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introduction
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合作会议8日—10日在伦敦举行。在9日首场“世界经济展望”分论坛上，“新的平庸状态”（new mediocre）成为开门破题的热点。
对此，大部分专家认为：投资已经到位，关键是通过基础设施创造需求。从“一带一路”、银行业创新、股权债权、新的信用评级体系研究等维度，与会嘉宾提出了许多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
正如主持人所说：2016年看起来是非常有趣的一年。
以下根据会议速录整理的重点概要：
主持人
CNBC 主持人 Geoff CUTMORE
讨论嘉宾
- 加拿大养老金投资委员会董事总经理兼欧洲负责人 Alain CARRIER
-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鄂生
- 大公国际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
-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董事总经理兼代理首席经济学家 Hans Peter LANKES
-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
-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董事总经理兼代理首席经济学家 Hans Peter LAN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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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会不会觉得不安全而不愿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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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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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先在明年把基础设施给他启动起来，公共领域需要去有一种长远的计划，不仅仅是这种短期的刺激计划。
Hans Peter LANKES：明年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全球增长的展望不令人兴奋，我们觉得全球增长大概在3%到3.5%的水平，所以明年可能是比较令人失望的一年。
为什么拉加德会谈到新平庸这个词？在短期在需求这一块，消费者会不会觉得很不安全不愿意去消费？现在私营领域在家庭里面的债务水平比较高的，政府是否因为财力有限，没有办法做大笔的投资？这些都是会有影响的。
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人们不能忘了解决短期的需求欠缺的同时，也要去看一看如何解决长期的全球经济的瓶颈问题。其中一个瓶颈就是基础建设。新兴市场之中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能源领域、交通领域，投资都不够。现在增速从高增长放缓了。另外，在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也是不够的，没有跟着当地的经济同步的发展，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更是如此。
我可以谈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只挑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基础设施，我们应该先在明年把基础设施给他启动起来，公共领域需要去有一种长远的计划，不仅仅是这种短期的刺激计划。另外私营领域也要参与进来，考虑到公共领域政府财力有限，我们必须要把私营领域和私人融资带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当中来。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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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如何克服债务和基础设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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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正努力跟世界各国建立联系，特别是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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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等，不能原地不动坐以待毙，作为政府我们必须要刺激经济
廖中莱：作为政策制定方，拉加德女士“新平庸”的这个对话，我们也是非常严肃的研究了。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全球经济正在转弯，这个转弯可能转的比较久，但是我们每个经济体互相帮助，可以从困境当中解脱出来，关键我们如何克服债务还有基础建设的问题。
对于任何的一个政府来说，你都必须要去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不能让政府就原地不动，比如说今年马来西亚遭遇了大宗商品下降，石油下降、棕榈油下降的各种影响，我们的收入也下滑了。但是我们无法减少我们的公共开支，只能减少运营开支，我们仍就是聚焦在我们的这个开发预算上面的，因为这个才能把经济增长起来。马来西亚，正在非常努力的跟东盟的其他国家合作，同时也跟世界各国建立联系，特别是是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我们不能等，不能原地不动坐以待毙，作为政府我们必须要刺激经济，我觉得我们也能够这样做。
主持人：最近的一个调研当中我们发现股权可以增长，可以去提振公司的投资的能力和水平。我们怎么样能够获得股权，怎么样能够让养老金往这个方向发展？
廖中莱：如果各种经济区互相帮助的话，那是可以做到的。如说东盟十个国家，在马来西亚我们想要建新加坡马来西亚高速路，这个其中非常多的共同利益，经济走廊可以提振双方的经济。所以交通是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可以把经济增长起来。
加拿大养老金投资委员会董事总经理兼欧洲负责人 Alain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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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资金池和政府项目之间的连接不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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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建议其实是跟政府之间进行过对话，但更多的对话应该在政府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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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也会不断减少他们的回报需求。
