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钟一 摄影 | 赵若琦
在不知不觉中，人类正走向一个科技时代。放眼望去，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与科技息息相关，小到日常的衣食住行，大到国与国之间的角力，科技正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在我们享受科技成果所带来的便利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对科技的理解与认知，已经追不上科技发展的速度。
的确，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所记述的历史可谓是跌宕起伏、精彩纷呈，但是大部分人只把目光放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鲜有关注科技者，而科技对文明的推进又是如此重要，科技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倘若想理解我们的如今文明，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奇幻世界”，就必须从读一本好书开始。
故事的正面是一排整齐的书架，几十年来，它被不断填充进各种各样设计精美的高品质科技类图书，形成了一堵愈发结实的知识墙，也成为我们理解科技、现在和未来关系的“取景器”。
故事的背面是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以下简称陕西科技出版社）的编辑部，绝大多数编辑是理工科出身，他们的专业背景听起来似乎与图书出版毫不相干，但也确确实实改变了中国科技类图书出版的状况。这是属于新世纪的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技类专业的编辑们是最受“冷落”的幕后英雄，他们在相对“高冷”的小天地里默默耕耘。而现在，在一个弘扬科技精神、倡导科学文明的新时代，他们在等待强风吹拂。
为繁荣科技而生
20世纪70年代末，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了图书出版领域，全国各地的地方出版社积极响应，一批专业的科技类出版社由此应运而生。
在陕西，1979年1月，原本隶属于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科技编辑室、美术编辑室、少儿编辑室被剥离出来，分别组建成了如今的陕西科技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和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后改名未来出版社）。
陕西科技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崔斌
“在最初的几年，陕西科技出版社还是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整体框架下运营，直到1984年10月，才正式脱离人民社，成了一个独立的事业单位。”陕西科技出版社社长崔斌介绍说。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谈吐之间有一份务实与理性。
自2013年担任社领导以来，崔斌就承受着巨大的经营压力。2009年，陕西科技出版社经历了转企改制，完全走向了市场化，在迎来快速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直面来自市场的严酷考验。
“事实上，转企就意味着失去了先天垄断优势，接受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这种转变迫使出版社必须抛弃僵化思维，在认清自身的优劣势后，扬长避短，主动拥抱出版新兴市场，加快融合发展步伐。”上任之后，崔斌对出版社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先求生存，再谋发展。
陕西科技出版社长期以来秉持“包容合作、承道载学、繁荣科技”的理念，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在这一定位下，科技社在近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
按照出版社的定位，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品类非常“硬核”：出版方向以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介绍应用技术为主，兼顾提高性读物；以农村科技读物为重点，突出地方特色；有选择地出版国内外科技专著及科技工具书。
科技类读物因本身的专业性和高门槛，客观上很难如其他图书类别一样形成单品的爆款效应。自上任之后，在经营管理和发行工作方面，崔斌下足了功夫，在他的努力下，看似“高冷”的科技社，在经营方面却表现得尤为亮眼。
“每年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600多个品类图书，其中，重印再版率接近50%。10年来，科技社的经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以上，利润增长率也在10%以上。”崔斌说，“2014年时，销售额只有5000多万元，到2022年，达到了1.6亿元，增长了2倍多。”
一说起这些年的经营数据，崔斌的表情有些舒展。在这些数据的背后，写满了艰辛与不易。事实上，在我们的整个采访过程中，理性主义的务实与人文主义的浪漫相互辉映，或许，这正是陕西科技出版社所独有的人文风景。
独特产品引爆线上销售
“清晰的产品线+布局线上销售”是陕西科技出版社销售持续增长的秘密。
崔斌说：“在过去，出版社依赖于实体店线下销售，遍布全国的新华书店、农家书屋曾是图书的主要销售渠道。在这样的模式下，出版社负责提供图书，而实体店负责销售。但随着网络的发达，人们养成了在线购物的习惯，传统的销售模式开始式微。疫情之后，很明显，传统渠道的销售额正在逐步下滑。”
