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生纵宕布满“谪居”生命体验的坡仙，抵达中国人文史上堪称奇观的苍凉而博大之精神风景。在惠州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苏东坡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生活跋涉？
2015年8月2日下午，南通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南通市作协理事杨谔为中观读书会精彩开讲《苏东坡的谪惠之旅》，通过苏东坡的谪惠经历及其间诗文书画创作的叙述和解读，还原一个处于人生转折时期的真实苏东坡。
讲座前的暖场片
苏东坡的谪惠之旅
杨 谔
一、赴 惠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惇为相
章惇与苏东坡曾经是好朋友。早在东坡任凤翔判官的时候，有一次与章惇一起游仙游潭，遇一峡谷，谷与谷之间只有一根独木相连。东坡不敢过，章惇脸不改色，平步而过。东坡当时就跟他开玩笑说：“你将来一定会杀人的。”章惇没有生气。“乌台诗案”时，他还站起来为东坡辩白。相传俩人结怨的原因，是东坡在章惇知湖州时作了一首诗并送给他，其中有句子说：“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水云乡。”章惇的出身有些不清不白，所以他自己对号入座了，认为苏东坡是在讥笑他。这种说法听起来有趣，但经不起推敲。东坡这首诗写于1076年，而1079年东坡被贬黄州时俩人关系还不错。因此，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政治原因才是他们结怨的根本原因。雪上加霜的是，元祐年间太后摄政苏东坡蜀*党**掌权的那几年，章惇曾遭受过监禁。如今，天生就会杀人、今日大权在握的章惇便开始肆意报复了。
为收拾元祐大臣，朝廷设立了专门机构。凡是在元祐年间开口反对过王安石财政经济政策的，即以*谤诽**神宗论罪。先后受到处罚的官员达830人，其中309人上了元祐*党**人碑。*党**人碑遍立全国各地，有的地方至今还能看得到。碑上有奉圣旨此309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已订盟者也要取消等语。
首先被拿来开刀的是苏东坡。
1094年4月，令下，59岁的苏东坡被贬英州。朝廷给出的罪名如下：“讪上之恶，众憝厥愆；造言之诛，法谨于近……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顷在先朝，稍跻消贵……辄于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凡兹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虽托言于外，以责大臣；而用意之私，实害前烈。顾威灵之如在，岂情理之可容。深惟积辜，宜窜远服。只夺近职，尚临一郡。是为宽恩，无重来悔。可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孔凡礼《苏轼年谱》）
如同儿戏。仅隔一日，诏令又下，复降东坡为“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当时东坡人还在河北定州任上。
接受新命后的苏东坡心情颇不平静，用雄酣敦厚的书法写下了唐代诗人杜牧的《雨中作》：“贱子本幽慵，多为隽贤侮。得州荒僻中，更值连江雨。一褐拥秋寒，小窗侵竹坞。浊醪气色严，皤腹瓶罂古。酣酣天地宽，怳怳嵇刘伍。但为适性情，岂是藏鳞羽。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其中寄托，不言自明。
临赴英州的那段日子里，他一口气写下了三四十本杜牧的《华清宫诗》送人，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朝廷的忠诚和担忧。杜牧的《过华清宫》诗中有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是东坡由新贬之地而产生的自然联想，但其中多少也包含了一些政治因素。令他想不到的是，在谪居惠州之时，还真与荔枝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食荔支》）临行前，东坡拜谒了定州诸庙，并写祝文，醮北岳，作青词，以明心迹。他说：“轼得罪于朝，将适岭表。虽以谪去，敢不告行。区区之心，神所鉴听。”
