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解放简述
长春解放和辽西会战以后，解放军迅速进逼沈阳。此时沈阳守军已呈分崩离析之势，除第二〇七师尚图顽抗被歼（本章缺此稿件）外，其他国民*党**将领则停止抵抗。
自从锦州，长春等地先后解放，困守沈阳孤城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下，在中国*产党共**的政治争取下，终于最后放下了*器武**。沈阳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宣告解放。当时我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副军长，现将沈阳解放前后情况忆述如下：
一 第五十三军的历史和我与它的关系
沈阳守军以第五十三军为主力。第五十三军是原万福麟所率领的东北军部队。该军前身系九一八事变时期，万离开黑龙江省所率领的王永盛、于兆麟两旅，一九三三年在热河溃败，整编为第一三〇师（师长朱鸿勋）和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组成第五十三军，万任军长。万福麟以老辈自居，把该军看做是私有财产。抗日战争初期，在保定以南地区遭到几次惨败，万才把军长交给对他唯命是从的师长周福成。这支部队，军官中绝大多数是东北人，并多有裙带关系；士兵以东北、河北、河南人居多。
在西安事变前，我任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参谋长，第五十三军的周福成师曾临时归六十七军战斗序列，这是我同周的关系的开始。一九四〇年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周的拉拢任我为该军参谋长，后又保为该军第一一六师师长。
一九四一年三月，由于陈诚向蒋介石进言（陈和周是保定军校前后期同学），遂将第五十三军定为远征军的甲种军。按规定，甲种军必须是三个师，但第五十三军仍只有一一六师和一三〇师两个师，直到沈阳解放前夕才增编了一个师。
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五十三军由越南受降归国，驻保定附近，参加了对解放区的进犯。十一月，第一三〇师三八八团在大王店附近被解放军全歼，团长佟道被俘。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该军由华北调往东北，后周福成被任命为第八兵团司令官兼松江省主席，仍兼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的兵团部驻开原，军部驻铁岭，第一一六师驻昌图一带，第一三〇师驻沈阳外郊。主要的任务是保护沈长铁路通车和继续加强沈阳工事，阻止解放军南进。七月中旬第一一六师在铁岭县北威远堡门遭到解放军的全歼，师长刘润川、副师长张绍贤均被俘。后又以整编第一纵队为基础恢复了第一一六师，以军参谋长刘德裕为师长，并以第二纵队作为整训，补充部队，必要时改为师，以毛芝荃升为纵队长，另新编一个暂编第三十师，师长为张儒彬。这样，在沈阳解放前夕，第五十三军就有了三个整师和一个补训纵队，总共兵力约四万人。但由于受重创及新兵多，战力已经很弱了。
二 我和*产党共**在解放前的接触
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失陷，东北军移驻平、津、华北一带。而日寇又提出东北军对它有“威胁”，于是蒋介石把东北军再行调开，只留第五十三军仍驻华北。
一九三六年初，在陕北红军与东北军最初往来时，我就参与其事。那时李克农将军亲到洛川，就是由我接待的。一九四〇年我任第五十三军参谋长，到重庆开会，我也秘密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联系过。
