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讲述叶挺将军的故事，本篇为下篇。
《叶挺：北伐名将》一篇的最后，我们讲到了义军南下潮汕。
按照原先的计划，义军将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依托共产国际从海上运来的援助，休整之后重新北伐。
到达潮汕后，我军与陈济棠、薛岳部在汤坑展开激战，史称“汤坑战役”。
当时南昌起义部队只剩五千余人，不足国民*党**投入兵力的三分之一。
在叶挺、贺龙等人的指挥下，我军一度将薛岳部击溃，并成功包围了薛岳的师指挥所。
但就在关键时刻，叶挺部的一位营长阵前倒戈。
薛岳趁机*攻反**，义军大败。
这位叛徒营长的名字叫欧震，长征时期他跟随薛岳一路追杀红军；抗战期间参与过常德会战，任国军58军军长；后来败退去了台湾。
汤坑战役失败后，叶挺和周恩来一起转移到了香港。
1927年12月，叶挺从香港回到广州重新领导广州起义，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
广州起义的故事我们在《*剑英叶**：每临大事有静气》一篇中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
当时叶挺曾主张立即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但是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海因茨·纽曼的斥责。
原本一支可以被保存下来的宝贵武装力量，最终在守城的激战中伤亡殆尽。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再度化装逃到香港。
纵观叶挺的革命生涯，其中有一段“空档”，那便是广州起义后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组建新四军之前。
即1928~1937这十年。
那么这十年间叶挺都去哪了呢？
话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先是去了香港，后经马来西亚、日本中转，到苏联莫斯科参加了*共中**六大。
在“六大”上，叶挺受到了李立三、王明等人的无端指责。
共产国际也认为叶挺动摇，把广州起义的一部分锅扣到了他的头上。
几番打击之下，自尊心甚强的叶挺最终离开了*党**组织，开始*亡流**德国。
旅德期间，叶挺以翻译德文文章为生，并成为素食主义者。
期间他还加入了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等发起组织的“*三党第**”。
1930年春天，周恩来来到柏林与叶挺进行长谈，旅居德国的*承志廖**等人也不断鼓励他。
叶挺开始慢慢走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的阴影。
此后一段时间他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军事问题，还攻读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学会了制造地雷等技术。
叶挺这种对技术的执着也遗传给了后辈。
他的长子叶正大、二子叶正明和四子叶华明后来都成为尖端科技人员，为我国飞机制造、导弹研制等作出了杰出贡献。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中有大段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先科激光公司的记叙，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为叶挺四子，是新中国第一批地空导弹研制专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作为一名军人，叶挺的血性开始刺激他不能再消极旅居海外。
1932年秋天，叶挺辗转回到澳门。
次年他应邀去了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蔡廷锴就是我们上篇讲述南昌起义时那个率所部一个师去了福建的师长，他曾是叶挺的下属。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蔡廷锴对于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愈发不满。
于是在1933年11月22日，他联合李宗仁、陈济棠等人通电反蒋，并与毗邻的中央苏区红军签订《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
眼看东南形势要失控，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八个师入闽围剿十九路军。
十九路军不敌蒋介石中央军大军，溃败瓦解，叶挺和蔡廷锴等人只得再度逃亡。
叶挺重新回到澳门；蔡廷锴等人则去了香港，成立了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开始走舆论宣传路线。
蔡廷锴，南昌起义时出走的第十师师长，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叶挺下一次露面是在西南事变。（《西安事变：纵横捭阖》）
在“纵横捭阖”的阶段，叶挺经“老朋友”张发奎引荐面见何应钦，表示愿意凭借自己在国共两方的关系尽最大努力和平解决事变。
何应钦算是叶挺的“非直属上级”。
北伐时期何应钦任第一军军长时，叶挺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麾下的独立团团长。
尽管叶挺向何应钦反复陈述利弊，但何仍然强硬态度，执意要“血洗长安”。
叶挺遂不辞而别。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沉寂多年的叶挺终于在上海见到了周恩来。
