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一家全国性保险经纪公司做管理方面的工作，但为何后来又决定跳出这个“舒适圈”去市场一线做一名没有收入安全感的保险代理人呢？
这还得从六年前的那次医院陪床经历说起。2018年1月8日，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九病房21床，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人。病房里一共有五张床，平时没事的时候，病友之间总会聊得兴致勃勃。当几个护士、医生和护工推着床头写着“重监”两个字的病床进入病房的时候，热火朝天的聊天变得戛然而止。大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个看上去病情很严重的21床病友。
在这间小小的病房里，无论在社会中你我身份地位如何显赫，彼此之间只会以床号相称。
“21床家属，不要在病房里簇拥，留一个看护的，其余都离开！”护士一边很利索的为21床接上监护仪，插上氧气管，一边嘱咐21床的家属们。这期间，病房里其它四位病友的目光从来没有从21床身上离开过。当然，这四人中也包括我的父亲，22床。
在神经内科的病房里，彼此的治疗情况和治疗计划往往是病友们之间经常谈论的话题。比如，你因为哪里不舒服才到这里？做了造影没有？需要支架吗？病区是一个微缩型的社区，在这个社区里，人们打招呼的方式往往是“手术没？或者啥时候出院？”。当病房内恢复了安静，21床只留下了一位看上去很疲惫的老太太。她正用布满血丝的双眼无奈地看着病床上的老伴。
从脊椎与颈部相连的地方往上，一直到大脑的全血管，任何一处发生病变，影响了身体机能，都会被送往全国各地医院的神经内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大概有2个病区，每个病区不到40张床位，合计80张床位。每张床位都异常珍贵，当一位病人出院后，在某个角落或许早已有一位芸芸众生不辞千里，向这张空床位奔波而来了。
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缺乏运动，跟闹钟里发条一样的现代人从30岁以后，血管就开始逐渐弹性变差，管壁变脆，血液粘稠。这种问题持续到最后，一般都会导致血管斑块形成，粥样硬化。密密麻麻的神经血管布满整个大脑，而大脑的每个区域都有自己固定的使命，有的控制视觉感知，有的控制触觉，有的控制心跳呼吸，有的控制运动。比如，控制吞咽功能的大脑区域血管出现堵塞，就会导致患者部分或全部丧失吞咽功能，刺激呼吸道腺体不断生出大量浓痰，怎么咳都咳不尽。家属必须在患者身边随时准备做吸痰处理，否则就会产生窒息。那种感觉生不如死，让患者深受痛苦。21床就是这样。
于是，那天晚上，在21床隔壁的我几乎一夜没睡。
2018年1月9日早晨，北京的天气格外好。21床似乎病情好了一些，也许是因为折腾了一夜，筋疲力尽。听他的老伴说，病床上的这位老人，一辈子很要强，打拼了一辈子，开办了一家小企业，在当地生活富足。在交谈中，老太太得知我从事保险行业，他说家里有十张保单，老人得病后让儿女翻看这些保单，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没成想问过当时卖给他们这些保险的人以后，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可以从这些保单的账户里取钱来看病，但没有一张保单可以直接用来理赔。职业习惯使我猜测到，这十张保单，也许都是万能险或者其它流动性较差的储蓄类保险。
“卖保险的都是他妈骗人的！”病床上的老人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交谈，突然说到。老人看了看我，略显尴尬，回头对病床上的老伴说，“你啥时候醒了，你别乱说，这小伙子就挺好的，他也是做保险的”。
我并没有尴尬，因为我已习惯，我理解保险消费者，是基于我深知这个行业本已存在的诟病。做保险好比行医，保险产品是药品，保障方案是药方，消费者都是病人。而在这个行业，用“氯吡格雷”治疗出血症状的行医者，大有人在。
22床，我的父亲，当时55周岁。从保定市252解放军医院心脏内科住院一周，经冠脉造影，发现冠状动脉左主干前降支开口狭窄50%。吃药治疗维持，在庆幸可以不做手术时，不巧又发现右侧颈动脉起始段重度狭窄90%。因此，辗转迂回，几番周折，付出一些代价后，我们才住进了这个以神经内科为优势学科著称的医院。
医院是每个患者家庭的存款收割机。前半生用命挣钱，后半生拿钱买命，这是21床在清醒时跟我说的一句话。我手机上*载下**了解放军总医院的客户端，通过这个软件，可以在线挂号，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实时查看住院的每天消费支出情况。我早在2017就为父亲购买了大额商业医疗保险，所以看到这笔支出以平均每天3000元的速度从押金账户中流入医院账户时，心里会坦然许多。
在哲学家的眼里，人的生命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但在医生看来，没有金钱，医院里的病人只能无奈选择省钱但低效的治疗方案，没有尊严地苟延残喘。
