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世纪之交的思考
第十八章 世纪之交的思考
在世纪和千年之交之际，人们往往热衷于回顾以前，前瞻未来，回顾是为了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知欠缺和不足，纠错误和缺陷，明前进方向；前瞻是为了未来，构想未来设计方案和研究课题，以及轻重缓急研究次序。人们也都为能度过新世纪和遇到千载难逢的新千年而振奋，为新世纪、新千年而构想自己的未来。对人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想既如此，也得有所回应，这是责任之所在。
1999年10月18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新中国哲学五十年学术研讨会”，*铁映李**讲话，鼓励学术界不同学派的论争，于光远亦讲话。虽全国知名的老中青哲学工作者都参加了，但谁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谁是原创性的哲学家？恐怕真没有，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为什么没有？怎么会没有？
11月8日，山东大学申报“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刘大钧申报“中国易学与古代哲学研究基地”，把我和汤一介、萧汉民都拉去作为其成员，因此我必须去参加教育部专家的评审会。11日，教育部专家组有牟钟鉴、吕绍纲、潘富恩、李宗桂等人，大家都是熟人，所以很顺利就通过了。11月19日，到河北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课题《东亚哲学与21世纪》（项目批准号：96AZX015）进行统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陈丽菲也来参加我们的统稿会。21日，参观西陵，其为清代雍正、嘉庆、咸丰等的墓地。宣统溥仪死后迁葬于此，是其后来的夫人李淑贤争取来的。同时参观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山靖王墓是完全开山石而成的，可见难度之大，花人工之多。
一、和合形而上学
1999年12月6日，参加北京社会科*联学**合会召开的“百年中国哲学座谈会”，我做了“百年中国哲学与未来走向”的发言。我提出了中、西、马如何互动融合才能和合为中国的新哲学等问题。12月14日，参加《东方》杂志座谈会，讨论新千年的东方文化新选择。新千年从哪年算起？是2000年还是2001年？一般人不管学界如何争论，都以2000年为新千年的开始，所以1999年12月每个人心中都有过千年的情结。我在一个会上说，我们能活过千年是人生的一大幸福，一千年是人所不能活过的，过千年这对现在活着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我们应珍惜这个机遇，在新千年活得更好、更幸福、更安全。12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讨论“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在世纪之际与千年之交：一是回顾本世纪的哲学发展，一如百年中国哲学等；二是新世纪、新千年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势。这两个问题成为这个时期人们思考、讨论的热点。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一个学科的理性总结。为这个会议我写了《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一文。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世英、叶朗、张祥龙，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陈先达、陈志良、夏甄陶、李秋零、郭湛和我等，王霁是主编。
2000年的第一天，世界处在欢乐与忧患中。一方面，全国都寻找新千年第一缕曙光在哪里升起，最终确定为浙江临海县石塘镇，中国台湾是在其最南端的鹅峦鼻。于是，很多人到石塘镇看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以求好运。我祝贺家人、国人平安进入新千年。另一方面，高科技带来了人们的担忧，“千年虫”电脑病毒吵得沸沸扬扬，为避免“千年虫”病毒感染，全国放假一天，银行全部关门停业，但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生活上的不便。所以，欢乐与忧患是一体两面，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相依不离，好坏相渗不分。