当时叶挺已离开*党**组织多年，既非国民*党***党**员、也非*产党共***党**员，属于“第三方人士”。
在这次上海会面中，周恩来邀请叶挺出面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抗日战场。
同一时间，国民*党**方面也试图拉拢和争取叶挺。
9月28日，国民政府抢先发表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的任命，试图抢夺这支队伍的主导权。
11月初，叶挺应毛*东泽**之邀访问延安。
在详细了解叶挺离开*党**组织前前后后的经过后，中央方面打消了对叶挺的疑虑。
中央*党**校举行的欢迎会上，叶挺受邀发表演讲。
他先是对个人历史表达了内疚与自责，继而表示以后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外人士身份开展工作。
项英、周恩来和叶挺
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后，由于其非*党**员的身份，很难接触上级政策和军事层面的核心机密。
一到开关键的*党**组会议时，叶挺只能在自己的房间中来回踱步，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新四军毫无争议的大当家是项英。
虽然名义上是“副军长”，但项英在内部实际是军政委，且身兼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等关键职位。
更为重要的是，东南各省游击队本就是项英、陈毅等中央苏区留守红军发展而来的。
项英在其中的威望极高。
一来二去，叶挺的角色逐渐变成了以“对外”为主，负责与国民政府协调事宜以及要军饷。
在部队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项叶二人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客观来说，叶挺在军事作战和部队发展方向上有优势，项英则在对国民*党**的警惕性和政治斗争上更有优势（如高敬亭事件）。
很可惜。
1938年年中，叶挺致电长江局请求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
尽管长江局复电挽留，但叶挺仍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由于正值项英赴延安开会，叶挺也不在军中，国民*党**开始加紧对新四军的渗透，试图乘机控制新四军。
周恩来随即邀叶挺赴重庆面谈，最终说服叶挺回到队伍中。
1940年，曾参加南昌起义的新四军干部在皖南合影。前排左起：周子昆、袁国平、叶挺、陈毅、粟裕
在《抗战硝烟（总纲篇）》里我们介绍过抗战的“大气候”问题。
早期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与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背后来自苏联的援助。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便派代表到莫斯科寻求援助。
抗战早期，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外援国。
抛开*器武**装备方面的援助不说，仅武汉会战期间，苏联就有近4000名军事人员在中国施以援手，其中不乏高级军事将领。
然而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苏联先是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继而又开始与日本接触谈判。
至1940年下半年，苏日已基本谈妥条件，协议（《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春正式签订。
从与日本接触开始，苏联便逐渐减少了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的抗战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失去了苏援，国共之间的摩擦开始愈演愈烈，直至兵戎相见。
皖南事变就是这样的大背景下爆发的。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背后站立者为斯大林。苏联的初衷是避免在东西两线与轴心国作战，对日本开出的条件主要是由支持中国转向中立
至1940年下半年，国共双方在皖南、苏南、苏中一带的局势已非常紧张。
这一年的十月，新四军陈毅粟裕部（约7000余人）刚刚与国军韩德勤部（江苏省主席）三万余人发生黄桥冲突。
国民*党**中将军长李守维战败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万余人伤亡或被俘。
战后华东局方面致电延安，建议“以军事手段彻底解决韩德勤”，从而“巩固苏北”。
毛*东泽**当天复急电制止陈毅、*少奇刘**、黄克诚等人，指出：
“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
之所以如此顾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皖南新四军军部遭受国军报复围歼。
考虑到身处险地，延安从1940年11月底便开始电令皖南新四军拔寨北上，“尽速北撤”。
或许是因为长期从事游击战不愿意离开山地依托等原因，项英对于北撤一直下不了决心。
至1940年12月，皖南形势已万分紧急。
延安方面再三催促，新四军方面终于于12月28日下定决心拔寨北上。
据事后复盘分析，综合考虑政治舆论、*队军**调度等各方面因素，12月上旬是最佳的北上时间。
只可惜在宝贵的窗口期里，皖南新四军方面转移的人数非常有限。
皖南事变纪念馆。“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题词为小平同志题写。
