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量子计算、5G、脑科学、石墨烯等新兴技术的快速渗透，数字技术、物理技术和生物技术正在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发展。以绿色、智能、融合融通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深刻影响着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技术的发展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但也可能造成大规模破坏力。
因此，科技创新发展既要从工具理性维度考量，也离不开价值理性、人文理性，科技向善成为负责任的科技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1、新商业产业结构调整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科技与伦理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1919年“责任伦理”一词被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首次提出。
“负责任创新”强调技术创新会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双重影响，使人类逐渐意识到不能仅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而忽略了对社会、自然和人的影响，不能摒弃企业的社会责任。
“后疫情时代”的新商业不仅面临着商业结构上的重塑，而且需要在商业思想范式和商业精神上进行反思。中国不仅靠政府和民众齐心协力成功控制住疫情，而且还本着“天下大同”的儒家精神向世界各国伸出援手，抗击疫情。这与西方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孤立主义”“本国利益优先”等外交政策形成巨大差异。
科技向善引领共同富裕，既是科技向善的内在要求，也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为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改变，重构了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打破了金字塔式的信息生产传播结构，使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扁平，助力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
但经济社会发展效率提升、收入水平增加、扩大了贫富差距、抑制共同富裕。绝大多数科技企业有向善愿望，而生存是优先级。数字鸿沟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导致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企业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不同，进而造成信息落差，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趋势。
2022年全国城市GDP十强为：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和南京。杭州2022年全市GDP18753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为1.8:30.0:68.2。今年一季度，杭州GDP超过武汉405.31亿元，成为全国第八城。其实，去年一季度，杭州便是全国第八，GDP为4539亿元，武汉则以3960.11亿元的GDP总量排在全国第十，但到2022年末，武汉连进两位，超过杭州跃居全国第八，杭州退居第九。杭州侧重发展服务业，一季度，杭州服务业增加值3402亿元，同比增长6.9%，高于GDP2.3个百分点。
随着技术的进步，导致对劳动需求的减小，技术替代效应导致的劳动力失业风险，以及技术泛滥与信息过载导致的社会稳定度降低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对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造成阻碍。2023年失业人数高达8700万，今年普通高校约1158万毕业生涌入社会，一季度新增就业岗位1200万人，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成为了就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2、科技向善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本质是区域和城乡均衡发展，尤其是让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更快更好地发展，从而让低收入群体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科技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只有前往“善”的价值生产，才有利于增加人类的福祉，助推共同富裕。在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加强科技研发与科技扩散，填补科技鸿沟；也要基于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大幅度提升科技赋能共同富裕的效率，实现快速发展。
通过大规模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5G、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率，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群体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与福利。
只有加强区域之间的技术扩散，建立不同地区之间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机制，才能促使技术创新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产业技术进步和共同富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互联网信息技术几乎让所有行业都进行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重塑，就像是200多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互联网化浪潮，重塑了整个传统商业社会的形态和面貌，并且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都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