平生磊落、坦率天真的东坡似乎还没有充分估计到这次贬谪的严重性。一路南行的他还设想自己不会长久地被贬，会像当年韩愈那样，很快地被皇帝召回。行经太行山时，他还写了首《谒衡岳》诗。诗云：“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味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净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情绪还不算糟糕。在《赴英州乞舟行状》中则写道：“自闻命以来，忧悸成疾，两眼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臣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昔日帝师，不惜放下身段，苦苦哀求，夸饰自己的衰病不堪，还说到了死。名为乞舟，实是希望皇帝收回诏令。行状坦露出他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
正人君子对卑鄙者卑鄙的估计与天才对蠢人之蠢的估计永远都是远远不够的。此时章惇、蔡京、来之邵等人仍一个劲地在皇帝面前说苏东坡的坏话，而这位少年皇帝也真是蠢到了家。这位少年皇帝究竟有多蠢？还可举一例：有一回，东坡的弟弟子由引证历史前例，表明后代帝王往往会修正前代帝王的政策。子由引证的是伟大的汉武帝，说在汉武帝的领导下，中国的疆土开拓到突厥以外的地方了。当时，有一官员想取代子由的职位，就向年轻的皇帝告发说，苏子由把神宗比作汉武帝，是对神宗的大不敬。于是，子由便被削除官职，贬到汝州当太守去了。那时章惇还没有拜相，所以子由那回被贬的帐不能记在章惇的头上。但这件事情却足可说明，像这样的蠢皇帝，换个李惇、袁惇不管什么惇来当宰相，都能“轻松”地让他做出荒唐可笑的决定。
乘船南下的事是准许了，但召回显然无望。又得到的消息是：秦观与李之纯也因为受到牵累而分别被降谪到处州与单州。慢慢地，东坡也看清了这一点，他在给敏行的信中说：“某蒙庇粗遣，旦夕离南都，如闻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凡百委顺而已。幸不深虑。”一颗急切用世的心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碰得粉碎，只得自己慢慢地冷却下来。《晚香堂苏帖》中有一封东坡写给友人的信：“迈往宜兴。迨、过随行，此二子为学颇长进，迨论古事废兴治乱，稍有可观，过作诗、楚词，亦不凡也。此亦竟何用，但喜其不废家业耳。蒙问，亦及之。轼白。”感觉情绪不高。好在东坡名满天下，谁人不知，沿途尚不寂寞。早在往陈留、襄邑途中时，大书家米芾就派专使致信，表达矜愍之情。时米芾知雍丘。据东坡与米芾第十八简中“出城固不烦到，复得一见，幸矣。微疾想不为患，余非面莫究”等语，估计他们俩人最后是见上了一面的。
本年正月，太后得病，不久亡故。从苏东坡被贬定州至本年的四五月间，东坡共书跋《中山松醪赋》5次，书跋《洞庭春色赋》2次。我国古代优秀的书法作品，多为书家抒情之作。写什么？怎么写？似无意，实有意，均是书家在心灵驱使下思想与情绪的迹化，所以被美学家们称为“有意味的形式”。赴惠途中，东坡还多次书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以抒怀抱。
《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均为苏轼撰并书，前者文字作于1091年冬，后者作于1093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件书作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前后总计684字，是本年闰四月廿一日东坡在赴英州途中，遇大雨，留住襄邑时自跋的书卷。洞庭春色与中山松醪均为酒名，文中流露出作者因抑郁于胸，故渴望像神仙一样自由高蹈的想法。赋句借古抒今，感情充沛连绵，撼人心肺。其中“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中山松醪赋》）实为牢骚。“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班”，“追范蠡于渺茫。吊夫差之茕鳏”，可谓哀鸣。这些赋句，让人联想起屈原的《离骚》与曹植的《洛神赋》，一派愁绪茫茫气象。