陕西科技出版社很早就看清了这一点，这与崔斌的教育背景有关。崔斌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对网络信息化并不陌生。早在2017年，他就开始推进布局线上销售平台，在网络营销方面，相比于其他出版社，陕西科技出版社明显“快进”了一步。
“到目前为止，我们开设了六七个网络销售平台，形成了一个线上销售的矩阵。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自建平台，比如我们的淘宝天猫店，完全是由自己来运营。”崔斌说。
自建平台看似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却让陕西科技出版社的网销系统自成一派。“自建平台的优势明显：一方面不用给京东或当当这类强势的平台较高的佣金和返点，保证了更好的折扣和更好的读者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线上营销，能极大地提升自家平台的销售量。”对线上销售的逻辑，崔斌有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自建平台也并非一路坦途。最初，一年的回款大概不到30万元，但到2022年，回款已经超过了1000万元大关。“目前，我们线上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500万元左右，年发货量达10万单，最高时，一天的发货量达到了3000单。”崔斌说。随着时间推移，从整个出版行业来看，线上销售也已经成为主流的销售方式，占到整个销售市场的80%，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销售模式。
此外，与优质的出版公司和机构合作，以规模化发展带动效益的提升，是科技社的第二招。“通过这些公司出版的图书品类在我们平台上销售所获得的曝光和宣传，带动了我们自己的图书销售，我们有一些图书通过在线平台销售，过去一年可能只销售一两千册，而现在，某些品类甚至销售超过2万册。”崔斌进一步解释。
独特的产品线也是促成销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在销量最高的品类中，医学类图书的表现尤其突出。比如《人体三维断面解剖图谱》《关节病影像诊断学》《磁共振诊断学》等，其中“生命力”最强的是《中枢神经系统CT和MR鉴别诊断》，再版多次，销量始终十分稳定。
而医学类图书正是科技社的主打产品，“医学板块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方向，它具有较高的门槛和专业性，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占全年出书总品种的近30%，在销售收入中也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崔斌介绍。
在出版行业中，医学类图书的出版门槛很高，并非所有出版社都具有出版医学书籍的资质，需要经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的严格认定和审批。“建社之初，我们就引进高层次的医学编辑，确定专业的医学出版物和大众健康读物为主要的产品线之一。在陕西甚至整个西北地区，我们的医学出版具有久远的历史和强大的实力。”医学编辑部主任付琨告诉记者。
市面上同类医学书籍较少，所以医学类图书一经推出，往往会填补某个细分领域的空白，在同类图书市场占据绝对优势。
除此之外，满足学生课外阅读需求的科普读物销售也势头强劲。“近几年我们出版了‘生态中国’三部曲，包括《航天育种简史》《中国雄心》《种业中国》，其中《航天育种简史》荣获2016年度‘中国好书’奖。”崔斌说。
以医学类出版物和科普类出版物两大产品线为核心，陕西科技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重点项目。其中，“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丛书不仅获得了国家基金的扶持，还一举斩获了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令业界瞩目。
“我的工作重心一直在经营上，与此同时，也始终不忘初心，专注于打磨出好的产品。”崔斌说。正如出版社的宗旨里描述的一样，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正是崔斌一直恪守的信条。
“比专家更像专家”的理工科编辑
在出版界，普遍公认的是，对理工科编辑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和他们编辑的专著一样，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也是属于“专家级”的。
陕西科技出版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李栋
每年的图书质量检查，给编辑们既带来很大压力，也带来了动力。陕西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栋，大学学的是热能工程，是一位从业20多年的老编辑。对此，他深有体会：“相比较而言，文学或社科类的稿件，只要导向正确、语句通顺、没有错别字、标点正确就可以，而科技类书籍涉及图表、公式、符号等等，专业性极强，这就需要科技社的编辑们不但要有专业知识背景，对稿件还要更加认真仔细地加工、校对。”
陕西科技出版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李珑
专业的科技类工具书，要求编辑也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副总编辑李珑学的是数学专业，对他来说，作为一名科学读物的编辑，责任心与专业同等重要。“科普书籍的受众通常是儿童和青少年，假如其中有一些专业性错误，就会产生误导，影响非常坏。所以，科技图书编辑的责任十分重大。”
“通常，面对专业性极强的书稿，有的人文社科类编辑拿到稿子恐怕连读都读不懂。面对微电子、激光、飞行器等主题的稿件时，他们会摸不着头脑，无法理解到底讲了些什么，只有我们这些相关专业的编辑才能应对。”李珑说。
“科技社在传播科学知识、开启大众对科学的理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面对新冠疫情时，我社第一时间为大众提供了防疫防控手册。”李珑从书柜取出一摞实用性的工具手册，一本本翻开。