中国互联网以成绩论英雄，成功本身最重要。中国企业的善良就成了一种极其稀缺、难能可贵的“精神生产力”。
日新月异的新科技还在不断筑起数字鸿沟，一边是手持“科技利器”的互联网人，一边是年龄或受教育程度都永远无法赶上这个时代的人们（比如年迈的老人以及4.6亿没上过网的人）。
当我们越走向未来，一小部分人心中的一善或一恶很可能就决定了另外一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命运。科技向善，何其重要！
企业家只有将“善良”融入了科技，融入了生产力诸要素，这样的生产力才是高质量的。这样的生产力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才拥有“良心”，这样的服务用户才拥有“信心”，这样的商业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才拥有“温度”。
如今的普通网民们可能都是在高科技下“裸奔”都毫不知情。中国商业社会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目前正在逐步转向精细化发展模式，市场结构也正在从“粗制滥造”的卖方市场。
生意，生出心意，发出善意。赚钱是善良的结果，但绝对不是目的。新的商业时代，“善良”一定会被奖励，因为它是最好的生产力。
亚马逊创始人兼CEO杰夫·贝索斯说：“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天赋得来很容易，毕竟它们与生俱来。而一个人要为善还是为恶，这要看他的选择。”2023年 《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第三的杰夫 · 贝索斯，个人财富约为 1140 亿美元。
“微信之父”张小龙深受贝索斯的这个观点影响，他说：“对产品人来说，善良比聪明更重要。希望我们的产品能成为用户的朋友，而不仅仅是彼此利用的工具。”
腾讯创始人兼CEO马化腾也在腾讯公司成立21周年之际，正式把“用户为本，科技向善”作为新的使命愿景，积极拥有“科技向善”。在商业回报之外，科技公司的产品与服务必须兼具公共价值与社会视角。简而言之，科技向善就是：实现科技为善，避免技术作恶。
“科技向善”并不是关键，“科技”背后掌握“杀伐决断之权”的这群人才是关键。只有“科技”背后的这群人向善了，“科技”才能真正向善。
资本逐利的本性会驱使钱流向最赚钱的暴利行业。钱本身并无善恶，而掌握钱的人背后的人性才有善恶。
乔布斯的那句“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成为整个硅谷创业者的创业信仰。同样，这背后的精神力量也渗透在硅谷的很多顶级风险投资机构的血液里。
风险投资家就是企业家，同样需要不断的修炼。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认为，在投资人的修养中比较重要的要素包括：正心诚意，即诚实面对自己，追求真理，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干扰以及同理心。最终投资人比的是品质与心性，所以投资人的自我修养对投资能力也至关重要。可见“资本向善”已经开始融入“投资人的自我修养”。
社会风投本质上也是风险投资的一种类型，只不过它把“资本向善”这个信条在资本运作的体系下落实到了极致。一个好的商业社会绝对不是只有一小部分人享受到“财富的快乐”才是好，而是彼此力所能及，互相帮助，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通过“风投”帮扶享受创造财富的快乐。
科技向善也好，资本向善也好，商业向善也好，未来的新商业世界，善良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商业最基础的必需品。房地产“保交楼”是稳住行业基本盘和稳定楼市的基础，民众失去了对交房的信心，房地产就成不了支柱产业，“保交楼”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3、引导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
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两个维度。生产力最直观的测度是生产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的比率，是资源使用效果与资源使用量的比率。生产力提高的根本途径在于技术进步，表现为投入产出率以及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提高。
共同富裕既包括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同时也包括市场之外政府各种分配政策，如优先发展、税收制度、社会救助等，调节各经济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的利益关系，避免两极分化。
科技创新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一个地区创造财富、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加大科技特派员选派规模，强化培养高素质、可持续的科技人才队伍，帮助低收入群体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提升地区或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走科技致富之路。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从1994年“三次分配”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再次指出要构建三次分配制度安排，始终存在慈善捐赠数量偏低、政策体系不健全、参与主体仍以企业为主、个人捐款数量不足等问题。
在科技向善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市场作用通常体现在社会科技企业自发的向善行动，通过企业的高效生产力，提升财富水平，拓展收入来源。
但市场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要素禀赋差异等缺陷，导致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现象。通过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实施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调节，从而有效完善市场机制，在再分配中使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例如通过产品的适老化设计增强对老年人的护理和照料。数字经济参与救灾、扶贫、基层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也是三次分配的体现。
