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上海浙商是在外浙商中实力最为强劲的一支，其抱团成立的上海市浙江商会更是异地浙江商会中的排头兵与佼佼者。目前，在沪浙商人数高达60万，上海市浙江商会现有会员企业超过1.5万家，遍布现代服务业、制造业、零售和商业贸易、地产、高科技、互联网、金融与投资等诸多领域，拥有500多家海内外上市公司和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年利税超千亿元。
作为天下浙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浙商是在外浙商中实力最为强劲的一支，其抱团成立的上海市浙江商会更是异地浙江商会中的排头兵与佼佼者。
去年7月，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上海会见优秀在沪浙商代表
一份最新权威榜单，透露了在“中国最大中心城市”上海发展的浙江商人的强劲实力。
近日，上海市企业联合会、上海市企业家协会和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发布了2018年上海百强企业榜单。最浙商梳理发现，有14家由浙江籍商人投资创办的企业入围该榜单，占比超过10%；其中，排名最高的是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列第22位。
而在同时公布的另一份榜单——2018上海民营企业100强中，浙江商人更是“抢尽风头”，上述14家企业不仅全部入围，且有8家位列前20强，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甚至高居第2位。
14家浙商企业跻身上海百强企业
2018上海百强企业榜以2017年企业营业收入为入围标准，入围门槛为49.9亿元。其中，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在这场上海最强企业新一轮实力大比拼中，在沪浙江商人旗下的企业表现不俗，共有14家跻身榜单。其中，由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郭广昌执掌的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排名最前，以880.25亿元的营收排在第22位。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
此外，在前50强中，除复星国际外，还有3家浙商企业入围，分别是排在第39位的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第46位的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和第50位的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10家企业分别是：
上海胜华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51位；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52位；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排名第54位；
致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60位；
上海广微投资有限公司，排名第68位；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73位；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82位；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83位；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85位；
龙盛集团控股（上海）有限公司，排名第94位。
而在同时发布的2018上海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中，在沪浙商的实力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上述14家企业不仅全部入围，且均在前40位；同时，在前20强中占据了8席，占比40%。
其中，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排名第2，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7，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排名第8，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11，上海胜华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12，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13，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排名第15，致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18。
被浙江高层寄予厚望的上海浙商
作为有“中国第一商帮”之誉的浙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浙商是在外浙商中实力最为强劲的一支，其抱团成立的上海市浙江商会更是异地浙江商会中的排头兵与佼佼者。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在沪浙商人数高达60万，其中，上海市浙江商会现有会员企业超过1.5万家，遍布现代服务业、制造业、零售和商业贸易、地产、高科技、互联网、金融与投资等诸多领域，拥有500多家海内外上市公司和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年利税超千亿元。
最浙商注意到，对上海浙商这一群体，浙江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近年来，该省主要领导已多次前往上海看望或出席他们举办的相关活动。
2014年12月，时任浙江省长李强赴上海出席上海市浙江商会换届大会暨“全球经济新常态与企业发展之道”高峰论坛。他在发表讲话时说，上海浙商是全球浙商版图中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内外最优秀、最精英、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之一。作为全国成立最早的省外浙江商会之一，上海市浙江商会依托浙江、立足上海、放眼全球，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不断上升，有力地促进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的融合发展。