从书迹上看，《洞庭春色赋》的最后部分，笔势翩翩，颇有众仙纷纷而来下的意境之美。《中山松醪赋》，起首端庄不苟，继之沉郁，再继之飞动奋起，再继之以静重写怨，更见痛之深之沉。最后的跋语，顺势而下，与前面相接无缝，一气呵成。东坡生性浪漫，情感世界又极为敏锐丰富，但其书作却大多似不动声色，稳重端庄，细细玩味，则韵味远在点画之外，愈味愈觉其情之浓其意之醇，愈觉其意象之丰茂而多变。此种美感，亦凡亦仙，又如美食，只觉回味无穷，却不能尽言。若再作进一步的探究，其成因当与其艺术见解有关。他在《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中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他认为吴道子虽妙，但也只是到了画工的最高境界，而王维的画有象外之韵味，因此脱离了凡俗境界。吴道子妙在技艺，王维妙在诗意。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他赞扬吴道子“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但仍把吴道子归于“百工”之列。书法是顶破人生这层窗户纸的一个锥尖，书法之妙不在书法本身，“论书以*论法**，见与儿童邻”。书法之根本*法大**在于“学习做人”，高妙之书必只出自“诗人”之手。
东坡这件书作，与黄庭坚明显的理性、米芾张扬的个性都不同，据此也可得出在为艺为文之道上，东坡是以儒家为主，道、佛为辅的结论。有人可能会以各人擅长书体不同为由反驳我，但我认为：各体虽有各体的特质，但本质则一。东坡的草书与怀素、张旭不同。东坡形放意也放，但内在似被一不可逾越之底线统摄着。那根底线就是入世的儒家思想。其书势以他内心的坚质浩气为基础，根植泥土，似收实放，似放实收。以此类推，所以他对皇帝、对政敌们的反抗，最终只能走向温柔敦厚，只能走上他单方面的“一笑泯恩仇”这条路。因为他“仁”，他懂得“爱人”。旭、素则没有那么多讲究，他们可以放浪于形骸之外，放笔一戏。书法之外，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东坡则不能，也不会。我也曾反省自己，就风格而论，如果非要非此即彼，那么我属于旭、素一类，放浪无迹，东坡的“绵里裹铁”我做不来，但内心底里，我很爱东坡。旭、素的作品动人，而东坡的作品感人。尝见东坡《祭黄几道文》后董其昌“董其昌观于曹周翰斋中。癸卯十月晦。”数字，董字号称有祥气，与东坡的放一起，何等样的柔弱与软媚也。信东坡字之真气，来源于心中之刚正不阿浩然之气。
六月初五，来之邵等再次攻击苏轼诋斥先朝，那位蠢皇帝又听信了。诏下，再贬惠州。诏曰：“左承议郎新差知英州苏轼。元丰间，有司奏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特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嗣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以怨报。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仍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乃至交通阍寺，矜诧倖恩，市井不为，搢绅所耻，尚屈典章，但从降黜。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非朕可赦，宥尔万死，窜之遐服。虽轼辩足惑众，文足饰非，自绝君亲，又将奚怼。保尔余息，毋重后悔。可特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我曾反复推想，仍无法推想出东坡看到此谪词时当作何情状，宋王大成《野老纪闻》说东坡见此谪词，估计是自己的老同事林希的手笔，说：“林大亦能作文章耶！”此举真让人瞪目结舌。寥寥八字，满是鄙夷和不屑。
同一天，苏子由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
政敌和无知小皇帝的步步紧逼，让东坡几乎喘不过气来，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生性豁达的他真想找个地方好好歇息，不是怕，也不是想躲，而是感到一种既无聊又无可奈何的累，就像大夏天穿了件湿衬衫，脱则赤裸，不脱又难受得紧。正烦恼间，忽然想起几日前停泊金陵时与锺山法泉佛慧禅师的会晤。分别时禅师说偈曰：“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无复问幡风。好将锺阜临歧句，说似当年踏碓翁。”
默颂偈语，东坡心里忽然一亮：为什么不安下心来？问甚幡风？更不能作临歧之哭。
离开金陵，过慈湖夹时遇到了阻风。到姑熟时他正式接到了谪居惠州的诏令。东坡命子苏迨归阳羡跟苏迈居住，只带儿子苏过及朝云赴惠州。
