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匠战例｜ 为前驻藏战士无罪辩护之再审开庭记
刑匠精品辩护团队律师随手拍：石狮威严
热爱刑辩，是热爱捍卫正义本身，是能廓清纷繁直击要害。
——题记
再审：驳回申诉后的开庭再审
刑事案件再审立案极难，立案后也不一定开庭。比如以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开庭是常态。
吴超英受贿案再审，恰恰也是二审程序，但刚结束的激烈庭审，金额巨大的案子，单人单案持续了一整天。笔者直到下午六点多才核对完庭审笔录签名离开。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法庭对质、审理冲突与协调、刑辩难题与处理、披露问题与应变，如过山车一般，让人感怀。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庭审。庭审的差异，归根结底在于案子的情况各异，而辩护人要做的，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基于细致专业的工作，一以贯之地展示委托人无罪、罪轻的依据。
案件简介：原交通局运管处处长吴超英（前驻藏战士）受贿案。金额160余万元。一审被判5年，二审维持。后，吴超英及家属提起申诉，被驳回。继续申诉，2022年6月再审立案。
看上去，挺简单的案子，为什么反复上诉、申诉？
在委托人开始找来时，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再审立案决定书长这样
因为有不少人在受贿案发后，都选择了认罪伏法。不少人连律师都不请。所以吴超英的妻子罗小花找到我，我带着被信任的意外（为啥找我？毕竟我专注的是金融犯罪案件），从成都到乐山的一路上，听着罗小花夹杂着浓厚川音的讲述，疑惑仍不能解开。
后来，在监狱见到吴超英才明白，他的冤屈，在于好多金额是拼凑起来的，而且拼凑得不明不白：
年节往来的礼金，单方面被计算为受贿款（自己给对方的则被忽略），根本不存在的金额在“特定情形”下被认定，老吴腹腔肿瘤切除住院期间收的探望礼金和上缴的礼金，全部被认定为受贿款...
划重点！人情往来的礼金，收下也好，退还也罢，都是受贿款。
这...?
收下熟人朋友老乡的礼金探视红包被计为受贿款，是和无视吴超英送出的礼金配合起来处理的。而退还本人和上交单位财务且有纪检干部作证确有其事的，也被认定为受贿，这就让正常人都无法理解了。
遭遇：触及灵魂而后反击
第二个问题。
问：什么是特定情形？
答：就是特定的情形。
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特定情形？
答：...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主体原因，文字不便展示（开庭审理部分会有述及）。
如果仅仅是这些原因，或许不足以让一个家庭作后盾，数年如一日地持续上诉、申诉、*访信**。
没有触及灵魂的遭遇，便没有异于常人的反应。
这个案子，有三个重要异常点：
一、为追回违法所得的“赃款”，查封了一家三口所有的房产才能追回（其中包括冻结了吴超英25年前的房改房，注：三人都有正当职业与合法收入）。
这人到底是个清官还是腐败分子？
二、被留置160多天，夜以继日的233次讯问（根据讯问证记录），找了（或抓了）家属、老乡、老友，查了个底儿掉，没发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滥用职权、贪污等其它任何犯罪事实。