“作为浙江人，我对在沪浙商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非常的自豪。”李强说。
2016年11月，时任浙江代省长车俊赴上海参加2016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上海市浙江商会成立30周年大会，并为优秀在沪浙商颁奖。他在讲话中勉励天下浙商要树立起新的全局观、资源观、生态观等“新三观”，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勇当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弄潮儿。
去年7月，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和省长袁家军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期间专门会见了优秀在沪浙商代表。车俊在讲话时说，省委省政府来沪与浙商代表“见个面、说个话”，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和家乡父老乡亲，对在外打拼的浙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尊重，“你们在外不容易”。
他说，“不容易”一方面在于浙商群体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重要的贡献，尤其上海浙商，“数量多，块头大，发展得好”；另一方面在发展当地的同时，回到家乡投资兴业、做善事，为家乡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近几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浙商回归”， 上海浙商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省委省政府对你们充分肯定”。
他祝愿在沪浙商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持续发展，把事业做优、做强、做大，“做50年、100年的企业”；并在发展的同时，“义利并举”，更多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更多贡献。
车俊表示，希望在沪优秀浙商代表们“情系家乡”，做好事业的同时关心家乡发展，当好浙江与各地的桥梁纽带，进一步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把你们事业发展与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大家、关心大家、支持大家。“把根留在浙江”，他说。
图片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肖最
本文来源：富贵门
浙江人为什么特别能挣钱
浙江人会致富天下皆知。比之福建人的到外面讨生活的生意经，浙江人的经营模式更加多样，从稳定的农耕，到漂泊的海商，从个体经营的工艺品，到与官方合作的大*火军**，历史上的浙江商人涉猎范围之广，令人啧啧称奇。
浙江这种多元商业氛围的形成，在早期也受到了浙江复杂地形的影响，算是一种运气。此后的历史上，这种好运带来的商业传统，被其他历史条件进一步强化，让浙江人的赚钱细胞越来越发达。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来看看浙江的商业传奇是怎么造就的。
1
多元环境下的交换
浙江商业氛围的形成，离不开山水对人的塑造。
浙江最精华的地区，是浙北的平原地带。受到富春江灌溉的浙北平原，河道稳定，土壤肥沃，在古代有着很高的农业潜力。远古时期在南方自主进化出文明的良渚人，在来到富春江附近后就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社会。
良渚文化遗址在吴越之地的分布
但富春江沿海有两个严重的问题，造成了这里的农业文明进步比太湖附近要慢一些。
第一个问题，是富春江沿线的平地不够多，中上游基本是被密集的江南丘陵所包围。古代真正握在越人手里的大片平原，也只有今天的杭州附近。再往北边去，在今天的湖州嘉兴一线，就是越人和吴人相接的地区，经常爆发争端，农业积累无从谈起。
相比狭窄的宁绍平原
地跨苏锡常与杭嘉湖的吴显然发展空间大得多
第二个问题，是富春江下游，也就是著名的钱塘江，受到海洋的影响，河道经常摆动，让两岸的农民不堪其扰。这个问题一直到唐宋两代才通过石质的堤岸勉强解决，解救了萧山和海宁的一方群众。
钱塘江大潮
现在是很好的旅游资源
在古代就是一个祸害
而从富春江入海口向东去的宁绍平原，虽然今天看来是一大片可用的平原，但在古代受到的海侵比钱塘沿岸更甚，也不是适合农耕生产的地区。
受苦的不止浙江人
可堪一用的平原地区，向上游去就是复杂的山地，向下游去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古代浙江人想要繁衍生息难免要往这两个本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区去拓展。事实上，越文明最早就是发源于浙江复杂的山地中，并在与涨落不断的大潮的搏斗中掌握了海洋的知识。他们对农耕的认识，反而是在和坐拥太湖平原的吴人接触之后才形成的。
地处浙江省温州市乐清东北部的雁荡山
在浙江这类大山并不少见
平原、山地、海洋，三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浙江神奇地共存了。
当然，早年浙人的聚居地还有另四个：其一是瓯江流域的温州，其二是衢江流域的衢州，其三是椒江下游的台州，其四是夹在温州和浙北之间的舟山。但只要仔细观察，会发现温州和台州其实是缩小版的浙北；衢州金华强调了山地文明的部分；舟山象山则强调了海洋的部分。综合来看整个浙江，就是由这三种地形交汇而成的。
宁波、台州、温州这样的地形
遍布整个东南沿海
但浙北平原和钱塘江河谷的土地
则要比福建省宽阔平坦得多
不同的地形，带来的也就是不同的物产。农田种有果腹作物、山区里有野生动植物和矿产、海里有海鲜，一旦有一方发现自己的产品为别处的居民所需要，小区域内的商业贸易也就开始了。
事实上，根据王心喜等的研究，早在良渚时期，浙江就开始出现专业的商业贸易了。拥有富春江下游肥沃农田的良渚人经过多年耕耘，有了大量余粮，就可以和山中产玉区的山民交换玉石。这些从良渚遗址中被发现的玉石器具数量巨大。而良渚文明核心区本身是没有玉矿的，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商人负责玉石进口的工作。
良渚遗址中的玉器
以古人的标准来说
已经相当精美圆润了
复杂而多元的地形与物产，催生了浙江最早期的商业氛围。
2
第一个历史契机
但仅仅是小范围的内部交易还无法成为浙江后来成为商业骄子的理由。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最早成为巨商的是位于黄河下游，而且和浙江一样拥有多元地形的山东，也就是以商业繁*闻华**名的齐国。
齐国虽坐拥盐海之利，经济繁荣
却无心于天下，只得坐以待毙
