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
文章开始之前，先来说两个流传甚广的野史故事，亦可以说是谣言。
第一件，发生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
这一年，江西府境内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
故事虽然是坊间流传，但道理却在冥冥之中有些相通。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场突如其来的农民起义，封建帝制时代，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若非被逼到份上，是绝对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诚然，这次起事作乱，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连年干旱，颗粒无收，江西饿殍遍地，白骨森森，朝廷的抗旱救灾工作做得也不到位，无论赈银赈粮都多被贪污，当地百姓忍无可忍，纷纷投奔了一股从西北地区流窜而来的乱匪，结成了声势浩大的*动反**势力，开始举兵作乱，和朝廷对着干。
吃不饱，往往是古代环境中社会*乱动**的第一原因。
中国人对吃饱饭的执念从古到今，已经形成了一种传承，乃至于日常问候的句子里，都会有一句“吃了吗”。
而明朝中晚期的百姓们，因为皇帝昏庸，西北匪患，辽东战事，国内又有矿监，劳役，赋税等政，常常是吃不饱饭的。
那时节的大明，就是一个巨大的，饥饿的胃。
（饥荒）
不过好在，江西府的抚军十分尽职尽责，积极组织兵力，短短几天就平定了这场*乱动**。
不过，这并不算是什么大功一件，因为明朝晚期，乱匪横行，今天农民起事，明天商人*乱动**，*反造**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剿除乱匪基本上已经成了当地武官们的本职工作，干得好是应该的，干不好反而要挨收拾。
江西抚军平乱之后，按规矩，要向朝廷上一道折子，将剿匪事宜的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写到折子里，上达天听，请皇帝御览，相当于是交一份工作报告。
奏疏五百里加急，从江西府风尘仆仆地赶往大明京师，很快到了天子御前。
此时的大明帝王，是明熹宗朱由校。
对别的皇帝来说，读奏疏是本职工作，更有很多勤奋的帝王，一天能阅览成百上千份奏疏，以至于活生生的累死在政务上。
但对熹宗皇帝来说，阅读臣下递交上来的这些奏折，可算是要了他的老命了。
原因无它，而是因为皇帝读书写字尚且可以，又能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但此等盘根错节，又错综复杂的政务，对他来说却是极为头痛的。
（明神宗朱翊钧 画像）
皇帝对政务的反感厌恶，以及无从下手，是有原因的。
这不能怪皇帝本人，而是要从皇帝的父亲和祖父身上找原因。
明熹宗的祖父，是常年在紫禁城挂机的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皇帝。
万历是个性格古怪的人，他皇帝生涯的前十年一直活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淫威之下，张江陵当他的家，做他的主，顺带着夺走了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和权威。
而自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执政的中期十年，皇帝是一个孤单而又稍显可怜的战斗派，明朝特有的文官集团和沆瀣一气的朋*党**关系让皇帝体会到了“一个张居正倒下去，千千万万个张居正”站起来的道理，在文官们的制约下，他不能轻易的决定国家政务，他不能由着自己的心意来改造帝国，乃至于他都没有办法把明王朝交给自己属意的继承人。
长期的政治失意让万历皇帝对政坛产生了一种消极的心态，这种心态又很快转变成了一种对个人命运的悲观情绪。
而皇帝执政后期的二十八年时间里，他彻底地放弃了人格上的追求，万历不再上朝，不再批阅奏折，不再接见大臣，不再处理这个庞大帝国每天所发生的成百上千件政务中的任何一件。
总而言之一句话：皇帝犹如一个逐渐透明化的人，如同长夜里的鬼魅，消失在了紫禁城里。
其实按照作者来看，万历皇帝大可不必这样。
皇帝从明君理想的幻灭，再到个人追求上的失落，其实在很大概率上，是必然的。
因为皇帝追求来追求去，要的无非是一点，那就是自由。
而自由之说，对个人而言确为奢谈，命运的枷锁之下，无论名臣还是帝王，都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囚徒。