1月8日是星期六，不用上班，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于是，召开和合学座谈会，出席者主要是我的弟子，有陆玉林、彭永捷、李亚彬、向世陵、方国根、杨庆中，本想请祁润兴来，他在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很忙没有来，李振纲从保定赶来参加。我们讨论了三大类问题。一是要不要建立和合形而上学？建立什么样的和合形而上学？大家提出的观点很多，简列如下：（a）愈纯粹愈好，换句话说要虚，虚才能无限，才能建立终极关怀，精神才有归宿的家园；（b）形而上学需要落实到一个实体上，没有实体就是空，空则人的精神就无所寄托，上帝、理、心、气都是实体；（c）有实体就会走向权威、独尊，导致排斥他者，而具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所以在历史上出现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异教徒”等；（d）和合一词不纯粹，不像天理、气、心那样纯粹；（e）形而上学、终极关怀、终极存有，康德的思路是“悬置”起来，和合学要不要去解决？20世纪以来拒斥形而上学，现在要不要建立新的形而上学？（f）终极的东西不能追问，人不能向上帝提问，犹太是以自己的屈辱证明上帝的伟大；等等。
二是和合学怎样找一个基点？这个基点是什么？要不要找一个基点？即要不要落到什么上？针对这些问题，参会者提出：（a）拒斥形而上学的奎因最终转向形而上学，这说明形而上学不可回避，现在没能解决形而上学问题；（b）和合学不是信仰，但需要给人的精神以家园，即安身立命之所，否则和合学的意义就不大；（c）和合可做名词解——价值论，破除实体论，和合做动词解——方*论法**，解决功能性问题，西方是实体思维，中国是关系实体，与功能相结合，以价值与功能的融合作为本体。
三是超验存在如何可能？怎样可能？自然世界是和合的，人为世界是不和合的，和合如何可能？现代精神失落，如何找回来？找回什么？海德格尔回到最源头，德里达回到古希腊，成中英本体诠释学和唐力权场有哲学都回到《周易》。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口号是“新开端、新思路”。在经济全球化、网络普及化的时代，传统的经济模式、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必须改变，但如何说得更完善，还需要思考。
这是我对会议发言的综合，一些思想仍然停留在康德追究如何可能的思维框架中，以及自柏拉图以来的追究形而上学的怪圈内，和合学必须度越西方的形而上学思维，回到中国元典，建构中国的新理论思维形态。
二、思想体系的欠缺
1月30日，王阳明第20代孙女司华来访，说明要收集王阳明资料事宜，王阳明与张璁为同时代人，我是张璁第20代后人，但司华比我年轻。2月15日，写《和合哲学论》第二章。3月2日，写《和合哲学论》第三章。3月5日，我看了哲学系办的杂志《慧泉》1999年秋季号，登了《中国学人的欠缺——接着王晓华博士说》一文。王氏写过《钱钟书与中国学人的欠缺》[1]一文，在文中他认为中国学人“缺乏体系性建构能力”。“有思想而没有思想体系，思想体系是由思想以及对思想的证明构成的，没有思想证明的思想，不是思想体系。中国传统学人做学问的最根本特点是‘评点感悟’，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这种传统学术模式，即‘踩点注经’。思想体系实际是证明体系，中国不擅长分析思维。思想体系是概念体系，是用概念之砖建构的屋，中国传统只有观念而无概念，如孔子的仁是‘随机说话’，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看法或观念，没有严格界定的概念，禅宗则灵活到‘随便说话’。儒家轻视概念、禅宗反概念思维，这些都是非常中国化的表现。现代新儒家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贺麟等的学术理路，没有一个是他们自己创造性地建构出来的，是从西方移植模仿出来的。”这篇文章对我的启发是：今人必须突破传统建构思想体系的欠缺。哲学家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就不能成为哲学家。王晓华由于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认为中国没有概念，这正是从黑格尔到德里达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重要根据。至于以“思想体系是由思想以及对思想的证明构成的”，这是受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科学需要证明，但哲学形上学是不能证明的，这是科学与哲学之别。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它提醒我们要着力建构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体系，换言之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要自己讲自己的哲学，它包括二义：一是中国人讲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不是西方哲学的注脚，不是中国哲学的西方*法讲**；二是自己讲自己的哲学，即哲学家要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不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而应该自己讲自己的哲学。