2018年1月13日，我父亲做完椎动脉支架植入术第三天，23床迎来了新的主人。在新病号家属与主治医师的交流中得知，患者在两年前有过蛛网膜下腔出血，现脑部中动脉重度狭窄，已经发现脑卒中的早期预兆症状。经过造影术探查，需要对狭窄部位进行支架手术。23床病友48岁，有一个女儿在身边陪护。父女两都是保定人，跟我是老乡，所以聊得来。在聊到医疗费用时，女儿显得很轻松，因为半年前年已经给父亲购买了百万医疗保险。
听到这里，我隐约有些担心。
蛛网膜下腔出血属于脑出血的一种，当时的百万医疗保险还没有像现在众民保那样不需要健康告知的产品类型。 蛛网膜下腔出血作为脑出血的一种是铁定会被问卷询问到的，并且告知后拒保的概率也一定是100%。反言之，如果这份保单是已经被承保了，那么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也一定会拒赔。 这个案子是几乎不用调查的，患者家属都已经把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史一五一十说给了主治医生，所以这段病史也一定会被病历记录下来。
于是，我试探性的问了一句：“你给你爸买的这份保单，跟保险公司提过他以前有过脑出血病史吗？”
“没有啊，但是我跟我朋友说了，她说这个不影响的”
“你朋友？”
“嗯，就是卖给我们这份保险的人。”她开始有些疑惑，继续追问到：“有什么问题吗？”
“哦，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是的，我主动中断了这个话题。毕竟，她的保单用不上，索赔会遭到拒赔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便告诉她，也是徒增烦恼，无济于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表述过： 投保人在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有义务就保险人提出的询问作出如实告知。若故意隐瞒或因重大过失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导致影响保险人是否决定承保或提高保险费承保的，保险人有权利解除保险合同。 这个条例，也通常会在保险合同中体现。作为保险代理人，引导客户做好如实告知义务，规范投保是一项基本操作。但如今为了签下保单，获得收入，向消费者故意隐瞒这个环节或者误导客户违规投保的代理人并不在少数。
如果把所有真相提前告诉她，我能想象到这样一个场景：23床陪床家属，一个看上去很文静的女孩，在病房外却跟电话那头的“朋友”吵得面红耳赤。挂掉电话后，一脸无奈地走进病房，坐在父亲床边，面无表情的凝视窗外。我很想安慰她，但我却无从说起，是啊，能说什么呢？也许在她眼里，我跟那个保险营销员没有任何区别。
医院既是一个能让人梦想支离破碎地方，也是一个让人涅槃重生的地方。
2018年1月15日，是父亲的生日，也是他的出院日。一番舟车劳顿后，回到家中。母亲准备了一桌饭菜，当大家对着生日蛋糕为父亲唱生日歌时，还没唱完，母亲就哭了。大家沉默了，也无需多问。
归途，总是要老去。相濡以沫是甜，相忘于江湖也是甜。
在我们出院的时候，21床出现呼吸衰竭症，在几个家属的簇拥中再次住进了重症监护室；23床患者也基本做完了术前一系列检查，开始迎接手术。女孩仍旧保持着初来病房时那份轻松与乐观，在我们带着行李离开时，父女两微笑着向我们挥手告别。
也许这一生我永远不会再见到病房里的病友，但他们对保险的认知，对保险的评价，却让我却永生难忘。中国的保险行业，依旧乱象丛生。保险从业者趋利型的销售习惯及理念，脆弱的脑壳里包裹着极度业余的保险常识，就让消费者在一份法律契约合同上签字，担负长达几十年的保费支出！可悲的是，这样的市场培育了一大批有着畸形保险观的消费者，从而让中国保险行业的供给侧出现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危机。而这种信任危机，是如此的严重，严重到可能需要一大批有情怀，有温度的保险人用尽职业生涯才能稀释掉！
可喜的是，这批保险人正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我想有那么一天，自己可以跳出管理岗位的舒适圈，直接到市场一线，与消费者面对面。能不能尝试用我有限的专业知识，帮助那些有保障需求的消费者，用合规的方式买到能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保险产品，从而让保险合同更有力量；能不能慢慢地让市场上的消费者认为，做保险的也有一批专业的人，他们不一样！
行业如潮涌般大浪淘沙，无时无刻都有怀揣梦想的人进入，也无时无刻都有人带着失望和不甘离去。或许无人理解，也许有人嘲笑。更甚者，也许你会被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淘汰掉，成为为这个行业添砖加瓦的推进者的同时，也成为这个行业发展的炮灰。
但没什么，因为你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虽然可能时刻扎伤前行的双脚，但沿路还可以看到盛开的荆棘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