Alain CARRIER：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可供使用融资基础设施，绝大多数资本来自于养老金。我们比较大的好几只养老金加拿大正在被运营，最大的2800多亿了，而且在不断的增加。
加拿大很多这样的资金池，在中东亚洲都可以看到，所以去购买资产、投资基础设施的资金是不缺的。问题在于怎样填补现在可用的、竞争激烈的资本和现有项目。
目前为止可以看到的问题：政府现在到底希望可以看到做一个什么样的基础设施项目？这种链接目前为止不存在，或者说即使有了也没有那么高效。在现有的资金池和政府项目之间的这种其实的连接不够特别的明显。
项目到底是怎么设计？一些项目从社会角度来讲比较有意思，但是经济角度来讲，从纯粹投资就是为了能够拿到比较回报的角度看，这个看起来不是那么高效了。
我们是金融投资方，我们并没有一个社会投资的一个使命，但是有些项目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对于投资方来讲管理起来这部分资金比较难。如果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过程，把资本和现在的项目可以更好的对接，你会看到资本还是非常充足的。
直接的建议是（金融投资方）跟政府之间进行过对话，但是我想更多的对话应该在政府之间进行。更坦率的讲，公共机构应该是领导着这样的一个项目。如果更为高效肯定更好，一个方面我们有政府和公共，另外一个公共的私营资本池在一起对话。这个是目前为止比较缺少的。至于回报率多少？必须看一下今天的全球经济，看一下你要使用的具体项目的实际的贴现率多少，然后再看一下短期的金融大的氛围是什么。
但基础设施资产目前在欧洲过去的五到七年的之间回报率可以说受到比较大的侵蚀了，所以贴现的时候跟五年前相比已经多了10%、20%了，现在可能8.5%这样。今天我们进行的长期项目的情况下，人们也会不断的减少他们的回报需求。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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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可以并且有能力可以快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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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量很大，要去创造更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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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造短期的需求？我们聚焦的就是创新。
主持人：李行长您觉得对于中国的经济未来，如何能够继续找到6%、6.5%、7%这样的可持续发展呢？
李若谷：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其实没有出现一个放缓增长的时期，有很多的内部问题的存在，最为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劳动力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率，如果这两方面比较大的改善，中国经济还是可以比较快速的增长。
中国的经济可以并且有能力可以快速的增长。第二，如果现在我们看一下贸易数字，现在中国的贸易数字出口还是比较缓和的增加，但是进口比较大幅的减少了，这个也是因为外部需求的原因，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是这样的。所以怎么样能够去创造出一种总体的需求，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议题。
我想在欧洲，在美国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可能现在才刚刚开始紧缩他们的货币政策。但是我想欧美必须总体看一下全球的状况，所以我想可能会延迟一下目前为止货币政策方面的带来的一些影响。
我们现在要去做出来的这种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量很大。我经常去非洲14个国家，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我也都去过——缺少交通运输设备、缺电、缺少基建。这些都说明他们需要基建。如果我们可以投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建，会带来更大的需求。
投资的能力其实已经在那里了。比欧洲的银行业，流动性非常大，美国银行业也是一样的，中国也有60万亿人民币以上的存款。但是怎么样可以调动这些资金？怎样能够简化并且降低投资的门槛，尤其私营部门想投资？怎样满足最后投资方回报的期许？15%、20%、7%？这个很难说。但是必须满足投资方的需求才行，让他们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回报。
主持人：中国也已经有了比如说现在过去12个月现在有五个降息了，而且还有其他的方面政府政策，你觉得这个是有用的政策工具吗？
李若谷：刚才你也提到了，这种放缓的增长速度并不是短期现象，我们很有可能要去考虑一下这种中期的现象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现象。因此，我想如果要去继续这种比较容易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是重要的，而且对于经济的发展健康也很重要。
问题在于我们当下如何创造短期的需求？确实很难，全球所有决策人都在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聚焦的就是创新，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创新事情。因为传统的需求可能已经是满了，我们现在要去设计新的东西让需求不断增加。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蔡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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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不但要从经济层面考虑，一定从社会发展不同利益关系上面考虑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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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这些商业银行跟这些机构的人，多到底下走一走，真正到实地看企业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从那张资产负债表和抵押品多少上，来去解决自己的经营战略。
主持人：美国可以看到，银行体系现在好像做不太好没有办法流动性分散到市场经济当中，能不能讲一下中国这个方面的做法?怎样鼓励银行业，可以让他们更加支持实体经济呢？