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向北开进。
6日，我军前进到茂林地区时，与国民*党**第四十师遭遇。
此时叶挺和项英并不清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已经调集了八个师计八万余人的强大兵力准备围歼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
国民*党**方面可谓是蓄谋已久。
由于担心兵力不足，这八个师中还有两个是从浙江秘密调来的。
国民*党**军八万余人由新四军名义上的直接上级、叶挺保定军校的老同学、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统一指挥。
1月7日，敌军包围我方的态势已十分明显。
7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
这场会议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十点，长达七个小时，最终使我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
史称“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
会上，以叶挺为代表的一部分意见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从星潭方向突围。
以项英为代表的一部分意见则认为星潭易守难攻，如果付出了代价仍攻不下来，伤员一多就更困难了。
后一派从感情的角度出发，有些“舍不得拼掉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骨干精华”。
最终，会议否定了叶挺的突围方案，采用“原路退回里潭仓，出高岭，到太平、黄山伺机东进”的决策。
其实在开会的那一晚，大概21时许，新四军三团一营已经攻进了星潭镇——这里的确是敌军包围圈上的薄弱点。
但因通信工具落后，这个极其关键的信息未能及时传递回到军部。
唯一的生门就此关闭。
1月8日，新四军与敌军激战一天，战线不断收缩。
当天晚23时，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指示，下达了明日一早发起总攻的命令。
1月9日凌晨，项英、周子昆（军副参谋长）、袁国平（军政治部主任）三人率部分警卫员离开军部出走，试图走小路突围。
此即后来颇具争议的“离队事件”。
所以我们今天看正史，对于皖南事变均表述为“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
而实际上叶挺获得中央授予的“明令指挥权”，已是在局面不可挽回的1月11日。
三人率部离队一天半后，因无法突围又返回大部队。
此时中央已电令新四军，由饶漱石（时任东南局副书记）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11日，国军开始收紧包围圈，双方激烈交火，叶挺亲自到东流山阵地督战。
12日傍晚，我军因寡不敌众，阵地纷纷失守。
当晚，新四军开始分散突围。
其中军部分两路：叶、饶带一路，项、周、袁带一路。
13日，叶饶一路退守到一处高地，做最后之抵抗。
此时我军已与近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七天七夜。
14日，叶饶商量后决定致书上官云相，由叶挺做代表亲自往上官处“议和”。
下山后的叶挺随即被*动反**派押往上饶集中营囚禁，而饶漱石最终完成了突围。
关于饶如何突围的，历来众说纷纭，此处我们就不谈了。
不管怎样，他在关键时刻与叶挺一起稳定了军心，指挥部队坚守，被认为“表现突出”，此后获得重用。
与运气不佳的叶、饶一路不同，项英、周子昆成功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此后他们几人辗转隐蔽于皖南山区。
事变结束两个月后的1941年3月12日，项英与周子昆等人转移到茂林东南石牛窝村的蜜蜂洞隐蔽。
一日晚上，二人因携带军部黄金，被见财起意的军部副官刘厚总杀害。
张铚秀（1915-2009），开国少将，长津湖战役中担任负责围歼美军31团的27军80师师长，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中后期西线总指挥。皖南事变中张铚秀为新四军新1团团长，率200余人成功突围
叶挺被关押后，蒋介石几度试图劝降，均被严词拒绝。
此后几年在历次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我方始终将释放叶挺作为重要条件。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我方以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为交换条件，使叶挺获释。
次日，叶挺写信给毛*东泽**，表达愿意重新加入中国*产党共**的意愿。
3月7日，*共中**中央复电同意叶挺请求。
4月8日，叶挺一行人乘美军观察组的C-46运输飞机由重庆回延安。
飞行途中，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
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扬眉、幼子阿九和一名保姆。
除此之外，美军机组人员四人也全部遇难。
对于此次空难的失事原因，我方一直抱有怀疑，曾派出晋绥公安总局前往调查。
调查的结果是“因云雾浓重、低空飞行导致撞山起火，排除了人为爆炸的可疑迹象”。
不过一直到几十年后，关于这场空难还有很多传闻。
当年叶挺被国民*党***动反**派囚禁的时候，曾写过一首《囚歌》。
其中最后四句是这样的——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以此四句诗，作为本篇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