3月9日，读陈志良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虚拟：哲学必须面对的课题》一文，这是他在我们一起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中西传统哲学都是现实性的哲学，都以现实世界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虚拟度越现实性，预示哲学的真正革命。虚拟指向不可能的可能，使不可能的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真实。这与和合学的可能世界有关，这就是说，建构可能世界怎样成为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是虚拟的可能。在和合学哲学体系中，若可能世界的立、达、爱作为化解原则是功用原则，那么需要研究解决以下这些问题：其一，可能世界的理想境界是否可建构于虚拟基础上；其二，光锥体的和合形而上学体现于光锥体的变易点和奇异点上，它与和合可能世界的关系是否要进一步阐明；其三，此变易点和奇异点是否可被认为是虚拟的，它不是现实的模拟和反映，而是建构现实中的不存在，即建构对现实性来说不可能的东西；其四，和合可能世界是否扩展一下容纳虚拟的可能；其五，虚拟与语言哲学、历史哲学、价值哲学、艺术哲学的关系。
4月14日，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曾春海教授来访，讲台湾国民*党**落选、*进党民**当选之事；讲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绝对专权使*党**绝对腐败。4月19日，请台湾清华大学林安梧教授讲“后新儒家哲学的拟构”。牟宗三死后，台湾就面临后牟宗三时代问题，牟氏弟子如何继续走牟氏之路就成为一个问题。
5月17日，我请韩国金忠烈教授来演讲。金忠烈教授1931年生，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中国文化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高丽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韩国东洋哲学会会长等，20世纪70年代韩国学生心目中学生运动的领袖。他讲“《中庸》首三句的我见”。《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他认为这三句是《中庸》哲学体系的大纲领。他进一步解释：第一句中的天是名词，命是动词，性是名词，天指道，性指德，天与性为实体概念；第二句中的道是名词，指诚之用者；第三句中的修是动词，道是名词，教为名词，即工具和方法。
5月20日，我系西方哲学教授苗力田先生逝世，他主持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全集》，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一届一等奖，我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获三等奖。苗先生是无病而终，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受冲击。据他家人说，他是晚饭后看电视而逝，他的死比石峻少了很多痛苦，令人羡慕。去年4月15日石峻去世，虚岁84岁，苗力田亦虚岁84岁，没过孟子逝年。73、84、95是年岁的坎，很多人在这个坎上过不去。人生有限，人生就是走向死亡的活动，死亡亦是给新生者让路。
5月21日，受中华孔子学会之邀，为其学术讲座讲第一讲：“《周易》与企业文化”。讲座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进行，由郭齐家主持，听者约400人。5月22日，哲学系评教授，申请教授的有向世陵、马俊峰、姜日天、李燕、张志伟、王旭晓、欧阳谦、龚群、欧阳志远，申报副教授的有宣方、陈世珍、徐飞、杨武金、李茂森。经三轮投票后，张志伟、王旭晓、马俊峰被评为教授。5月25日，参加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东方哲学研究室徐远和教授的韩国博士留学生孙美贞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其博士论文为《吴澄思想研究》，由我主持答辩。
5月31日，我的两个博士生李光福、孟晓路博士论文答辩，前者的论文是《现代精神的追寻——明清之际的价值观》，后者的论文是《王畿思想研究》。答辩委员会成员有楼宇烈、李甦平、周桂钿、宋志明、葛荣晋五人。6月1日，参加宋志明、向世陵指导的硕士生肖名焰、许静的论文答辩。6月14日晚，乘K59次列车于次日早到长春，由吉林大学外事处接到南湖宾馆。南湖宾馆是东亚第一园林宾馆，国家领导人有单独1号、2号等院子。我与徐远和一起来参加“第十六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我做主题发言：“退溪心性观的现代价值”。参会的日本学者有福田殖、柴田笃，韩国学者有安炳周、李楠永及国际退溪学会理事长权宁禹、成均馆馆长崔昌圭等。16日—17日，学术讨论。18日下午，参观伪“满洲国”溥仪的皇宫。我是第一次到长春，想多看看。19日，到吉林大学哲学系向研究生等讲和合学，系主任孙正聿讲话，乌恩溥、刘国梁、李景林等教授都出席了。