其中，有与陕西省地震局合作策划关于地震常识的漫画书；还有与陕西省疾控中心合作，针对养殖户，介绍一些疾病防控方面知识的图书。这些工具书通俗且实用，销量也不错，有的甚至超过20万册。
对于科普编辑部主任赵文欣而言，每一次编书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扩展自己知识边界的历程。在长期的工作中，编辑们逐渐变得像专家一样，广泛涉猎各类专业知识。他们对未知领域充满了好奇心，正是这种好奇心，驱使着他们打开了一扇扇“奇幻大门”。
陕西科技出版社科普编辑部主任赵文欣
“编辑科普书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做书。完成每本书后，我都会对该主题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使我能够与他人分享并进行更多的讨论。实际上，这是一个分享的过程，将这些书传播出去也是一种分享。”在陕西科技出版社一群理科生中，赵文欣是唯一的文科生，她看上去恬静而感性。
如何将晦涩难懂的专业叙述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轻松表达，是赵文欣面临的最大难题。很多时候，赵文欣要与作者进行多次沟通，并查找相关资料，然后才提出修改建议。“在《中国雄心》这本大众科普书中，作者提到了拉格朗日点，这是一个月球上的观测点，我不理解，所以询问了作者。他解释后，我建议在书中添加一个注释，解释为什么需要在这个点进行观测，以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赵文欣举例说。
对此，李珑也深有同感：“比如《郑国渠》这部书，从秦朝一直讲到汉朝，进行专门的论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起初，我对郑国渠并不十分了解，因为我主修的是数学，经过和一位水利专家探讨，我才理解了这个项目的重要性。”李珑说。《郑国渠》出版之后，帮助该项目被列入了国家水文化遗产名录，如今，郑国渠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
每一次做书都像一次历险，他们历数自己做过的图书，那些与书厮磨的日子仿佛再次浮现在眼前。
“那本印象深刻的书籍”
对于编辑来说，遇到一部好的书稿并不容易。
“前几年，我们策划了‘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丛书，这套丛书共23本，对应的是23家史前遗址博物馆。”回忆成书过程，李栋有着无尽的感慨。
后来，他与时任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的张礼智结识，得以深入了解这一领域，兴趣也愈发浓烈。“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西安半坡博物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史前遗址博物馆。”聊起史前文明，李栋谈兴甚浓，他给我们讲述了很多考古现场的震撼情形，惊叹于远古人类的智慧与文明。
当时，国内还没有一套完整而系统地梳理中国史前遗址的图书，这不仅是第一套介绍中国史前遗址的丛书，是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也是对史前文明与科技的一次生动呈现。
摆在眼前的首要问题是，为了实地了解各博物馆的现状，与之沟通协调，必须把遍布于全国各地的23家博物馆全部跑一遍。然而，这些博物馆大多地处偏僻，交通也极不便利。“比如牛河梁，在两个县的交界处，你必须坐火车前往，然后再坐车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还有河姆渡博物馆，是非常有名的地方，可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连个出租车也打不到。”李栋说。
那一年，李栋跑遍了全国各地，旅途的辛苦可想而知。这还不是最难的，更棘手的问题还在后面等待着他们。
经过一番实地的摸底，李栋大致摸清了每个博物馆的情况：许多馆的人手有限，工作效率不高；有的馆即便交上来一些资料，也不符合出版体例标准要求，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整理和规范；有的馆没有文博方面的专业人员，增加了项目的难度。
从编辑角度来说，将多个博物馆提供的资料整合成一套丛书，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要保持内容的一致性，同时也要确保各方面的质量达到要求，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李栋说。为了赶时间申报国家出版基金，李栋和赵文欣周末也在加班。
付出终有回报，这个项目获得了2019年、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入选了“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被评为首届陕版好书。更令李栋惊喜的是，这套书还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这个奖是出版界的最高奖项，每3年才评选一次，要从成千上万的品类中评选出来，提名奖已经非常不错了。”李栋说。未来，他希望能在这个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充分发掘积淀下来的资源。
陕西科技出版社医学编辑部主任付琨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倘若当初第一志愿没有录取，我很可能成为一名建筑师——那是我真正的梦想。”付琨说，她从小就喜欢数学，在父母的建议下转而学医，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主修临床医学，后来恰逢出版社招医学编辑，于是，她成了一名“稀缺”的、有临床经验的医学编辑。
付琨给人的印象是干练且充满激情，她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给我们讲述编辑生涯时，她眼里发光，仿佛不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是在讲述一个“跨界编辑”的蜕变史。