万历放弃了整个帝国的政务，顺带着也放弃了他的亲人们。
（明光宗朱常洛 画像）
怠政的万历皇帝在位时，没有兴致关心自己这个皇孙（即朱由校）的教育问题，而万历的儿子，朱由校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是个短命皇帝，登基不到一个月就领了便当，更是无暇顾及儿子的教育事业。
由此，朱由校同志成了个爷爷不疼，爸爸不爱的对象。
他从小生活的自由自在，虽然有专人教他皇家礼仪和帝王规范，也有名师大儒来教授他学问和知识，但每日的宫中讲习，多是打卡上班的形式化主义，而想要从这种形式化的学习模式中获取用以成就帝王之道的知识，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并且，皇帝在阅览奏疏时，不喜欢亲览，而喜欢让司礼监的太监读给他听。
不巧的是，江西抚军上这道奏疏的时候，负责替皇帝宣读奏疏的小太监识字不是很多，读起奏疏来磕磕绊绊，把其中一个叫做“追奔逐北”的词语读成了“逐奔追比”。
追奔逐北，也称作追亡逐北。
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中，曾有“追亡逐北，伏尸百万”的记载，原意为奋力地追击敌人。
江西抚军们在工作报告中使用这个词汇，大概是想表达自己十分负责，在剿灭乱匪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奋力杀敌，对着一路乱匪一顿猛追...诸如此类。
但不巧的是，小太监文化水平不太过关，一时口误，“追奔逐北”变成了“逐奔追比”。
（司礼监太监）
追奔逐北的意思皇帝能理解，但逐奔追比一说出来，熹宗皇帝算是蒙圈了，连忙追问太监是什么意思，小太监肚子里没有墨水，只好胡诌，他告诉皇帝，“逐奔”的意思是追赶逃走的乱匪，“追比”是抢夺敌人的赃物，所以这个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江西抚军带领*队军**奋力的追赶乱匪，目的是为了分夺他们身上的财物。
我想，如果当时那位江西抚军在场，一定会感谢这位小太监的全家。
熹宗皇帝就算再没文化，听完小太监这么一解释，也算是明白了个七七八八。
好你个江西抚军！有你这么剿匪的么？为了私分赃款追着人家满江西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天下的钱都是老子的，你们敢私分？你们也太嚣张了！
结果，任劳任怨，工作认真的江西抚军没有等来皇帝的嘉奖，反而等来了罚俸半年的处罚。
这个故事，很显然，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那些以讹传讹的野史印证之下，明熹宗似乎被人们牢牢地扣上了两大罪证，第一大罪证，是没有文化，第二大罪证，是没有能力。
这两条罪证，不但杀人，而且诛心，几乎可以把一个正常帝王批倒，批臭，断送他一生的政治生涯。
上面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以熹宗皇帝没有文化为主题而写出来的野史。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明史》和《明熹宗实录》，你就会发现，关于熙宗皇帝在位时，有一个极其被人们忽视的记录。
那就是，皇帝从登基到驾崩，一共举行过多达十九次以上的经筵。
所谓经筵，是指封建帝制时代，在固有的政治格局里，对皇帝进行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思想的灌输和学习。
（经筵）
当然了，如果皇帝有兴趣，也可以学一学王阳明的心学。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到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有史记载的帝王经筵，有十九次，又因为《明熹宗实录》并不完整，历代流传导致内容散佚，所以实际上，皇帝经筵的次数，是有可能多于十九次的。
作者实在难以相信，在一线师资，当世大儒如此高强度的轮番教育下，皇帝会是一个文化水平极低，识字量和理解力都严重有问题的人。
坊间更有传闻，说熹宗皇帝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但实际上，史料文献上明明白白地写了这么一句话：
《明熹宗实录》：体势端严，笔法遒劲。
这句话，是时任内阁大学士刘一燝称赞熹宗皇帝在奏折上批复的字迹时所留下的赞叹。
（刘一燝 形象）
刘一燝是真的喜欢皇帝写的字，还是马屁拍得好，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至少知道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那就是皇帝会写字，不仅会写，似乎写的还很好。