6月24日，参加校教务处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关于素质教育的教材建设问题讨论会，我讲了五个方面的关系问题：通俗性与高雅性、多样性与统一性、普及性与精深性、前沿性与专业性、历史性与逻辑性。处理好这五个方面的关系，教材便是高质量的。
注释
[1]载《探索与争鸣》，1997（1）。
三、伦理学与徽学
7月15日是我系伦理学教研室申请的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基地的评审会，我作为中心成员参加评审会。当天教育部专家组来审查，听取基地汇报，参观基地的电脑、图书、办公用房等硬件设施，罗国杰教授作为伦理学学科的权威，领评审组成员参观，评审顺利通过。
8月14日到安徽大学，我被聘为教育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基地学术委员，上午9时参加这个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首届学术委员第一次会议，我提了三点意见；（1）立足全国、放眼世界，写出高质量的徽学研究著作，不只做资料库、档案库；（2）完善规章制度，中心对学术有一定的规定和规范；（3）制定管理委员会的章程。15日，“2000年国际徽学研讨会”开幕，上午我做“徽学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的演讲，对争论不休的徽学内涵、特点做了规定，只有明确研究对象的性质、范围，才能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演讲内容后整理成文，以《徽学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发表在2000年9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8月17日，从安徽大学坐旅游车经铜陵太平湖到黟县宏村。宏村为古民居，保存有明清风格的建筑，其村很特别的是有水通过每一家门前，当地人说犹如牛肠，生态环境很好，村前是一大湖，湖面如镜，湖中间有桥。我们参观村中汪姓的承志堂，其最具明清徽州建筑特色，之后参观南湖书院。由宏村到黄山，途中参观鲍氏女祠，这是单独立的女祠，是徽州的特色，女祠没有大门，只有小门。之所以有女祠，是因徽商整年在外经商，家庭均靠妇女照顾主持，所以对妇女很重视，是对妇女功绩的肯定。妇女的牌位不能进鲍氏祠堂，便单独建祠堂（在鲍氏宗祠旁边），说明妇女仍处附属地位。方利山先生是黄山师专的副教授，他如数家珍似地向我讲解，使我知道得更详细。18日，参观西递村，清代曹文植有诗曰：“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双溪左右环，群木高下密。曲径如弯弓，连墙若比栉。自入桃源来，墟落此第一。”又参观歙县府衙，有董其昌题字的大学士牌坊。大学士许维桢，歙县人，历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至礼部尚书。在徽商的宗祠里有为子孙立的族规，如《中丞公宗议八则（条）》，并建“内则”，即女祠，同鲍氏女祠有别。19日，游黄山。早上4点起床，5点开车到南门，在慈光阁坐索道到玉屏站，步行到迎客松，据说这是一棵假的，原树已死。这时下起雨来，我去买雨衣，回来找不到一起来的人，幸好碰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唐先生和河北大学的卢子震，我们三人一起上山。走了一会儿，雨大起来了，他们犹豫是上莲花峰还是下山，问我的意见，我觉得好不容易到了天下名山，不上是一大遗憾，于是决定上山，雨愈下愈大，衣服淋湿，与在台湾阿里山参观3 000年神木的情景相似。我们由莲花峰到鳌鱼背，再到黑虎松，据说刘海粟曾九画黑虎松，可见黑虎松的奇特。后到北海，观梦笔生花、笔架山、童子拜观音等名胜。雨里、雾里观山，看不清远处，但就近处看也是一片云雾飘过去，山景露一下脸，一瞬间又被云雾所掩蔽，雨中观黄山，别有一番情趣。时紧下山，很多景点没有看，也来不及看。20日上午，由方利山先生指引参观戴震纪念馆，我写过一本《戴震》（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的书，纪念馆已很破败，表糊的楚图南所写的字就已破，我建议应尽早修屋，整理纪念馆图书、*物文**。徽州出了一批大思想家，二程、朱熹的祖籍就都在这里。因此，近人著新安理学。后又参观算学家程大位的算盘博物馆，很有特色，收藏了历代各种各样的算盘，有“三才算盘”“太乙”“两仪”算盘等，最小是像人指甲一样小的算盘，最大有两米长的算盘，真是大开眼界。现在虽不用算盘，但在中国，几千年来的计算工具就是算盘，它在经济活动中曾起着重要作用。明清时，徽商是中国的大商帮，很多人外出经商，因此就需要计算，故出了程大位这样的算学家，他著有《算法统综》。徽州古民居中，徽商家居堂屋两边的门很多很像一个中间空缺的“商”字（“商”字缺少里面的“八口”）。有人解释说，当官者到他们家或任何人进门便成为一个商字，下面的“口”即人。于是，当官者便在商之下，这反映了徽商对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视，也反映了对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的不满，是对自身价值的觉醒，同时也是对抑商政策的抗议。21日，在黄山乘小飞机回北京，同行的有《中华读书报》的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等。