（注意。和前面的连起来想想，人际礼金往来+“借款”+“被动想起”数额+“被指着名单认出的”=160多万元。）
想想！再想想。
三、15年时间里，收受30人共127笔款项，从50万到2000元不等，但无一人因行贿而被追究。
虽然，在法律上，为谋取合法利益和被索贿的不认定行贿，但和家庭资产总额不高、没有其它犯罪事实一结合，就能理解吴超英的悲凉。
既然这么多的问题，为何一审、二审都没看出来？
是呵，为什么？
对贪官的痛恨是吃瓜群众的普遍感情，但不少人会忽略，这里也包含了司法工作者。
问题更在于司法流水线上，后阶段对前阶段工作自然的认同。问题还出在，犬牙交错刑事证据所呈现的表相下实际情况的发现，需要双向思维投入精力挖掘。
问题同样在于，展示纷繁冗杂的问题，需处理包括排非申请、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和侦查人员出庭等一系列专业操作。
一句话：时间紧、任务重、专业要求高。
对于司法官如此，对于辩方律师同样如此。这就是案子从一审、二审、第一次申诉驳回，一路走来，又一次次与正义擦肩而过的原因。
实际上，那次二审根本都没开庭。这也让此次再审开庭显得珍贵。
所以从内心，我们由衷感谢省高院的安排。
感谢归感谢。怎样把问题展示出来，才是开庭*考前**虑的核心。
困难：突破意外揭真相
困难是明摆着的：
一、对30人共233次讯问收受127笔“贿赂”，量大且情况不一而足的案情，怎么展示？
二、吴超英讲，自己被侦查人员欺骗、威胁、诱供、欺骗、变相刑讯逼供后，是对着列好的名单供述的。
可是，这么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怎么展示？
三、去年委托后，我已经提交了排非、调取庭审录音录像和另案开庭庭审笔录、侦查人员出庭、取保等8份申请，除开庭的申请、一名证人出庭实现外，一概没有回应。
怎么展示？
虽然，开庭前，辩护意见、质证意见、发问提纲早已备好，从涉案金额统计到阅卷笔录也都已备齐，但刑事辩护，不能对着书面材料照本宣科。
原因很简单：
庭审，是一个动态互动的过程，司法官关注点的应对，争议焦点的应对，不是白纸黑字能绑定的固定靶。
紧扣案件，反复推敲，不断思索。
近一年里积累的10万多字的辩护意见开始发挥作用。经过临战前团队成员的紧张沟通，拟定了三个突破方案：
一是先易后难。将敏感的非法取证后置，而先确认案件焦点中，借款错误定性为受贿、借款给家属部分不知情等几件事实的认定错误。
二是分类质证。将24项指控分1、2-7、8-24三组展示。
三是动态辩护。在书面材料外，力求结合现场动态脱稿回应，以最大限度发出辩方声音，揭示案件定性错误、事实不清、证据违反规律违反常识处。
好吧，设想是对头的，但厚积之后如何薄发，还是刚才讲过的，庭审不是按照剧本推进的活演出。而精彩也正是在设计和设想之外发生：
意外一：在发问阶段，吴超英哭了。
我的发问持续了十多分钟。吴超英哽咽发生在最后环节。
虽然在会见阶段，吴超英曾当面流泪，但一个曾经的驻藏战士、一米八高的钢铁战士般的大个子，在肃穆庄严的法庭上哭泣，还是颇意外。
意外二：法官没有打断。
原本忙于记录的检察官助理，似乎忘了记录，留意地听律师发问（这一节是听旁听的吴超英儿子讲的）。
我当时看到，法官似乎也蛮意外。
法官意外的结果，是在发问阶段都没有介入，没有打断，也没有提示，一直是我信马由缰地发问。等到提醒我“注意应给出开放性问题”，发问就要结束了。
什么是“开放性问题”？直截了当说，就是不应在问题中暗藏答案，不应诱导性发问。
我有诱导性发问吗？
我只能说，有些迫不得已。
吴超英浓厚的川话，让我听不清，讲得快了，或讲话中带有词语，会直接让人断片。
比如之前会见时，吴超英重点强调了一个四字词，总结了他的涉案金额。我从他的表情和调门判断，这是他想讲的一个重点意思，但重复三四次，愣是听不明白。后来，还是旁边的狱警帮忙翻译，我才知道他想讲的是“化整为零”。