让浙江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厚的，是后世的一些历史机缘。
从东晋到南朝，北方战乱不断，大量北方汉人南逃。进入闽越群山中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在长江下游定居。这大大加快了长江下游的开发速度，过去被密林和沼泽统治的南方，很快就被清理成了连片的农田。
吴国开启的六朝时代
是长江流域开发的关键时期
但由于政治惯性，中央王朝还是倾向于定都北方。一方面，北方的基础设施更完善，有利于帝国政令的实施；另一方面，北方也是面对少数民族的前线，只要把自身做强，北方王朝就能在前线维持双方的战略均势。
看这张图就能了解
为什么南北大运河的修建是必然
但政经中心分开的局面并不是长久之计，从越来越富饶的南方通过漕运向北方供应生存资源是必须的。于是大运河就出现了。最早的京杭大运河是从杭州修到的洛阳，而且通过广通渠还能勉强进入关中，为两都提供物资。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的景像
这是浙江商人的第一个历史契机。
同样作为税赋重镇的江浙两地，在南方向北方输血的过程中其实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苏南拥有太湖平原，水资源及其丰沛，而且平地面积大，事实上是作为中央的粮食中心，一如今天和平时期的河南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一样。
而耕地面积小一些的浙江，尤其是浙北，背靠丘陵，更适合种植一些经济作物。浙江的不好种稻谷，却能生长茶树、桑蚕和药材，这让茶叶、丝绸和草药成为了浙江主要的贸易货物。在供应京城使用之外，剩余的经济产品就进入了更广阔的贸易市场。
例如龙井
由于不是能就地消费的产品，浙江当地必须拥有足够的专业商人负责远距离运输和交易。浙江的商人阶级从社会生产当中分化出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在北方急需南方物资税赋的情况下，这些商人还不会受到中央政府的*压打**，甚至在南宋*都迁**之后和中央政府玩到一块去了。
3
海洋时代的浙江人
中国历史上的大商帮有很多，陕商、晋商、徽商、扬州盐商都在其列。但这些商业巨子往往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因为一些特殊的货物需求而崛起的。比如晋商和扬州盐商，都是因为中国古代盐受严格管制，且交通不便而崛起的。等盐的战略性下降，交通方式改变以后，这些商人的盈利空间被压缩，很快就衰败了。
但浙江的原始产业结构并不那么单一。由丘陵地带贡献的茶叶、丝织物、药材等名产，都是中国人优质生活的刚需。虽说南边的福建也有不少类似的产品，但福建的交通实在太过封闭，还是绕不开在地理位置上占便宜的浙江商人。
台州市出土的对襟双蝶串枝菊花纹绫衫
类似这样的产品
是浙江对外输出的主力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浙江人还仅仅只用上了自己的山地开发经验和内陆运河，他们对海洋的知识还完全没有出场呢。一直是近代的浙江，才迎来了第二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近代中国被强制开埠，上海成为了重要的的对外港口，浙江人对海洋的知识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一时期涌入上海的宁波商帮，和他们带着的绍兴参谋，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
大上海 大风潮 大机会
这一时期和宁波人在上海滩共同开发商业的，是苏州商人。但两者其实更像是在互补，而不是竞争。苏州商人对内陆市场有更丰富的知识，掌握了政治资源和原始财富；而宁波商帮更倾向于外贸，尤其是西方列强重视的海洋贸易。最好的例子是宁波人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至三十年代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航业集团，一家公司就拥有全国16%的货轮。
三北轮埠公司一时盛极
一直把员工宿舍盖到了武汉
实体产业方面，以在上海开埠后的“进口货物第一大宗”洋布业为例，全市的投资额中有超过60%是浙籍商人提供的。其他重要的出口行业，如丝绸、茶叶，也都是由浙江商人所把持，来自湖州的丝商掌握了上海80%的生丝出口量。在工业方面，浙江商人则“完全把持了上海的五金行业”。
上海滩的洋行遍地走
在和拥有原始资源的苏州商帮的竞争中，浙商集团还略微占了上风。比如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由在沪经营的所有商人共同组织，但这个商会的创办人就是浙江人严信厚，最后商会对外发声的实权，也掌握在了浙商的手里。浙江人此时成了上海滩商业界的风流人物。
上海总商会的巅峰样貌
今天在北苏州路470号大院还能看到
由于在实体商业上做得风声水起，浙商集团在金融方面的进展也很顺利。在1911年上海的7家大银行中，除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外，其余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上海分行、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四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信诚银行，或是由浙江人创办，或是由浙商任经理，把控着当时中国最大的热钱走向。
这一时期的浙商，终于把上天赐予的平原、丘陵、海洋资源合而为一，用到了极致，也成就了浙江商业在近代的神话。
其实浙商的传奇到这里还没有完。
在经历了战乱和几十年严格的商业管制之后，浙江商人在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次苏醒了过来。温州人在经历了长期的贫困之后，穷则思变，将小打小闹的商业变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帝国。只是他们的成功模式，更像是隔壁的福建商人。
网红城市·杭州
而在浙江传统的富裕熟地浙北平原，则在过往的工商业基础上诞生了改开后的轻工业王国，乃至当上互联网信息化浪潮的弄潮儿。
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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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戴丽丽 李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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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冬之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