这一年黄庭坚的日子也不得安生：先是除知宣州，于是自家乡分宁赴宣城。后朝廷又改命知鄂州，六月十八日又罢知鄂州的新命，命管句亳州明道宫，于开封府界居住。七月十三日，得管句敕。也许是上苍有意的安排，因有了这一番折腾，奔波途中的黄庭坚正好与苏东坡在彭蠡之上有了三日之会。命运之神就是如此的爱捉弄人，在你孤寂万状将要绝望的时候，它会给你送来一点希望或者一丝温暖，而当你对幸福依赖成性时，它又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从你手中夺走。西窗剪烛，酒酣耳热，黄庭坚取出一方铜雀砚，就着摇晃的烛光，东坡读砚铭道：“惟曹氏西陵之陶瓦，堙伏千龄，深渊而出，逢世清明。当其贮歌舞，蔽风雨，初不期为翰墨主。呜呼，不有君子，长与甓为伍……”东坡读罢砚铭，百感交集，一时情不能禁，乃提笔作铭曰：“天实命我，使与其迹。”又曰：“人亡台废，得反天宅。”两人相对，久久无言。
面对重压、挫折或不幸，有的人会愁眉不展，一蹶不振，整日价不解为何偏偏是我？有的人会学乌龟，缩颈自保；有的人会钻门子、做犬马企求翻身；有的人则会不惜为敌人提供攻击朋友的*药弹**，出卖良知，换得荣华富贵。宋代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谪居中勇于为义》说：“陆宣公谪忠州，杜门谢客，惟集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言语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谨之。后人得罪迁徙者多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苏子由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提到东坡青少年时期两件事。一件是东坡10岁那年，一日母亲程夫人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的时候，废书兴叹，东坡就说：“母亲，我将来也做范滂这样的人，好不好？”母亲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另一件事是说东坡文章写得好，几乎是天生的。又说后来东坡读到《庄子》，不禁喟然叹息：“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看来，东坡对待挫折的态度，与其自小接受的教育有关。说到东坡为文为艺出于天生这一点，我也颇相信。前面谈到东坡论王维与吴道子画的诗歌，写作时只有25岁，可见他很早就独具卓识。同样学一样东西，人都会选取与自己天性相近的来接受，艺术观、世界观亦如此，所以又有臭味相投一说。《庄子·齐物论》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因为有“异”，所以会见出高下贤愚。现在苏东坡已打定主意，把个人的不幸暂放一边，他要去管管眼前自己想管的“闲事”。“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二十章》）我就做个“昏者”“闷者”吧！
一天，他路过庐陵，读到曾安止所作的《禾谱》，可惜里面没有介绍农器。他想起在湖北时看到的秧马——栽秧之器，觉得推广这样的新型农具，不但可以减省农民的伛偻之劳，还可以提高效率。于是他编了一首《秧马歌》，易诵易背，利于秧马的传播与推广。儒家常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东坡后来到了惠州，对于“达”有了新的理解，他在《与罗秘校》中说：“仕无高下，但能随事及物，中无所愧，即为达也。”
心结一解开，人便变得轻松快乐起来，幽默诙谐的天性也随之“见风就长”。刘伟明弇，以才学自负，平时难免有些趾高气扬，瞧不起同辈。这日南迁的东坡正在庐陵一禅刹游玩，恰好“刘大才子”也在，于是互问爵里姓氏。刘伟明遽对曰：“庐陵刘弇。”刘伟明不知对面之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自以为自己名声很大，要使对方折服，乃复问东坡所从来。东坡徐徐应道：“罪人苏轼。”刘弇大惊，逡巡着致敬道：“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我最敬畏的人。”接谈之下，东坡也十分欣赏刘伟明的才学，于是俩人大谈了一通方回。