原来，他当时想说的是，侦查阶段，拼凑了不同性质的钱款，拼出了160万多元。
会见时时间宽裕，况且如此，紧张的法庭上，更容不得随时的暂停和中断，所以我在一开始发问，就当庭声明：我讲述在会见时你反映的情况，你只需回答“是”“不是”“属实”“不属实”。
这几个简单的词，还是听的懂的。
当然，我之前会见时了解到的情况，已经通过书面材料，作为申请排非的附件，寄给了法院和检察院的。
所以，虽说内容不免敏感、复杂，但确都是案件的焦点问题，这也是发问一直没有被纠正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吴超英的哽咽。
司法官对吴超英的哽咽的反应迟缓，其中原因，在于这一意外揭示了一连串不为外人所知的讯问真相。
意外，让这次庭审参与者，都聚焦到这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真相。
意外的发生，在于吴超英的破防。
让吴超英破防的，是“你有没有听到家属罗小花的哭喊？”吴超英的回答，不再是浓重的川话。他沉默、哽咽，大口大口吞着空气，脸开始扭曲变形，缓缓地低开高走爆出一个字：“——有。”
罗小花是吴超英的妻子，是这个案子的证人。而从女人的哭喊判断，罗小花可能遭受了类似的*辱侮**、疲劳审讯的变相刑讯逼供。
即使在专业法律人，对于非法取证，不少还停留在刑讯逼供的概念上：有刑讯逼供，就是非法取证，否则，便不存在非法取证。
其实，“非法证据”可谓种类繁多，而对非法的认定，有强度、对象的区别。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力暴**、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敲黑板！对非法取证的认定，区别不同对象，烈度不同。
被告人的烈度高于证人（专业观点认为，没有威胁、欺骗等轻度心理压制，被告人不会主动认罪）。因此，罗小花的哭喊，表明证人可能遭受了法律不能容忍的威胁、变相疲劳审讯。
这段发问环节里，司法官的关注，为后面的挖掘问题埋下了伏笔。
纠结：非法证据叠罗汉
意外三：李雪枚出庭作证
李雪枚是证人。也是我专门提交的申请书中要求出庭的一个证人。她的出庭，将非法证据排除的争论引向新的高度。
李雪枚并非第一次出庭作证。在这次开庭前十多天，在罗小花受贿案开庭审理时，李雪枚便作为证人出庭。
哦！补充一下，罗小花因申诉丈夫的案子，在去年的“大会”前，被抓了，罪名，也是受贿。两周前开了庭。
那一回的情况，我听小吴讲过。但这次审判长宣读李雪枚将出庭的消息时，我迅速冒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李雪枚在被解除留置后仍然坚持之前的证言？”
这是李雪枚出庭作证的难点。难就难在，不少人会掉进由非法证据铺就的思维黑洞。冒出问题的同时，我脑子里同时急速运转起之前思考过的应对之策。
其实，如实讲就行了，何必思考什么应对之策呢？
还是之前讲过许多回的老话：事实是什么是一回事，事实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才能被人认同更重要。
虽然，来之前，就听小吴讲过，在上次开庭时，李雪枚出庭作证，全部翻供，就自己涉案三笔款项作了另一番陈述，后面的陈述，和一审时笔录上的完全不同。但法官当即讯问：
“为什么你在被解除留置后仍然坚持之前的证言？”
法官问的，是办案人员最后一次的问话内容。
最后一次问话时，李雪枚已恢复自由，是在自己指定的茶楼作的笔录，这些陈述会被认为是脱离了可能威逼环境，因而是真实的意思表示。
