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底的一天，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村民在村西南取土时，发现土墩下有古代墓葬，随即报告了县文化局和博物馆，随后报省*物文**主管部门，后派遣市博物馆和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古墓进行发掘。经探测，此处约有十余座墓葬。这次仅对其中已经充分暴露的六座（编号为M1-M6》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除出土木牍、竹简外，还出土了绣品、青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漆木器、钱币等各类*物文**二百余件。
尹湾汉墓简牍是指六号汉墓出土的23枚木牍和133枚竹简。其中竹简有《神乌傅》、《元延二年日记》、《刑德行时》、《行道吉凶》，出土木牍有《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赠钱名籍》、《礼钱簿》、《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三年历谱》、《君兄衣物疏》、《君兄缯方缇中物疏·君兄节笥小物疏》。
其中编号YM6D1的简牍，对汉代的人口，各年龄段男女的比例，以及寿命提供了重要的数据。
*物文**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兴盛和衰败,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文字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标志,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至今,是我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重要方式,而*物文**在历史遗留的过程当中可以反映出文字演变发展的过程，通过解读具体的*物文**来发现*物文**背后的历史。因此，将*物文**与文字建立这种关系对于还原过去的历史,解读现在的社会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尹湾汉墓简牍的出土，有六大学术突破。
1、校订《汉书》、补正史籍之突破：
《汉书》是研究汉史的信史之作。但在两千多年的转抄、点校和翻印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因素，传世典籍，递相传录，极易掺杂后人的修改乱窜。《集簿》可以直接用来校订《汉书》，补正史籍，评判前人研究成果的有关结论。如史书中“海曲”乃“海西”之误。“祝其”当为“况其”之误。“于乡”当为“干乡”之误。“兰祺”当作“兰旗”，“南成”当作“南城”。东海郡有：“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当作“曲平”，现在可以断定二平曲是正确的。
《汉书·地理志》中有“朐有铁官”之记载。而《吏员总簿》和《长吏名籍》中东海郡下仅有下邳铁官之设，而伊芦有盐官，另有“郁洲”、“北蒲”两个盐官别治。这三地皆为朐地，可证《汉书·地理志》中“有铁官”当为“有盐官”之误。
2、汉武库研究之突破
尹湾汉墓简牍中《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的发现，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建设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完备的统计报告。集簿中中库存武备之数量足以惊人，两项合计，“凡兵车器二百四十二千三百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七”。
东海郡武库当为国家设在内郡的武库之一。从集簿中档案记录来看，东海郡武库有两个特点，一是库存量大，如弩的总数即达537707件，矛的总数达52555件，有方（戈类兵器）达78392件。仅以此三顶足可装备50万人的*队军**，远远超出一郡武库之所需。二是该武库不属东海郡管辖。因为在东海郡吏员总簿或吏员设置簿都未见有“库令”的设置，因而可以断言，东海郡武库是国家设在东南沿海的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国家武库。
3、西汉上计制度研究的突破
尹湾汉简中《集簿》的发现为研究两汉时期的上计制度提供了迄今为止第一份实物范本。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报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情况。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等，编制为计簿。《集簿》的木质为侧柏，长22.7厘米，宽6厘米，厚0.25厘米。正反两面书写，正面12行，反面10行，约700字，草书墨写。这700字22项的统计显明，汉代该地区八十岁以上老人占比3.26%。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八十岁以上老人占比1.57%。该地区九十岁以上老人占比0.84%，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九十岁以上老人占比0.15%。该地区新生儿出生每年增加约3.2%。由此数据可以看出，汉代人的平均寿命并不比现代人短。
4、 西汉政治制度研究的突破
西汉政制定度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政府机构的组成及其运作，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应用，军事制度的形成及其变化，文化教育制度的设施及其影响等。
汉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以往多注重于文献，大多没有跳出《汉书·百官表》、《后汉书·百官志》、《汉旧仪》、《通典》等一些古籍中关于汉代职官设置的记载。但囿于文献，新的考古材料的阙略，使许多问题，诸如亭制、乡里等机构问题也未能作深入的探讨。自王毓全先生《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一文发表后，聚讼纷纭，论争近三十年。而尹湾汉简一出，各项簿集中的有关记载，条理分明，系统有别，多年的论争问题开始明朗。新的史料，为秦汉史的研究拓了新的渠道，提出了新的课题。
5、西汉术数类简牍研究的突破
术数作为学科的类目，始于西汉。术数类包括天文、历谱、五行、龟占、杂占、刑法等。
尹湾简牍中发现的术数类简牍，有如下几种：一是记于木牍之上的《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二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神龟占》、《博局占》；二是记在竹简上的《刑德行时》和《行道吉凶》。《元延元年历谱》和过去出土的西汉历谱相对，其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其一年中的四时八节、伏、腊、祭日记载齐全，为过去居延简中发现的历谱所未见。为我们研究西汉的历法又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实例。对于纠正《万年历》中的错讹将起到直接的校正作用。对于重构西汉朔闰表及历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6、《神乌傅》与文学史研究的突破
《神乌傅》是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中唯一的一件文学作品，是我国最早的四言俗赋，比曹植的《鹞雀赋》早约200年。此傅（赋）的书法价值也堪称一绝，用笔奇丽，神采飞扬，字字若行云流水，又蕴涵古朴凝重。从中可确证章草的产生最迟应在西汉末期。
“傅”在汉代是“赋”的通假。《神乌傅》是创作于西汉晚期一篇佚赋，全文约664字。它讲述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禽鸟故事。《神乌傅》是我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发现，使西汉赋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文史一家”文学和历史双双携手，将会开辟出文学研究的新天地。《神乌傅》。
尹湾汉墓简牍，它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其中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五月之历谱是我国迄今所发现最早的完整的历书。对我国秦汉史、古代文学史、古代术数史、书法艺术史、档案学、简帛学的研究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尹湾汉简的发现，近年来已经成了国内外史学界、考古界、古籍研究界瞩目的焦点。”
这批简牍作为西汉末年内郡政府的文书档案，其细致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确为过去所发表的五类汉简（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罗布泊）中所仅见。这批文书档案出自一个确切纪年、明确身份的西汉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的墓中。尹湾汉墓简牍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对于秦汉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档案史、军事史、术数史、文学史、书法史、简牍史以及古籍整理和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都将提供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北大裘锡圭先生说：“对尹湾汉墓的简牍怎样评价都不过份。”
1994年《中国档案报》在头版报道了尹湾汉墓出土竹简的消息。中华书局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获得1997年国家重点图片出版奖。日本“每日新闻”和财团“每日书道会”资助在日本合作出版《中国连云港、扬州新出土简牍选》，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
1996年9月，邮电部将尹湾简牍作为纪念邮票内容发行了《中国古代档案珍藏》邮票，以纪念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我国召开。全套共四枚，东海尹湾汉墓简牍是第二枚，定价20分。
2003年3月，尹湾汉墓简牍在中国第一批48件《中国文献遗产名录》中榜上有名，并上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列入世界“世界记忆工程”。由些可见，尹湾汉墓简牍的出土对研究西汉时期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档案和书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堪称国宝级*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