一九四七年六月间，第五十三军由保定移驻辽宁铁岭。当时东北战场，解放军已掌握了主动权。我暗自打量时机已到，但找不到适当的人和*产党共**联系。当时想到我的好友宛印章在长春，还有个侄女赵维娜在哈尔滨，只有这两个人可以帮我办这件事，我遂电邀宛印章来铁岭。因遍地战火，交通阻隔，一时不能来到。正在忐忑不安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姓李的中年妇女，叫李书城，她是我的小同乡，且有世交。李自己介绍，她是*党**委派来专做我的工作的；并出示于毅夫、吕正操的亲笔信（他们根据报纸发表周福成任第八兵团司令官兼松江省政府主席，以为我已当了军长），信上劝我立即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当时我对她先来个试探，板着面孔说：“你怎么敢来？不怕我把你扣押起来吗？”她也很严肃地说：“不怕！要怕我就不会来了。我们*产党共**人以完成*党**的任务为最大光荣，其他不计。但我们也估计到你不会那样做。”我这时才把我的真心话告诉她。我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你来得正好，不然我还想派人去找你们呢！不过现在我还不是军长，而是副军长。第五十三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两师长都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切，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军长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我虽然做不到整体行动，但是争取部分起义是没有问题的。请你向各师直接打入，我在内部尽力而为。假如我的军长真除，立即开始行动。我们要不断地保持联系，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但对于第五十三军以外的其他部队，素乏往来，关系不够，无法提供情况。”以上是沈阳解放前我与*共中**接触的概略经过。
三 第八兵团是怎样放下*器武**的
一九四八年夏季，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已被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和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地带。
沈阳守军是国民*党**第八兵团之第五十三军三个师、一个整编纵队，青年军第二〇七师（三旅制），新编第一军之暂编第五十三师，“剿总”直属的骑兵炮兵等特种部队，以及地方保安团等。这时，卫立煌还企图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做垂死的挣扎。但是，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八个远征军十个新编师都遭到严重创伤，有的损失殆尽。在全国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也同样损失惨重，败局已定。因此一些高级军官都表示悲观情绪。大家晤谈时，都感到早晚必败，没有出路。问到从战场归来的将领情况如何，多回答是“快完蛋了”。我则因为已和*共中**接上关系，心里有底，感到有路可走。有一次第五十三军开*干高**会议，会后我和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几位师长有意识地闲聊，我说：“*军共**优势兵力指向锦州，这一着来得真厉害，锦州如不保，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我们腹背受敌，是非常严重的局面。作为一个将领，应当看清形势，但不可乱讲。”接着毛芝荃师长说，他们的部队都是新兵，打起来不顶事，要沾大家的光。刘师长也说这个仗没法打，他们师的兵与羽鹏（毛芝荃别号）所说是一样的。张师长说：“咱们听副座的吧！”说罢微笑了一下，大有窥破机密的样子。我说：“军部的办法没有什么高妙，还不是根据大家意图来做。只要大家团结一致，认清局势，会有前途的。”
当锦州战况吃紧的时候，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撤回沈阳。掩护全师撤退的是丁赞尧团被解放军包围在铁岭，丁团长在电话上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见机行事”，于是该团即在丁团长领导下全部投降。这时，我与李书城同志在沈阳铁路宿舍（其住处）见了面，商定要多接头，以便研究进行办法。