我知道，李雪枚之前留置，共有过4次稳定的陈述，结束留置后，工作人员又找到她做了一次笔录，所以现在改变陈述，有翻供嫌疑。
之所以说，这是非法证据的新高度，就是因为这里涉及到专业法律人都可能陷入的一个思维误区，而这一错误，恰恰是一种较隐蔽的非法取证方法：重复自由。
重复自白，又称重复性供述，是一个专用名词，特指在受威胁、*力暴**等强制下作出虚假陈述，在外部条件消除后，基于已经记录在案陈述的约束，重复之前不实的陈述的，同样应排除。
说人话，重复自白就是，你之前讲的是虚假的，后来，就破罐子破摔地一次次重复。
虽然，重复自白早在2017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就有规定。但实务中的困难在于，从控、辩、审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理解。
司法官基于一般案件的审理经验会认为，既然有“多次稳定陈述”相印证，那说明之前陈述的是事实，达到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呀。
当然，这看起来也无可厚非。虽然也只是看起来，但更可怕的是，证人重新作出与之前不同的陈述，会被看成是翻供、串供。
证人、家属，甚至辩护律师，都有串通的嫌疑。
至少，对有侦查思维的司法官，会把这种情况划归“被告人给做了工作”。
刑事辩护的困难，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要求辩护律师，具备揭开“多次稳定陈述”的表相，还原非法的真相。
太难了！不是吗？
但难度远不至此。更大的困难在于，重复自白，和指供搅缠在一起。
视角：位置不同解读各异
指供，又称指名问供、指事问供。简单说，就是按问话人员指定的内容一一陈述形成笔录。
重复自白+指名问供。不少案件会就此打上死结，直至隐入尘烟。
很不幸，吴超英案大量存在非法证据叠罗汉的情况。
当然，也包括了李雪枚的证言。
吴超英在去年7月第一次见到我时，就迫不及待地讲，自己被迫在侦查人员指着名单的情况下，确认了大部分的受贿金额。比如在李雪枚这里，就有两笔5万元共10万元的受贿金额。
暂停！为什么别人指着名单，明明白白不存在的事，你都会认？...
嗯，可能，或许，大概...家属的安全...至少，在吴超英的角度，为了罗小花的安全，这个可能，是有极大的可信度。
补充一下！罗小花幼时曾患脑膜炎（罗小花和吴超英都和我说过），2013年又因淋巴癌动过手术（手术的病历我看过。曾有说法，是她术后生命不超过半年（吴超英讲的，是否准确不好确认，但在和我接触的半年中，罗小花会短暂失语，具体说，是一段时间里会无法发声，无法正常通话）。
说回这两笔5万元，“其实，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吴超英讲，当时讯问人员开导他“你先认下来，我们最后查无实据，也会减掉”。
结果，一审开庭才发现，李雪枚的笔录中，也出现了两笔5万元受贿金额。
注意！不是3万，也不是6万，正好是5万。
正好也是两笔5万。两相印证，最终坐实。
你品！你细品...
其实，证人李雪枚可能在第一次受到威胁、欺骗后，是在侦查人员提供的材料上签名、按捺指纹，形成了指供的非法证据。
当然，这只是假想。当然，也是符合逻辑且真实感丰沛的假想。
不知经历过多少腥臭房间的不眠之夜，不知经历过多少思考讯问科学技巧的混沌白昼，这个假想，在吴超英的脑袋里游移、漂浮、撞击、拼接，最终连成一片，牢固地建立起来，10个月前，在和我第一次见面时，他向我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李雪枚的最后1次茶楼问话，虽然威胁已消失，但作为一般生意人的李雪枚并不知晓。