并且，熹宗皇帝对大臣的恭维十分得意，还特地回复了一句话：
《明熹宗实录》：天寒作字较少，未能工也，俟春和时亲笔砚，尚有进益。
这句话的意思是，皇帝表示，写成这样都是小意思啦，现在天气寒冷，写字比较冻手，所以写的只能说是尚可，以后春暖花开了，哥写的比这还要好。
看得出来，皇帝对自己的文化水平，还是有追求的。
野史中这件事的发生，是在天启元年，即熹宗皇帝刚刚登基的那一年。
第二件事，同样发生在这一年。
大明的三个藩属国，扶余，琉球，暹罗不约而同地派遣使者来大明入贡，顺便来瞻仰一下新任大明天子。
（朝贡）
扶余，又称为福余卫，是明时所置兀良哈三卫之一。
琉球，是在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的海湾政权。
暹罗，是中国古代对泰国的一种称谓。
这三个小国，虽然地方不大，但诚实十足，此番前来大明朝贡，各自携带了十分厚重的礼物。
明朝史料上对这次入贡的礼单记载得十分详细，这些历来和明朝友好合作，互通有无的藩国手笔不小，什么紫金芙蓉冠，多罗木醒酒松，五色水晶围屏，翡翠金丝裙，一看就是下了大手笔的。
藩国大放血，目的不外乎是量小国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
他们不仅携带了厚礼，还携带了礼单供皇帝参阅。
并且，使者们不仅携带了礼单，还生怕皇帝看不懂番邦的文字，所以十分贴心地把礼单上的文字翻译成了中文。
使者们十分尽心尽力，但问题在于，使者们的翻译并非因地制宜的人性化翻译，而是十分蹩脚和生硬的“机翻”，相当于把“how are you”翻译成了“怎么是你”，这就导致翻译出来的汉文语序错落，前后冲突，在修辞和标点上更有诸多错误。
（魏忠贤 形象）
使者们呈上礼单，由内侍宦官魏忠贤接过，老魏同志不巧认字不多，看了半天不知所以，只好呈送到皇帝手上，朱由检在皇位上正襟危坐，拿过礼单一看，心里暗暗叫苦，上面的字写的密密麻麻，但由于翻译上的纰漏，读起来毫无逻辑，晦涩难懂，实在是无法理解。
其实，礼单上无非是详实的记载使者们都给皇帝带来了什么礼物，顺便再写一点诸如“恭祝皇帝万寿无疆”，“祝愿大明国运昌盛”之类的吉祥话。
但很显然，熹宗没有把这薄薄的一张纸当成礼单，而是当成那种十分正式的国书了。
皇帝不想因此露怯，失了面子，所以紧锁眉头，双眼紧紧地看着礼单，开始头脑风暴。
他装模作样地看了半天，认为自己刚刚登基，这些藩王就派人过来找事儿，递上来的国书恐怕也没掺什么好话，他越看越看不懂，越看不懂越着急，越着急越生气，居然猛得站起来，把礼单扔到地上，大声呵斥道：
你们这些番邦小国，实在是好没道理！
底下的使者们一看大明皇帝发怒，纷纷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心里思绪不断，认为果然是天朝上邦的皇帝，自己举一国之力拿出来的礼品，人家根本瞧不上。
一桩乌龙，就这么结束了。
在外交事宜和政务处理上，熹宗皇帝的表现十分让人失望，这不得不让人对皇帝本人的综合能力产生怀疑。
但这个故事，真实性当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刚才已经印证了熹宗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接下来，我们再来印证熹宗其实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有能力的人。
还是老生常谈的《明熹宗实录》。
（袁崇焕 画像）
书中记载，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时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同志给熹宗皇帝上了一封奏疏，内容大概是说，自己想要在山海关外屯田筑城，繁荣辽东经济，振兴辽东发展，如此一来，国富民强，可以有效抵御女真人的进攻，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而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的确不是吹的，袁崇焕还在奏疏中提到了他想要具体实施的七条举措：
《明熹宗实录》：请更端而言屯之利，计伍开屯，计屯核伍，而虚冒之法不得行。
*队军**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让他们开垦土地，耕种荒田。
兵以屯为生，可生则亦可世，久之化客兵为土著，而无徵调之骚扰。
士兵们在辽东种地，时间长了，就会有归属感，到时候他们就能在辽东扎根，军心也会因此稳固。
屯则人皆作苦，而游手之辈不汰自清，屯之即为简之。
种地十分辛苦，是检验人意志的一种手段，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把军营中素质较低的士兵们开除辞退。