蒋介石为了解救锦州，曾于十月二日飞沈阳召开了一个师长以上将领的会议，我也参加了。对于是否援锦，会上有所争论。当时卫立煌认为援锦会分散兵力，正中解放军“围点打援”之计，主张集中兵力在沈阳决战。最后蒋介石作了简短的讲话，先是痛斥不援锦州的说法是荒谬的，这是坐视不救等待各个击破。还说什么要“以动制动”，来个“反包围、反打援”。最后说要加强保密工作，今后有什么行动，事先不下命令，临时通知。蒋讲话时情绪非常懊丧，迁怒于人，责骂东北人泄气，说什么东北学生在北平闹事（指东北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及为索还万福麟之子万国宾于九一八时带走黑龙江的大批黄金而*愿请**），为*产党共**利用。他说东北不乏明达之士，但对学生的无理取闹竟不加约束，自己不能团结一致，怎能对付敌人？怕明年此时不能再在这里（指沈阳）开会了。他讲完话，最后决定廖耀湘兵团增援锦州。会后大家都垂头丧气，感到日暮途穷，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此时不乐待何时”的心情，不约而同地来到一个所谓“俱乐部”*欢寻**作乐，里面有女招待、*女妓**以及麻将牌、扑克等各样*具赌**。我借机问了一下“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你说今天这一决定怎样？”他说：“完蛋更快一些。”我问为什么？姜说：“老头子（指蒋）亲自指挥嘛！”
当时在沈阳的一些达官贵人更是慌乱一团，纷纷争坐飞机逃跑，像万福麟、吴焕章等均先后离去。吴在临别时还请我们吃饭。他凄凉地说：“你们还有活动余地，我不行，是个*党**混子。”并指着房子说：“怕是今生不会再来了，看来是要做他乡之鬼了。”十月十二日晚十二时许，忽接“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电话，叫我去有事面谈。我到姜那里后，他说：“老头子亲自留条，让你率领第五十三军，归第九兵团廖耀湘指挥，支援锦州战役。这一来你就真当了军长，周福成不能再兼了。”我说：“为什么*队军**行动不下命令？”姜说：“这是老头子的新规定，为了加强保密。”并说最近某部一少校参谋去送命令，他竟送给*军共**了。我说：“周知道这次行动吗？”姜答不知道。我说顶头上司不晓得，如何能通得过呢？我遂即到周的住宅说明这一口头命令的经过。周气愤地说：“不能干了，我就去找卫长官（卫立煌）。”等候一个多小时，周才回来。他说卫也说不知道，看卫的样子命令是不易改变的，但允明天向蒋转达试试看。我又说廖有电话来让我做好准备，候令行动，还说明早八时去兵团部开会。周让我先回去，他打算在飞机场送蒋时再请求一下。
这时我内心非常高兴，认为周福成的请求是不会生效的，更联想到*共中**方面的一些朋友们如于毅夫、王梓木、于炳然、高崇民、吕正操等，都一再说让我把握时机，这确实是机会到来。我遂预谋到达新立屯附近，来个挺进，并拟找李书城来研究此事。但周送蒋归来说，蒋答应让卫看着办，居然又变更了原来计划，使我懊丧得不知说什么好，真是“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周却高兴地说，他向蒋要求时几乎落下泪来；又说，蒋与杜聿明说话不让别人接近，不知为什么。周又说：“前几天万福麟在沈阳话别时对我说，全五（周的别号），这仗打不了，你不要太呆板了。”我说：“这是督办（指万）临别的宝贵赠言，对你爱之深，想得周到，让你遇机不要呆板，来得灵活些。”周说：“怎样灵活呢？”我说：“你为什么不问他一下怎样才不呆板？”他说当时没想到。我说：“是否万已说过对我保密？”周回以“瞎说”，遂叹息了一声，继之又谈营口王家善师起义事。这就使我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在强大的解放军军事压力下，可能是周也有所动摇。因此，遂产生了争取他一同起义的念头，以为这样就可以实行第八兵团或第五十三军的全部起义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军部得到“剿总”的“敌情”通知说，二十五日上午长春附近解放军某部向西南行进中。驻昌图以北的骑兵旅向兵团报称，解放军先头部队已通过昌图向南急进中。兵团司令部即令骑兵旅主力撤至法库以西地区，侧击解放军，估计两三天后可能发生外郊战斗。这时，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对沈阳防御的兵力部署是：北陵（含飞机场）——东陵（含东山嘴）归第五十三军守备；东陵（不含）——兵工厂（不含）归暂编第五十三师；兵工厂（含）——西南接第五十三军左翼，归青年军第二〇七师。该师分散在抚顺各地，集结需时，就位较迟，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