不能从事后的立场，要求她当时已经明知那是最后一次问话。不能从事外人的立场，要求她当时作出超然物外的判断。
事实上，当时的李雪枚，不能确定自己已完全脱离了危险（相反，她极可能觉得随时还会被抓回去），她当然也不知道，改变那一次的说法，可以否定之前笔录的效力。
事实上，哪怕是丁点儿的不配合，她便能感受到近在咫尺的威慑。
所以，在茶楼问话的过程中，仍然深陷在随时可能被抓的恐惧里，所以，面对办案人员，她仍处于持续的恐惧中，所以，她重复了之前的证言。
这，就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复自白”。
无论是在侦查人员写好的材料上确认，还是重复自己之前的不实陈述，都是非法的，都应当排除。
但这类非法证据的特点，是隐蔽性强。
不同于一般认识中惨烈的“刑讯逼供”，这样的证据，在辩方角度和司法官角度，不深纠的话，就容易倒向完全不同的结论，导致即使是专业的司法官，不经清晰的说理与透彻剖析，也不能察觉。
岂止是不能察觉，站在司法官的角度，甚至会认为证据已然达到确实充分，从而理所当然地予以采信。
当然，单单是重复自白+指供，是无法叠罗汉的。
这里...咳！咳！...想想留置中吴超英听到隔壁房间罗小花的哭喊声，想想吴超英庭上的哽咽...然后，再告诉你一个成语：威逼利诱。
好吧！说文解字是没有风险的，但我想说的是，威逼利诱，在法律人解读，就包含了威胁、诱供、逼供，分别指以恶害相通告、以好处相引诱，或利用被问话人急于获得自由等情势下，获取与事实不符的陈述。
好了！到此为止吧。其它的自行脑补吧，不然你啥都别想知道了。
我相信，上面的种种，是导致不少案件沉冤的原因。
问题是现成的，但并非不能解决。
我的解决之道，就是结合在案证据，找出李雪枚二审时提交的证言。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再结合她当庭否定之前的证言，再加上申请侦查人员出庭而不得、申请调取讯问录音录像而不得，再加上精心组织发问，从而向法官说明，吴超英和李雪佂，遭受指供、诱供、逼供、疲劳审讯等变相刑讯逼供的可能不能排除，进而，相关内容，不具有证明力。
刑匠精品团队律师随手拍：海天聚能量
对质：证据之外有真相
意外四：当庭对质
李雪枚当庭作证时，吴超英由法警带离了法庭。作证完，吴超英又回来了。审判长要他俩面对面讲清楚二人间50万借款的情况。
这种场面非常少见。严格说，已超出证人出庭作证，属法庭对质。
案件中关于50万借款的认定，是2003年，李雪枚曾出借50万给吴超英，事后，李雪枚撕毁了借条。钱由吴超英的哥哥用于一个工程，再然后，一直没还。
这中间其实有几个具体细节：一是有没有撕毁借条？二是撕毁借条是基于什么考虑？三是事后有无再沟通过还款？
撕毁是确实撕毁了，没啥争议。当时的想法，可以确定，根据李雪枚当庭陈述，自己是不想吴超英压力太大。钱用于具体工程，而工程后来烂尾也可以确定。事后曾多次沟通还款，也是可查证的，李雪枚也当庭确认了。问题在于，吴超英冒出了自己的问题：
“我当年有没有帮你修训练场？”“我没有收你钱，我帮你修的训练场折算下来的话，市场价值也有40、50万，有没有这回事？”
吴超英欠李雪枚50万不假。对吴超英现场冒出的这个问题，李雪枚当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有。
这个问题说明，双方其实是互负债务互享债权的。
吴超英曾多次向李雪枚确认，自己会还钱。这个事实，可说明撕毁借条≠借款被非法占有。
而吴超英情绪逐渐激动，讲起老婆2013年患癌症，讲起自己2014年腹腔巨大肿瘤手术后更换了尾胝骨，讲起50万借款投的项目因合伙人涉意外死亡几经波折一直没能结算...