蔡鄂生：客观来说，本身就是银行*款贷**支撑下增长的。只不过现在在全球危机以后，实体经济和所谓的虚拟经济相脱离的实践，中国银行业是不是也被华尔街感染了？从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资产负债表结构来看毫无疑问，银行是主体。我们在下一步的发展当中的缺板反而是资金融资。
现在的问题在于：思维方式怎么样转变，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回报。现在大家对于回报办法众口难调，私营部门想要短期高，公共部门要长期一点，政府还要考虑它的政策可持续性。三者之间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我觉得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但是对于不同的经济体、不同的机构来讲，怎样面对这个形势？关键我们在这种变化当中怎么样去做。
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世界银行提出警告，说如果在气侯变化过程当中，在拿不出来一些有效的办法来，全球的赤贫人口还会增加一个亿。所以现在对于减排压力绿色发展这个事情已经不一定光是用增长率来考虑的问题了，而是要考虑一个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和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
所以银行现在需要考虑的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他所面临的发展模式跟发展方向结构调整，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这种速度增长型的了，已经要转变为效益增长型了。
不光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包括各国的商业银行都面临着怎么样更好支持实体经济提高效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关注不良*款贷**，而不是通过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肯定没有出路了。创新发展不光在企业，而且银行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不但要从经济层面考虑，一定从社会发展不同利益关系上面考虑这件事情，只有这样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我认为更好的建议就是希望这些商业银行跟这些机构的人多到底下走一走，真正到实地看企业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从那张资产负债表和抵押品的多少上面来去解决自己的经营战略。
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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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进入到了一个信用经济的社会发展阶段，它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生产和消费变成了生产和信用消费的关系。评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分配一种信用资源形成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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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带一路”的建议：一是可以通过互联网信用体系建设实现消费能力快速增长，二是通过客观公正的评级或者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让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能够进入市场融资。
主持人：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整个债务水平全球不断的上升，而且可以看到继续去杠杆的过程。目前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如何管理债务？未来会出现哪些改变能带来一些更高的增长速度呢？
关建中：这个问题我特别愿意回答，其实这些年来，包括我们今天在讨论世界经济的前景问题，但是重来没有去深刻的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研究的结果表明：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出现了如此糟糕的状况，是由于我们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到了一个信用经济的社会发展阶段，它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生产和消费变成了生产和信用消费的关系，也就是说更多的是靠借钱借债来形成一个消费能力。
这个时候的话评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评级是一个媒介，通过分配一种信用资源形成消费能力，从而决定着这种信用关系或消费能力是否可持续。
全球90%以上的世界债务的总量是由排在前15位最大的债务国占有的，他们的已经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财务创造偿还这些债务，同时也不能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的增长驱动，这个就是世界经济走过这么多年形成的现状。
我们预测世界经济未来的时候，经济学家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需要信用经济学家从信用关系的视角，从评级对构建信用关系，形成信用消费能力和分配信用资源的视角来判断世界经济的未来。
过度的信用消费必然还酝酿着进一步的危机。我建议高度重视信用经济的发展规律，正确的评级对于全球信用资源的合理分配，使这些过度流动性能够分配到创造价值的经济体，让他们释放更多的价值。
具体来说，我们要关注未来世界经济两大增长点，第一是基础设施投资。为什么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现在没有办法进入市场融资？因为没有评级方法，使债权人和债务人构建信用关系。这个是阻碍我们基础设施进行市场融资一个最大瓶颈。未来基础设施必须解决这个通道问题。
第二点“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消费能力，我总结一种是收入的增长，二是跨国新的产业分工形成的收入增长；三是互联网的信用消费。换句话说，“一带一路”构建互联网的信用体系，实现资本的跨国流动形成强大快速的消费能力，可能是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点。
为此，我想提两个重要建议，“一带一路”通过互联网信用体系建设实现消费能力快速增长，不是紧紧依靠传统投资方式慢慢形成一种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第二，就是通过客观公正的评级或者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让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能够进入市场融资，这一点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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