十月二十七日，李书城同志回去汇报沈阳兵力部署，停止前进，速派人来。临行，我在我的名片上借故准其往返通行，并签字盖章。（卫立煌在未逃走前，曾亲自电话告各师长，凡出入第一线者，非有师长以上的许可证不能通过。）随后，又以吉普车送出前沿阵地。为了保证畅行，我给防守小桥的营长去电话立即放行，切莫迟滞，令随从兵马奎龙护送。我向李叮咛说：“停火派人，速去速来，良机易失不易得，稍纵即逝。”
十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周福成率兵团参谋长蒋希斌、第五十三军参谋长郭显荣及我同他去东面第二〇七师与暂编第五十三师两师衔接处视察。在见到两师长时，听到零星枪炮声，我暗地问了一下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这一任务怎样？”他摇摇头说：“吃不消。”周当时说了几句打气的话，让他们好好守，并说什么后续部队多得很。在归途中我问周：“多得很是指哪些队伍？”他说：“打气嘛！”并说让我当总指挥，同他一起住在中国银行，有事便于商量。我表示不同意。我说，我地位低不起作用，还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第五十三军内部的事，让我做什么即做什么，添上总指挥，无异破坏兵团的组织。这时期我急需与李书城同志会晤，如与周住在一起，无异受他监视，诸多不便，万一我们俩决裂，那就无法逃避。我又说：“通信联络都架设了，还是不变较好。等两天看看需要变再变，好在我住‘魁畬祥’离中国银行不远，随时找随时到。兵工厂是防御重点，必要时我可退到那里。”周不愉快地说：“好吧！”
十月三十日晚八时，在兵团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当时情况，拟定出席的人员有：周福成、兵团参谋长蒋希斌、第五十三军参谋长郭显荣、师长王理寰、刘德裕、张儒彬、毛芝荃和我八人。刘、张两师长尚未到来，周即宣布开会，他念了电报。大家认为，固守待援是骗人。周要大家发言，与会者则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待了一会，周说：“国屏先说罢。”我说：“现在情况非常严重，第一道坚固工事都守不住了，敌人正在节节逼近，一部敌人已接近大北关及铁路以北地区，指向旧城，所恃两三道工事是不顶用的（这是我故甚其词用以迫周）。会前我同大家交换过意见，一致认为这个仗是打不了啦，不能打……”没等我说完，周即用力拍了一下桌子，愤怒地对我说：“怎能这样说！再说，我要对不起你了。……”我说：“我是不怕死的，若是怕死就不说了。我内有本军同人的掩护，外有*产党共**的支持。我是为了你，也为了大家有个光明前途……”这时王理寰猛然离开座位到门外说：“副座（指我），我有话讲。”这时我看了一下我的随从兵（警卫人员），他们都在严阵以待，我遂到门外对王讲：“你说吧！”他说：“如果周把咱们都扣起来，那就糟了。我先回去从事行动准备。”王走后，我回到屋来对周说：“司令官，王师长说他回去马上就要行动，不信你叫杨副官（周侍卫）来问一下。”周问了一下，与我所说一样。我又说：“现在大家都不愿打了。一三〇师已有*共中**代表在那里谈判中。不信再问问夏时副师长（夏是周的连襟）。”我随手拿起电话叫通了夏时的电话，把电话机转给周，夏说了一遍和我相同的话。周听后把电话一摔，倒在床上说：“国屏，你把我坑了！”少顷，周又从床上起来说：“我自己指挥！”军部参谋长郭显荣一边拿地图一边说：“看怎么样！看怎么样！”郭是对周既在抱怨又寄同情。接着郭又哭着说：“哼！过去我说你不信，看看现在弄得这个样子。”这是他平常向周进过谗言，未被采纳，此时大为扼腕。周又给师长张儒彬通了电话，开口就说：“你们是不是也不打了？”张说：“谁说不打，枪还响。不是不打，而是打不了，现在是节节后退，真是不能打了。”周说：“*妈的他**，说了半天还是不打！”他说罢又倒在床上，说：“国屏，你真对得起我啊！”他的气似乎小了一点。这时“和平保乡会”催我去，我说：“司令官考虑考虑吧！我还有事。”就到另一屋给苏炳文通了话（苏系周福成任团长时的旅长，现任“剿总”高参室主任），请他来劝周，并告知白天地方团体向周*愿请**来准，内部情况亦略提到，但未说得那样严重，怕的是苏畏难不说了。