“刚开始，我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感到怀疑，因为我是一名理工科女生，出版领域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但越往后，我越发现这个领域非常有趣。”付琨说。
付琨的优势在于她有很多专业作者资源。但作为一名图书编辑，她也曾面临“跨界”的痛苦。“有的作者写得太专业，无法编辑成通俗易懂的文字，有时候我的编辑思路表述不清，他们也写不好。几年之后，我渐渐掌握了编辑工作的要领，在后来的版本中，不断完善，填补遗憾之处。”付琨说。
与其他编辑不同，付琨更容易理解医生，也了解患者的需求。她所编辑的医学图书除了专业性较强之外，还多了一份来自她内心的温度。
她编辑的一本书是关注于青少年近视的图书。“我开始策划这本书是在2009年，最终在2010年左右完成。这本书成了我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付琨说，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她发现身边近视的孩子越来越多，却没有一本专业的书来解答相关问题。
从这本书开始，她真正进入医学编辑的角色，接下来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掷地有声。她和石一宁教授携手，相继推出了《拒绝近视》《近视手册》等多种图书。这些书大多成为许多家长的必备书。
这些年，她还主导策划了一系列实用性强的医学工具书和医学科普读物，其中，《中枢神经系统CT和MR鉴别诊断》重印了五六次，每年的销量达到三四千册，成为社里最长销的书籍之一。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在省医院工作，是神经内科医生。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出版过一本叫《中枢神经系统》的书吗？’我说‘是的’，他说：‘我们在北京上课时，老师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非常实用。’”得到大学同学的肯定与认可，付琨心里备感欣慰。
“一本书出版之后，责任编辑的名字会被印在书的版权页上，对编辑来说，这也是自己工作成果的呈现。”付琨说，“随着一本本书的完成和肯定，我逐渐找到了编辑工作的乐趣。当你开始感受到乐趣，你会更热爱这份工作，你会成为一个推动力，去帮助其他人。你的角色也会逆转，不再是被主导者，而是主导者。”
的确，当我们采访这些图书编辑时，常常能感受到这份爱与执着。总有人执着地相信书籍的意义，总有人耐心地将它实现，和文字对话、与内心交谈。“就算电子行业再发达，我都认为纸质书的呈现方式不会被替代，因为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延续，我觉得图书的意义就在于此。”付琨深情地说。
而作为陕西科技出版社的社长，崔斌则显得更为冷静而务实，分析科技类图书近年来受到追捧的原因，他将之归结为“时代的造就”。试想一下，同样的事情放在十五至二十年前，会有一样的结果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科技时代，我们要调整思路，鼓励和支持编辑们打磨出更多优秀的精品书籍，让人类在科技时代诗意地栖居。”崔斌说。
采访手记：
习*平近**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双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普及在推动创新和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类图书的出版功不可没，它不仅有助于传播科学知识，还倡导科学方法、传达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自1979年1月成立以来，已经出版了超过8000种图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们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陆续推出了许多备受欢迎的科普图书。20世纪90年代，当时科普图书的种类相对较少，科技社推出的农业种植养殖类图书一直销量不俗，尤其是《农事历书》，每年都备受农民读者青睐。
进入新时代，随着人们对科普读物的需求增加以及出版机构市场化转型的加速，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在科普出版领域持续发力。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光学手册》于2011年入选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成为他们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近几年，他们推出了“生态中国”三部曲，包括《航天育种简史》《中国雄心》《种业中国》。其中，《航天育种简史》荣获了2016年度“中国好书”称号，充分体现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在科普领域的卓越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社在青少年科普读物方面表现突出。在2007年和2018年，他们有2本图书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向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这一成就在科技类出版社中实属难得。
正如他们的办社理念里倡导的那样，“弘扬科学思想、展现时代精神，以积累文化、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为己任”，不仅为大众提供了丰富的科普知识，还为推动科学发展、弘扬科学精神社会进步贡献了力量。
本文为陕西新华出版社传媒集团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刊登于《秦智》2023年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