贫富之治，不患寡而患不均。科技为善，百善而不足。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共同富裕迫在眉睫。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科技发展的尽头不仅是“高”，更在于“好”，唯有科技向善才能正确引领共同富裕。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科技向善不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更是以人为本对未来的承诺。唯有促进科技向善发展，积极响应共同富裕，才能承担时代新使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继中兴事件之后，美国再起波澜将矛头指向了华为。与上次“求和”态度不同的是，华为在此事的处理中表现得铿锵有力，让我们不得不感叹企业的远见与坚忍。一夜之间，华为曾经打造的所有“备胎”全部“转正”。华为向我们展示了极限生存假设的必要性。
俞敏洪曾在演讲中言辞激烈地对中国企业提出批评，他指出中国有些企业家干的是能捞一把就捞一把的事儿。从知名商场的“折扣阴谋”、家电巨头“预存金额陷阱”到超市大玩“促销游戏”，从“三聚氰胺”毒奶粉、馒头被染色到猪喂瘦肉精，从百度的“魏则西事件”、滴滴的“顺风车杀人案”到整个P2P行业性的“爆雷跑路”等，“欺诈游戏”成了一小部分成功商人津津乐道的*规则潜**，背后折射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商业信用的危机、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商业信仰的沦丧。
以腾讯为代表的IT企业终于有勇气正视科技对于人类生活所带来的负面问题了，主要原因在于它一直靠蚕食青少年思想的游戏业务赚钱。
2008年汶川地震，腾讯紧急上线寻人与捐助平台，让科技连接善意；后来腾讯又发起了全网参与的99公益日，上线了成长守护平台，通过人工智能的力量，协助警方打拐，寻找失踪儿童，科技让善意更有力量；在今天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腾讯在社交、数字内容、金融科技等领域服务亿级用户，越发感受到科技对用户价值、社会福祉的深刻影响，善意让科技更有温度。
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存在形式是平台，在数字生态上，平台整合一套标准的技术、数据、支付等各类创新创业的基本要素，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门槛。企业只要有一个好的创新创业的想法，就可以很方便地在平台上建立店铺、发起项目、获得融资等，供应商和消费者也很方便地对接到店铺产品和创新项目，从而都能参与进来并从中获益。
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新型就业岗位，例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数字化运营师等，收入均高于同等或类似技能劳动力从事其他行业获得的平均收入水平，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劳动者的兼职收入。鼓励新型就业，跳脱出“剥削”范式的空泛讨论，推行一种自下而上的“平台合作主义模式”，即促成平台劳动者通过控制劳动条件来实现体面的劳动。
据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左右，其中7800万人的就业方式是依托互联网的新就业形态。“云客服”这一职业通过互联网技术远程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打破了传统职业对于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定，从而降低了残疾人就业的门槛，并帮助大量残疾人获得了收入。
做到不*税偷***税漏**是再分配的底线和红线，否则再好的分配制度也会在实践中被“打折扣”。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同时也是数字经济税收小国，除跨境电商之外，规模庞大的电商平台、社交平台、在线广告等尚未有专门的税收政策。这就需要平台、企业和个人提高纳税意识，遵守法律，讲究诚信，主动申报；加强对网红、直播带货等新型个人收入所得的征收管理。
实现共同富裕战略，需要把人均GDP的提高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及时缩小收入差距，这很大程度上依赖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分配结构的优化。
结语
科技是一种能力，向善是一种选择！科技本身的力量巨大，发展日益迅猛，如何善用科技，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人类的福祉。
在当下的数字化浪潮中，如何共建信任基石，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人类的美好生活，需要包括科技行业在内的社会多方共同探索。
世界上有个“被墙围起来的花园”，世界上60%的人口完全被排除在数字经济之外。快速的技术扩张“一直以来都向世界上富有、有技术、有影响的人倾斜，他们更懂得怎么利用新技术”。这就使得网络上赢家通吃、数字世界分裂成两个世界的现象更明显了。
福布斯2023全球富豪榜，目前埃隆·马斯克以2499亿美元的财富位居世界首富第一名，美国富豪数量为 736 位，位居全球第一。美国技术界最富有的九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加起来超过了世界上最穷的18亿人。中国首富钟睒睒身价678亿美元，中国大陆地区富豪数量为 562 位。
在技术资本主义的操控下，人们可能会生活在黑暗的乌托邦里，大型技术企业垄断了几乎所有人类的信息。数字革命兴起后，算法根据我们在网上浏览的足迹，轻易判断我们的喜好，因此，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读到的，就是我们想看想读的。
腾讯实现新的战略升级，已经有两年时间了。腾讯员工利用社交平台优势，推广微信在线值机，鼓励绿色出行，并通过互联网服务普及低碳知识，引导公众培养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腾讯的研究部门则更进一步，将人工智能等技术储备应用到高效农业、电网优化、科学节水等场景。通过为腾讯文档增设无障碍适配，让视障用户也能像视力正常人一样便利地使用在线办公软件，等等。
社会价值，反映了企业对自身社会角色的深度理解和主动担当。社会价值创新是对社会价值的主动追求，是科技向善在企业运行中的具体实践。个人也好，企业也好，他们的行动选择都受到价值排序的无形影响。
从商业上看，这些创新也许不是“最优”的选择，暂时还基本无利可图；但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它们的价值甚至是花钱都买不到的。
腾讯的追求是营造“共创、共享、共赢”的局面，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助力实体经济、促进创新创业、服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共同富裕的社会愿景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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