这天晚上的会我是迟到了的。我到会时，正在推举东北军法执行分监部主任赵毅为代表前往解放军洽商停战，并推我负军事总责，我主张请王理寰负责，我帮办。王说：“拥护副座。”我即叙述了周的顽固性，有人主张先将他干掉。我说：“周领导五十三军多年，有些裙带关系，那样做，必然要流血。为了避免流血，有法使他不起作用。”大家说那更好了。
我回到兵团部，将走到周的寝室，见到好几个人争看周留下的信，见我到来即说：“司令官走了，还给你留下了信。”信上写着：“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其后吧。我走了。周福成。即晚。”他们说走了一个多小时，化装商人，梅年丰跟着他。这时我的副官陈舜和对我说：“好险啊！差一点没出事。你从兵团部走后，周把杨副官、梅年丰叫来，先问：‘我待你们二人怎样？’他俩回答说很好啊。周说：‘我给你们俩一个任务，把副军长枪毙了。’杨副官说：‘这事哪能做，都是长官，副军长犯法你可上报。哪能军长枪毙副军长，有理也变无理了。’梅年丰说：‘即或你不顾一切这样做，事实上也办不到。副军长向来自己不带枪，现在枪不离身，随从也增多了。邓永林既会武术，又能双手打枪。他住在魁畬祥，不来同你一起住，那是有原因的。我们到那边都不能随便，说什么严防特务*杀暗**。’周听了这些话又说：‘*妈的他**！你们也投降了。’拿起笔就写，写了又扯，扯了又写，不知写什么。原来是给你写信呢？”
当晚十二时，王理寰电话说，解放军要求该师回戈指向青年军第二〇七师（沈阳城西南方面），从侧面协同进攻。他说当时以集结困难没有接受这一要求。我说：“这是一个政治测验，没有照办，是错了。”王说：“实在分散，想办也来不及。”
十月三十日上午得到报告说，第二〇七师向五十三军阵地方面布防。我给第二〇七师师长戴朴和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通电话，请他们来兵团部研究一下目前情况和对策。戴说太忙不能来，又说：“你那边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请学兄关照。”他要请周司令官讲话，我说不在，回来告诉他。周的出走好像戴已知道了。我又同许师长说了话，他也是说忙，不能来，但说他的行动与我是一致的。我说：“怎样一致？请明确一下。”他说：“不打了，举行起义。请放心。”
这时我是焦急万分，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李书城和赵毅两位代表归来。这时我忽然想起兵工厂来，把该厂徐科长请来。他以为我是催他破坏兵工厂的事，开口就说：“周司令官叫我做好准备工作。我已备好了*药炸**四吨，并安装好*管雷**，待命实施。”我说：“你体会错了。请你来不是让你从事破坏，而是让你保护工厂的。收音机里已广播了工厂的问题，你听了吗？”徐笑着说：“听了。让我们做什么？是不是护厂有赏，破坏工厂要罚？”我说：“对啦！现在沈阳采取和平解放，军事上我负责，任何人不能破坏。咱们俩互换电话号码，有事直接联系。咱们一同到你厂看看。”兵工厂厂长陈修和是我在越南时的老友，找了好久，不知去向。徐科长建议多发一个月的面粉，用来鼓励护厂。我说：“很好，就这样办。”随后我又和兵站总监樊光普通电话，告诉他和平解放，通知所属单位办理移交手续。告知兵团部副官处长王炳南，准备汽车*行游**，作好宣传和平解放沈阳的工作，让市民安心，商店照常营业。通知各单位准备移交，防止隐藏作伪，并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
十一月一日，李书城、赵毅两代表先后回来了。据李书城说：“由于某种手续不完备，遭到沿途查验，致误时较多，所以预定先行停止前进和派人商洽的办法未能如期执行。”李对此万分着急，曾四出奔走，以期补救，但未做到。当时我对李曾有埋怨情绪。
十一月二日午前八时，解放军第三纵队政委罗舜初来商洽起义事宜，约定午后办手续。这时，“剿总”高级人员纷纷要求保护安全，有的打电话问情况，有的打电话自报部队番号，请求列为起义部队。我回答他们就地不动，听候代表们研究。午后经解放军方面正式宣布为放下*器武**。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我也实现了站到人民的行列中来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