他的陈述，和之前会见时，一遍遍向我讲的一模一样。
庭上，听着他祥林嫂一样的重复，和李雪枚的一一答复。其实，50万借款这一节，单单当庭对质就能发现，借款中有对吴超英有利的太多细节，而这些细节，都能对应到《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有关借款能否认定为受贿的规定，而结合对质，根据7条司法解释中的详细规定，都不能认定为受贿。
这里，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借款当年的吴超英，并非案发时的运管处处长。
当时的吴超英，是不名一文的安全科副科长。他和刚辞职下海的李雪枚，因曾同一个办公室，私交甚好，两家人也都关系密切。
重点是，借款当时，吴超英没有在业务上管理李雪枚的职权。
那为什么之前的笔录中没记下来？
这个...!你懂的，笔不是攥在你自己手里嘛！
吴超英清楚地记得，也清楚地跟我讲过，自己当时和审讯人员赵力解释这些细节，被毫不客气地打断，被拒绝。
这就让这次当庭对质，显得尤其珍贵。
其实，就吴超英讲到自己曾帮李雪枚修场地这一节，也能证明双方有债务抵销因素，且印证了双方之间私交甚厚。
能抛出这个问题也说明，当事人的积极应对，能意想不到地扭转案件走向。
回顾：步步推进步步不同
毕竟是二审程序，而且完整地走了一遍，所以推进过程，和一审有着很大不同。抛开前面讲的意外，突出的有三点：
一、开庭，先由被告人、辩方发表对案件的意见。
二、接下来，检察员展示新调取的证据，双方发表质证意见。
三、后面发问、质证（补充证据之外的证据）、辩论的每一环节，均由被告人、辩护人先发表意见。
三点摆出来，对资深律师其实没啥新鲜感。重要的是应对。
那天的开庭，应对的基础，来自于近一年时间的会见、阅卷、质证意见、辩护意见的一次次打磨、修改、调整、再调整。
这次开庭，辩护意见共修改了五稿，后来还出了庭后补充辩护意见。全套质证意见外，又专门对补充的证据出具了补充质证意见。
这之外，还有发问提纲、对请托事项金额的专门列表统计。对全部涉案金额往来人员、总金额、次数逐一统计外，还专门列出证据目录，以便开庭时能迅速精准查找到原始依据。
这样的前期准备，加上开庭前的重温、梳理，还有庭上的动态应对，在庭审达成了三点突破：
一是在开庭伊始的补充证据质证环节，揭开证据非法的问题。
二是质证环节结合证据证明力与证据能力，将证据表面异样的涂改、证据间不能相互印证，以及证据结论不合常理逻辑处，和案件证明效果偏差结合，再次申明，证据资格存在问题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
三是辩论阶段，情理法结合，再三挎问证据不合法、逻辑不自洽、事实认定不合常理，最后申明吴超英无罪的观点。
单列出来的流程是冷冰冰的，审理的现场则活泛而热烈。
补充证据质证卜一开始，就开启了一个新高潮。
庭审：移动靶中打问题
刚开庭，检察员先讲了办案单位提交的书面证明材料，宣读了讯问录音录像查看情况，表明：被告人、证人神态自然，没有发现威胁、使用*力暴**或刑讯逼供的情况。
我的意见是：检察员的陈述，是主观评判，不具客观性。
我说，根据三项规程中的排非规程，结合高检规则，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异议的讯问时段，要*放播**讯问录音录像，或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得以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替代侦查人员出庭”。
“辩护人在2022年7月11日，已向检察院和法院申请调取讯问录音录像、申请侦查人员出庭。现在，检察员以自己看到的内容，结合主观判断，代替对录音录像的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合法性。”
吴超英对此也有意见，他问：“检察官，翻看讯问录像不能当成产品抽检。你看的是哪一段录音录像？他们在一开始对我讯问时，有持续明显的威胁、*辱侮**、疲劳审讯，每一段，我都清楚的记得。
“6至24项礼金往来，是任家兵提醒下，被迫认下的。有一个叫陈千钧的人，本来不是工作组人员，也跑来审讯，说自己‘代表领导’，劝我‘如实供述’。你真的没有看到吗？”
检察员回应时，改口说：全看了（之前是详细了读了几个具体的时间段）！因为被告人没有提交初步的证据和线索，对相关讯问非法的认定，不予认可。
