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位于大行宫地区，是清代“江宁织造”遗址所在。“江宁织造”是清代专门生产*用御**和官用缎匹的官办机构，从康熙到乾隆时期，江宁织造署逐渐成为皇帝南巡行宫，规模空前。咸丰年间江宁织造署毁于战火，后迁址重建。光绪三十年（1904）裁撤。有清一代，江宁织造署存续达260余年，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沧桑历程。
（江宁织造博物馆）
明、清两代都在南京设局织造宫廷所需丝织品。明由提督织造太监主管，清初仍旧。顺治时曾由户部差人管理，旋仍归宦官之十三衙门，每年派人。康熙二年（1663），改由内务府派员久任。衔名初称“驻扎江南织造郎中”，后改为“江宁织造郎中”（或员外郎）。
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的职衔与户部郎中、员外郎的基本相同，《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记载郎中为正五品，员外郎为从五品，主事为从六品，清代因之。所以驻扎江南织造郎中 通常只是正五品，低于四品的知府，更低于从二品巡抚、布政使和正二品的总督，以及从一品的将军。
但是，由于负责江南织造的内务府郎中事实上形同钦差，所以总督、巡抚、将军对其丝毫不敢怠慢。
南京地区的丝织业源远流长，品质精良，清朝初年仅南京市区就拥有织机3万多台，男女工人5万左右，依靠丝织业为生的居民达20多万人，每年产值达白银1200万两。但是，由于江宁织造的丝绸产品只供皇帝和亲王大臣使用，所以严格来说它只是一个“采买”的机构，并不需要太多的生产管理技能，只管花钱买买买就好。
可是，其实它是一个相当神秘的机构。
（江宁织造旧址，现为江宁织造博物馆）
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科江南乡试发榜，中举的士子中有大批扬州盐商子弟，其中不乏大字不识几个的半文盲富二代，引起舆论哗然。
其中吴侬软语的苏州闹得最为厉害，上千名生员（秀才）在玄妙观*会集**，把财神像抬到府学，讽刺考官受贿买放关节，还有人在南京秦淮河边的江南贡院大门贴出一副讽刺性的对联：
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
（位于南京的江南贡院）
这副对联讽刺的是本届乡试的主考左必蕃和副主考赵晋，说的还是比较到位，左必蕃没有参与舞弊，只是昏聩渎职，而赵晋却是胆大包天，直接参与了舞弊。
事实上，左必蕃也很快上奏康熙帝，与此同时，江苏巡抚张伯行也向康熙帝上奏此事，康熙帝闻报大怒，命令户部尚书、漕运总督专程南下，会同两江总督噶礼、安徽巡抚梁世勋和张伯行审理此案。
在审案过程中，噶礼和张伯行发生严重分歧，噶礼主张结案，张伯行则认为必须深挖，追出幕后人物——所谓幕后人物，其实指的就是噶礼。两人撕破了脸，互相上奏指斥对方罪责。
康熙帝为此下秘密旨意给江宁织造；
督抚不和，人所共知。巡抚是一钱不要清关，总督是事体明白勤谨人物，目前参本到了，尔南方众论如何？打听明白回奏。
江宁织造迅速将苏州、南京等地读书人群情激愤的情况汇报给了康熙帝，之后，康熙帝和江南织造之间多次秘密信息往返，最终康熙帝了解到江南百姓普遍认为这个案子审理了3个多月而没有结果，必定是其中有鬼，因而下令将本案的所有案卷调往北京，由自己亲审定案。
最后，噶礼被解职，而张伯行留任，虽然因为关键证人莫名死亡以及康熙帝毕竟不想太难为满人亲信，但是从侧面反映康熙帝内心是认定噶礼与科场案有关，也是理屈的一方。
据不完全统计，江南科场案期间，也就是1711年12月到次年11月，江南织造共向康熙帝呈报了11份秘密报告，这些报告对于康熙帝及时掌握真实情况从而做出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此时江宁织造的负责人正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因为曹寅额母亲做过康熙帝的奶妈，曹寅本人少年时做过康熙帝的伴读，所以康熙帝对曹家很有感情，从曹寅父亲曹玺担任首任郎中，开始至雍正五年（1727）曹頫罢官止，前后65余年，不由曹氏任职的时间，不过6年。
曹家三世在江宁织造任上，常以密折报告各处情况，也肩负着与江南士林勾兑的任务，所以究其实 就是康熙帝布局在江南的耳目和*战统**大员，而江宁织造这个机构，其本质就是一个特务机构。
少年时读红楼，感觉曹公把自己的家世演绎成荣国公宁国公这样公爵的级别有点拉大旗做虎皮的 豁胖（吹嘘） ，后来明白，其实他家从实际的权位或者说和皇权的零距离来看，也确实不比公爵差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