去，给你找一份做的，和我一样干革命工作。
杨富栋高兴极了，连忙答应：愿意，愿意！
不料，母亲却不同意他走。
杨富栋再三哀求母亲，但母亲就是不答应。
母亲含着泪对杨富栋说：你父亲走了，连一个死骨拾也没有找回来，我一辈子就守着你一个儿子，你走了，*靠我**谁？
听着母亲的哭诉，杨富栋无言以对。他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也不能让她遭受重创的心灵受伤了。
杨富栋只好谢绝了王大伦叔叔的一番好意，从此安下心来，守在母亲身边，边上学，边种地，让母亲和爷爷安宁放心。
1949年，全国解放后，由文水、汾阳、孝义、介休四县合并，成立了省立汾阳中学。杨富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汾阳中学。在这里是公费读书。他本想在这所很有名气的省立中学学到毕业。不到半年，爷爷得了重病。母亲为了让爷爷离开人世前了却心愿，看到孙子结婚成了人，叫杨富栋回来结婚。因为，在这之前，爷爷已经托人说媒，介绍认识了兑九峪镇张能义的女儿张玉梅。面对母亲的心愿，杨富栋只好弃学回乡。
1949年农历7月初8，杨富栋和张玉梅结婚成家。
1949年农历10月初7，爷爷终于离开了人世，享年74岁。
这样，杨富栋就开始学做各种农活，耕地，耙地，种地，开始苦心经营家里分下的三十亩地。
1955年，村里开始搞互助组、合作社了。凡是革命烈属、家属，村里就会组织社员，以工代赈，帮助种地。杨富栋听村里的人议论说，杨星五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是跟八路军死的还是跟勾子军死的？让咱们给他的家属种地！凭甚？
杨富栋心里气得不行，却无处诉说。杨亮忱的儿子杨复光已经在太原工作了。过了一段时间，杨复光先生回到了村里。他找到了杨先生家里，向杨先生打听王大伦现在的情况。杨先生说：王大伦现在在太原，是省公安厅的厅长。
回到家里，杨富栋连夜挑灯给王大伦写了一封信，把在村里听到人们议论父亲的情况说明，希望王厅长能给他父亲的情况做个证明。第二天，他赶到兑九峪镇邮电局寄到了省城太原。
不久，杨富栋就收到了王大伦厅长从省城给他寄回来的信和证明。他拿到村公所院里，给村干部和村里的人们看。看罢之后，村里就再没有人说他父亲的闲话了。
从1953年开始，杨富栋就在村里担任村公所的财粮，后来又当了统计员。1956年，下吐京人张兴茂在上吐京乡当乡长，在桑湾村里开会，会开完已经天大黑了。杨富栋和他相跟着，从会议室里出来，对他说，今晚你不要回家了，跟我到我家里住吧，我家住处宽敞。张兴茂就跟杨富栋回到家里，吃了晚饭，搬上行李，两个人住到了厦房里。一晚上，没有做的，就聊闲谝壳子。张兴茂就问起了他家的情况。杨富栋就把自己家里的情况一五一拾地讲给他听，这样自然就说起了爷爷的情况和父亲的情况，并把省公安厅厅长王大伦给做回来的证明，拿出来给他看。张兴茂一看，眼睛大亮，说：你应该拿上这证明到县里找负责的，人家给你家定成革命烈士家属，国家应该给你妈抚恤金的。杨富栋这才知道国家还有这样的政策。
杨富栋就抽时间去孝义县城找本村的杨亮忱先生。杨亮忱和他是本家，按辈份，他应该叫杨先生爷爷。现在,杨先生已经是孝义县人民委员会的副县长了，工作很忙。杨富栋去县城找了两次，杨先生都不在家。第三次去了杨先生家，才终于见了先生的面。他说：爷爷，你帮我办件事吧！先生说：办什么事？他说：我这里有王大伦厅长给我父亲做的证明，想到县里为个烈士证。先生点了点头，说：好，早就应该了。站起来，便对杨富栋说：走吧，现在咱们就到县委会找县长去。杨富栋眼睛一亮，就跟上杨先生出了他家的门。
到了县委会，找到了县长的办公室，引上杨富栋见到了县长。县长也姓杨，叫杨汉三。杨县长听了杨先生的情况介绍，又看了王大伦厅长给做的证明，拉开抽屉，取出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就开始鉴写，对杨先生说：一般的烈士士兵的抚恤金是180元，杨复瑞同志是汾赵中心区的副部长，是领导干部，应该给280元。杨先生郑重地点了点头，说：行。
杨汉三县长站起来，从办公柜里取出大印，给烈士证明书上重重的得盖上了红红的印，“孝义县人民委员会”。
时间是1956年12月，杨富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八
一直以来，杨富栋都在不停地往外面的有关部门寄发材料，细细地附上父亲年轻时的像片、革命烈士证书、《孝义县志》上的烈士简介，以及他力尽所能找到的有关材料，发出了《寻找父亲的革命踪迹》、《寻找革命烈士杨星五》的求援书，希望能找到父亲的工作情况、牺牲的具体时间、地点和详情。
2019年，杨富栋老人已经89岁，依然放不下这个心事，打发自己的三儿子杨子威到临汾市蒲县跑了一趟，在蒲县*党**史研究中心的帮助下，在《中国*产党共**山西省蒲县组织史资料》《蒲县组织史》《蒲县*党**史人物》等资料上找到以下的一些信息：