最后，检察官还说，因为视频中涉及的有违法问题，也有违纪问题，不便展示。
我觉得，检察员可能没认真听我之前讲的内容，因为我前面讲的很明白：
根据排非的司法解释，申请排非，提供了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即是提供了法律所要求的“初步证据和线索”。
但，再次回应时，不能单单地重复，结合检察员的讲述，我强调：检方全看了，不等于在法庭上展示。这样的陈述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录音录像中存在违法违纪问题，那就应该依法追究，而不是给予包庇！
后面的发问阶段，已经在前面讲过了，关于非法取证是否存在，吴超英伤心到哽咽，已是最好的明证。
到了下午质证时，吴超英似乎状态没调整出来，一开始发表质证意见时，就一句：让我的辩护人代我作答。
质证意见是现成的，已经在庭前提交。但我不能照稿宣读。
我摘要地挑出有代表性的证据渐渐趋同，指出笔录中存在表面上修改了部分非核心的语法、标点，而对包括人名错误持续多遍无视，却对案件发生的时间、季节、钱款包装袋，逐一确定为同一，仅从证据表面看，和吴超英在会见时提出自己被指供、诱供、欺骗、威胁的问题，能得到印证。
经过第一轮质证，吴超英又被激活了，不愧为驻藏战士，他一一针对后面证据，发表自己的意见，虽不够精准，也极大地丰富了质证的内容。
质证是冗长的，也是充实的。质证的核心，是穿透表面证据瑕疵下，由于人为“加工”，导致的逻辑不自洽与不合常理。
质证过后，是辩论，这是一个被非法取证贯穿到底的庭审，但脱稿辩论，我注意紧扣刚才质证阶段法官的发问，提出翻供与如实供述的认定，要还原到当事人非专业人士，且担心自己及公司安危。非法证据未排除时表面相印证线索与实体证据人为加工后的取舍，应回归基本常识与逻辑，在矛盾证据不能排除时，结合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法官在质证环节对原审被告人讯问，辩护人不能打断，所以辩论阶段，我在辩护中，针对法官关心的问题，现炒现卖，又结合在案证据和事实，表明了辩护意见。
我的终结部分高调而有力：依法改判吴超英无罪！
不是每个案子都适合慷慨激昂的发言。但这个受贿案，适合。
辩论进行了两轮，检察员的回应依然是念之前的稿子（旁听席上的小刘后来讲，她看到检察员这时仍在翻稿子）。
我便把之前准备的非法取证，没有在前阶段展示的段落一一调整出来，再次回应：
“这个案子，在侦查阶段，还涉及到一笔300万的借款，虽然最终没有认定为受贿。但可说明，侦查阶段的案值，在30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上的受贿案，依法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更高，依法应当录音录像。
“事实上，案件在问话笔录中，也明确记载，对吴超英的问话，全部有录音录像，对李雪枚、罗小花的问话，分别有两次有录音录像。
“法律规定应当录音录像，笔录显示，已经录音录像，这正是去年辩护人申请调取讯问录音录像的依据，在案件存在非法取证成为争议焦点的情况下，提供录音录像就能说明问题。
“这时，不提供录音录像，而以讯问人员单位和个人的书面声明，代替录音录像，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这一节，审判席右首的审判员，在快结束时突然问：辩护人是否认为法庭未启动排法程序。
我回答：我在回应刚才检察员的意见。
上午9：30开始，17：30，庭审结束。
刑匠精品辩护团队创始律师张王宏
尾声：虚惊一场的“解回再审”
第二天是3月31日，一大早，我到监狱递交会见材料，前台的民警对着电脑一通查，又在旁边的文件中一轮翻，扭头和旁边内室的同事嘀咕了几句。
一名矮矮的着装民警急急走出来，两人望着我，男的仰面说：“解押再审了！人不在里面，会见不了。”
怎么会这样？“人去哪里了？”
女的反问我：昨天是不是开庭了？你开庭了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我说：“昨天下午开庭完，人就带回监狱了。”
男的又说，解押再审，可能是原办案单位带回去再调查。又问：“委托人原籍哪里？昨天开庭的情况怎样？”
女的说：“你去原籍吧，应是带回原籍了。”但被男方挤眼制止了，低头去整理手头材料。
我回答男民警说：“吴超英原籍是内江。昨天开庭顺利，开完应该是带回监狱了。”