东坡原本就喜欢游山玩水，现在心里云开雾散了，干脆就潇洒走一回吧。沿途世人，多仰其名敬其人，纷纷请留墨宝。东坡才高性直，也不当回事，于是一路上的题留多了起来。道经南安时，他为一寺壁画了一幅《竹石图》。过大庾岭时，他又题诗于龙泉寺的巨钟上。至韶州，游月华寺，正遇上寺庙火灾后重建，应僧之请，为题梁，并作诗。过南雄州时，题字于天峰山真仙岩。入曹溪，至南华寺，为寺书“宝林”二大字额。刚从定州出发时，他一路上多写信向人诉怨说愁，而今心襟大开，题留江山风物，几忘忧怨为何物。心境合开不同，眼前景物也自不同起来。绿水如带，青山含笑。
八月底九月初，东坡到达英州，小憩于州治小厅之西。英州周边，他又留下不少游踪，且多赋诗题留。本来，他是可以在此地安定下来的。
十月二日，东坡正式到达惠州贬所。
游兴未尽的东坡似乎不太介意自己的一再被贬和一路上的鞍马劳顿，而景仰他的人却纷纷为他抱不平，同时也敬佩他的浩然正气。有人写下这样的诗句：“元气脱形数，运动天地内，东坡未离人，岂比元气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辄有碍。低头不敢仰，闭口焉敢欬。东坡坦率老，局促因难耐。何当与道俱，逍遥天地外。”（唐庚《闻东坡贬惠州》）“百年双白鬓，万里一秋风。”（陈师道《送吴先生谒惠州苏副使》）。
趁翻山越岭4000余里，风尘满面的东坡刚到惠州，需要小憩的机会，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东坡此前的仕宦经历：
1036年出生
1057年中进士
1057年4月——1059年7月 母丧 服孝
1061年11月——1064年12月 任凤翔判官
1065年2月——1066年4月 任职史馆
1066年4月——1068年7月 父丧 服孝
1069年2月——1070年12月 任职史馆
1071年1月——1071年6月 任告院监官
1071年11月——1074年8月 任杭州通判
1074年11月——1076年11月 任密州太守
1077年4月——1079年3月 任徐州太守
1079年4月——1079年7月 任湖州太守
1079年8月——1079年12月 入狱
1080年2月——1084年4月 谪居黄州
1085年6月——1085年10月 任登州太守
1085年12月——1086年 任中书舍人
1086年8月——1089年2月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年7月——1091年5月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钤辖
1091年1月——1091年8月 任吏部尚书
1091年8月——1092年3月 任颖州太守
1092年3月——1092年8月 任扬州太守
1092年9月——1092年10月 任兵部尚书
1092年11月——1093年8月 任礼部尚书
1093年9月——1094年4月 任定州太守
1094年10月——谪居惠州
上列经历中空缺的时间，一般即为其前往任所或贬所时路上所耗的时间。从以上简略的经历中可以发现，东坡谪居黄州时，刚刚四十出头，从生理和心理上讲，他有足够的资本重新来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黄州以后的10年，是他一生中政治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一跃而成为执政中的领袖人物。这次被谪惠州则不同，一是政敌欲对其赶尽杀绝，绝不给他翻身的机会。若不是立国之初太祖皇帝有本朝不杀文臣的诫誓，东坡及其“元祐*党**人”恐早为政敌取了性命。二是此时的东坡已是60高龄，到了人生的晚年。依他的阅历和性格，以及对本朝政治现状的了解，学廉颇和老黄忠不服老的可能性不大。他所欲践行的，是人生智慧的大道，而非仕途。苏轼的弟子秦观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答傅彬老简》）诚然，东坡思想的每次飞跃，都得益于生命痛苦的催发。贬黄州时，他杜门深居，承父苏洵之说，撰成《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开始撰写《书传》。杜门深居的结果是他的文章也为之一变，如川之方至。在生命的尾声——惠州、儋州时期，他对前二书进行了修订，又撰成《书传》二十卷。并自认为有此三书，觉此生不曾虚过。黄州时期，他的人生思想大格局已定，以后的经历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洞彻人生的意义之所在。再次放逐，他会把它看作是自己生命中又一次的加钢淬火，他要把自己的知、行、意三者合而为一。这一次长达半年之久的南迁之旅，正仿佛他人生变奏曲开始前献上的一段引子。（南通书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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