1938年“6月，中心区又派杨星五（*共中***党**员）到蒲县任特派员。”“1939年8月，杨星五工作调走后，由杨化光（*共中***党**员）任特派员至晋西事变。”
“1938年6月初，李新鸿调离蒲县后，*共中**晋西南省委派*产党共**员张石如（赵滔）到蒲县任县委书记，公开身份是阎锡山蒲县公道团的政治指导员。因蒲县是新开辟区，没有*党**的基础，张石如根据省委指示，先与*产党共**员县长李玉波、*产党共**员牺盟会特派员杨星五组成*共中**蒲县临时委员会。李玉波分管组织，杨星五分管宣传。”
“1939年1月改属洪赵地委（对外称洪赵牺盟地方委员会）。把*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开，李玉波、杨星五专搞县长和牺盟特派员工作。”
“*共中**蒲县委员会正式成立后，在隰县特委、洪赵地委的领导下，主要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基层*党**的组织，培养和发展*产党共**员，建立抗日政府，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领导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度。县委书记赵滔负责县委全面工作，继续在县牺盟会训练班发展*党**员，负责与李玉波、杨星五单线联系*党**的关系 ，并分管二区（黑龙关区）*党**的工作……”
“1939年8月，牺盟分会、公道团分设，恢复成立蒲县牺盟分会，至晋西事变被迫解散，均属牺盟洪赵中心区领导。由于是采用的上而下的成立方式，牺盟蒲县分会的首任特派员梁鸿斋，继任马辉、王宗一、李玉波（兼）、杨星五、杨化光都是中国*产党共**员，在组织上保证了牺盟蒲县分会的领导权一直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使牺盟蒲县分会成为中国*产党共**领导的群众性抗日救国团体。”
2020年3月，杨子威又从《临汾历史人物（民国）字典库》、临汾*党**史网上，找到一些与杨星五有关的信息：
“梁淑媛（1914——1940），女，平遥人……七七事变后，她与洪洞县长高希敏结为伴侣，后高希敏调六专署任秘书，她作交通工作。39年春，梁淑媛任专署宣传科长兼牺盟会洪洞中心区干事。1939年12月，洪洞中心区牺盟会杨星五率领由农、青、妇各群体团体组织的工作队到敌占区开展工作，梁淑媛随工作队到临汾。其间，晋西事变发生。12月5日，她参加由高希敏主持的两级干部会，突然，闯进数名荷枪实弹的阎军，逮捕了与会的全体人员。不久，高希敏被杀害。1940年1月，梁淑媛被阎军押到洪洞城外用乱石砸死。”
“高希敏（1916——1939．12），河北人，曾任洪洞县县长。1939年冬，以山西第六专署秘书身份到临汾帮助工作。12月5日，他主持召开两级干部会研究工作时，遭阎六十一军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王光裕、孟宗舆等五位牺盟干部。在狱中，他们同阎军进行斗争。不久，高希敏与其他五位同志被顽固派押往绝谷中，用石块活活砸死。”
九
就是这些，关于父亲的情况，能了解得就是这些了。但是，已经90岁的杨富栋老人，对父亲年轻时的记忆，依然十分清晰——
“小的时候，爷爷拿着长烟袋杆和锡斗，每天早晨坐在炕沿上吸烟。我问爷爷要吸一口。爷爷说小孩子不能吸。我哭着要吸。爷爷只好惯着我，找来一个短烟杆给我装上烟。爷孙经常对着吸烟。有一次，父亲回家了。我趁着父亲和母亲还睡着，偷偷跑到爷爷的家里吸烟。父亲醒了，发现我不在家，看到我在爷爷家里吸烟。他大为恼火，责骂爷爷说，你这样亲孩子是坏小孩！小孩子吸烟坏脑子。他拉我来，摁住，就打我的屁股。母亲和爷爷都拉不开。打得我的屁股又红又肿。父亲把烟杆扔到灰渣坡里，说以后再也不能吸了。后来，爷爷从灰渣坡里找回来，藏了起来。”
杨富栋老人看了我一眼，说：“这个短烟杆至今我保存着，留做纪念。一看到它,就不由地又想起了父亲。”
作者简介: 马明高，山西省孝义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专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当代作家评论》《百家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名作欣赏》《文学报》《山西文学》《黄河》等报刊，编创的五部电视剧在央视和各省卫视*放播**，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