但私底下，我突然想，我确实没亲眼看到人被带回去，难道开庭发现新的问题，人被带回原籍重新侦查？还有，会不会被带回成都了？
第二个可能被秒排除。因为，有必要带回成都的，当时便没必要来当地开庭。
这样想来，就是带回原籍了？已经开庭的案子，有什么可能被带回再侦查呢？
不应该。
这时，民警又告诉我狱政电话，说具体情况狱政管理人员知道。我打电话过去，那边答复说人昨天晚上7点已回押。
我顿时心头大石落地。赶紧告诉男警官。他接过我电话想核实，但对方已收线。
男警官转身用自己电话一通按，然后，我听见他要电话那头，把吴超英的记录更新一下。说昨天晚上已经回押，但状态没更新，导致现在律师无法办理会见。
原来如此，虚惊一场！
4月1日，回到广州，始终放心不下，再次梳理了一下案件问题，根据庭审情况，补充了一份辩护笔录，寄给省高院。
这份材料，强调了4点。
一个，是李雪枚在案第5次笔录，属重复自白，依法不应采信。
第二，是对庭审中自首问题补充意见。
对吴超英归案过程，吴超英在庭审时讲了，自己归案的具体经过、与家人和同事告别的细节，对此节事实应认定。而确实存在主动投案的，即使是在归案途中被抓获，依法也应认定为自首。另外，根据之前的裁判文书，认为吴超英归案前，监委已经掌握部分犯罪事实，所以没认定其自首。但我们认为，由于在案证据不能表明，哪部分犯罪事实是监委之前掌握的，哪部分是吴自己坦白的，从有利于被告人角度，应认定其坦白部分，均系之前未被掌握，由此也应认定为自首。
第三，在案查封财产中，属于吴超英儿子后续按揭支付部分，属案外人财产，不应列为违法所得。
这部分，之前的供述中有矛盾（小吴曾在笔录中讲，按揭是妈妈付的），所以，我要提交证据。我们让小吴把后面按揭部分，五年内能打印的流水，都打印出来，由律师寄给法院。
第四，是重点。
我依次从开庭确认情况，列出在案款项中，90万、34万、41万（分别对应李雪枚兼有借款和事实不能认定的款项、生病住院及正常年节往来礼金部分、原判2-5项因非法取证导致证据存在矛盾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对相应5人收取的款项），依次不应认定为受贿款。
为什么要列一个次序呢？
金额问题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趁热打铁，让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确信证据中不真实的问题。
因此，我的排序，是根据证据确切程度，从“无”、“不可能存在”、“或可能有（证据仍有矛盾）”排列。
为什么能坚信自己的排序呢？
坚信来自专业的判断，来自对案卷材料的透彻分析，当然，也有自己内心的确信，这些确信，虽无需在庭上展示，但同样能支撑自己的判断：
这次开庭，因旁听限制，只有几名亲戚到场，但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吴的战友（称吴超英为“*长首**”）。他讲了案子中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坐聊时，讲当年驻守*藏西**亚东，怎样冒死出境完成作战任务。
好吧！这个开庭的受贿案，从申诉驳回到立案，再到开庭，每一步，都昭示着光明的前路。然而，辩护律师，不能坐等光明的降临，而要竭力准备于前，尽心思辨于后，动态应对于当时，把不同阶段的努力，凝结成化解案件问题的合力。
如果说，这个通过一系列连环拳促成开庭的案子，对我有什么新启示，那就是努力的方法与目标：
这样的努力，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这样的努力，案子未结便不能稍稍停歇。在努力的过程中，既可能面临现实的纷繁杂乱，也会遭遇“虚惊一场”，但，专业，始终是战场的主线。
热爱刑辩，就是热爱破解问题本身，就是廓清纷繁一以贯之地坚持直击要害，坚持不懈奔走呼告，用写和说，用智慧、技能、专业，让无罪者卸下有罪之枷锁。
（文中案例全部真实，其中人物姓为真实，名为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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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善辩为雄
编辑：冰虫子 校审：烧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