伍伍相习，坐作技击，耕之即所以练之。
种地和打仗是相通的，士兵一边种地，一边练武，两不耽误。
屯则有草有粮，而人马不饥困，兵且得剩其草乾月粮，修整庐舍、鲜衣怒马为一镇富强。
在辽东种了地，以后就不用京师往山海关运粮了，我们自产自吃，不靠别人。
屯之久而军有余积，且可渐减乾草月粮以省饷。
种地产粮食，粮食就是军饷，这得替朝廷省下多少钱呐。
城堡关连，有浍有沟、有封有植、决水冲树、高下纵横、胡骑不得长驱。
种地的同时，我们还能顺便挖挖沟，挖挖洞，搞一些防御工事出来。
（屯田）
袁崇焕说的天花乱坠，毕竟，这是一位可以跟后来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吹牛说五年就可平定辽东的人，所以一番理论下来，很少有人能不被他忽悠。
倘若熹宗皇帝资质平平，对袁崇焕这种十分狡黠的大臣，恐怕是无力招架的。
并且，袁崇焕把屯田包装的太过完美了，解释起来又合情合理，很少有人能不上当。
但熹宗看完袁崇焕的奏疏，却十分冷静的回复了他如下内容：
《明熹宗实录》：得旨向以防守方殷，故著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
你让士兵种地，那辽东的老百姓喝西北风？
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
士兵都去种地了，到时候要打仗了谁上？
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
什么时候种地，什么时候打仗，时间上都规划好了吗？
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
辽东那么乱，到时候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被偷走了怎么办？
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我看你袁崇焕浓眉大眼高鼻梁，长得端正，做人也要脚踏实地，不能老是搞这些天方夜谭啊。
袁崇焕固然忠心爱国，但很显然，年轻的熹宗皇帝，并不完全信任他。
朋友们，当时的熹宗皇帝，只有22岁。
一个没有能力的皇帝，如何说出这些极赋能力的话来？
熹宗对袁崇焕看的很透，在这一点他，他比他那被大多数人认为智商很高的弟弟崇祯皇帝要强得多。
字里行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明帝王的自信，沉着，头脑灵活和仔细分析。
（明熹宗朱由校 画像）
而这，才是真实的明熹宗朱由校。
当然了，其实关于这位皇帝的轶事还有很多，其中有熹宗皇帝生来对木工艺术有着极强的天分和感知力，他本人实操性极强，可以制作出在当时世界范围里都属一流的木制品，又有皇帝钟爱傀儡戏，不仅爱看，兴致浓时，还要自己雕镂傀儡戏的表演道具，属实是一个可以乐在其中的老票友。
但实际上，之前提到的那两则看似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的故事，基本上都处于野史的范畴，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合理性，都是有待考究的。
按作者来看，历史的记录权和风评大都掌握在文人的手里，文人往上，便是文官。
所以，恐怕是当年挟持着万历皇帝的文官集团*化丑**了熹宗皇帝，把他描述成了一个不学无术，昏庸无能的帝王。
是的，皇帝极有可能被“黑”了。
在这样的史料之下，我们往往会认为，一个皇帝的行为已经偏离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治下的大明王朝如果是一艘巨轮，恐怕航向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偏移。
抑或是背道而驰，亦或是冲着冰山前进，抑或是已经抛锚，抑或是从甲板开始渗水，不久就要面临沉没。
诚然，纵观熹宗一生，并不算太过光彩，但其实他也没有多么不堪。
他有文化，有水平，有能力，只不过，他没有魄力，独属于明君和雄主的魄力——这，就是我的最终结论。
在学生时代，我的历史导师曾经告诉过我，在分析，研究历史的时候，感性的分析历史，抑或是将残酷的历史审美化或故事化，是一件十分错误的事情。
当时我深以为然，当然现在也十分赞同导师的这句话，但实际上，分析历史是很难摘除掉情感因素的。
比如明熹宗，我不可能认为他是一个纸上的符号，我只会觉得他是一个曾经活生生存在过的人。
而面对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胡说八道，是最基本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