22日，参加由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召开的“新出土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上对此非常关注，尤其对新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特别重视。这里有《老子·甲》《老子·乙》《老子·丙》，新发现的《太一生水》及《五行》等儒道著作。上海博物馆从香港重金买回一批竹简，据说亦为楚墓，会上馆长马承源讲“孔子诗论”，但不发稿子，有保密的意思。池田知久教授坐第一排，把马氏引用的原文（投影在白布幕上）都摄影下来。他是日本研究简帛最有成就的学者。
四、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
最近见到成中英教授，我们俩自1982年认识以来，已有近20年的交往。他谈起今年5月在德国见到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情况，说伽氏已100多岁，身体仍很健康，本约好做30分钟的访谈，结果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据杨煦生教授说由他担任翻译。伽氏讲他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区别：（1）海氏思想没有摆脱上帝阴影，其“在”的最终追究是上帝，这与他是基督徒分不开。伽氏说自己3岁时死了母亲，他没有上帝的情感，他现象学的诠释学重主体情感。（2）海氏“在”的追究没有度越亚里士多德的范围，伽氏说自己更倾向于柏拉图。换言之，海氏近老子，伽氏近儒，有一种人文的关怀。成中英说与伽氏谈话后很有启发。海氏与伽氏对中国哲学史界很有影响，现在年轻人就用他们的思想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犹如20世纪初的胡适及后来冯友兰用实用主义和实在论研究中国哲学的路子一样。
2000年9月20日—22日，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韩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1日上午，我宣读论文《退溪人文精神与现代价值》，并对尹丝淳的论文进行评议。当天下午，我主持研讨会，韩国学者李迎春宣读论文《韩国女理学家思想研究》。我认为中国宋元明时期几乎没有女理学家，也没有一个女学者敢于提出要将成圣人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这是朝鲜朝女性主体性的体现。我没有参加闭幕式，就去了香港。
22日上午9：30，在北京乘CA1307班机到深圳。深圳过关很慢，花了两个半小时，到红磡火车站已是下午5点了。我被接到九龙西贡街中兴宾馆，参加香港孔教学院主办的“孔子思想与中国统一大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 551孔圣诞环球庆祝大典和孔教学院70周年院庆”。9月30日，在伊丽莎白体育馆进行祭孔活动，行三拜九叩之礼，这与台湾祭孔礼仪及曲阜祭孔礼仪不同。24日，在何郭佩珍中学进行学术讨论。下午由张尚德联系去见南怀瑾先生，他是温州乐清人，是金温铁路的投资人，但没有按他意思去做，他有些不满意。他80多岁，精神很好，亦很健谈。25日上午，由五邑大学我的学生刘兴邦带领，从香港到深圳，从深圳坐公共汽车到江门市五邑大学。这所大学是江门市华侨投资建的，教学楼、学生楼都以投资人的名字命名。26日开始，我教我的学生蔡方鹿、张怀承、方国根、陈盈盈练和合功，这是我第二次以和合功教人，但只有蔡方鹿坚持下来。27日，“陈献章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开幕式在“十友楼”召开，即十个人投资建的。我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期间，我准备了《陈献章的学术精神》一文。陈献章是明代的心学者，陈氏弟子湛若水与王阳明同时，他们有往来切磋学术。在会上我讲了以下几个问题：中国思想家有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国哲学有没有自己的逻辑结构？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转生？28日下午，参观陈白沙纪念馆，该馆保护较好，为江门市的*物文**保护单位，有御赐“贞节堂”匾额，是吴与弼所书，有李东阳书写的字，有于右任写的“白沙故里”四字。“贞节堂”是纪念其母的，白沙是遗腹子，由母亲培养成人。下午4时到“崖山炮台”，有“崖山台”三字，是清办的海防，以防外国侵略，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是我第一次来参观。这里有“崖山祠”，是纪念南宋政府在被元攻下临安后，慈元皇后带着赵昰和赵昺两位皇子，在陆秀夫、张世杰等支持下继续抗元的英勇事迹。在降元将兵追杀下，慈元皇后从杭州到温州，又从温州到福州，再从福州到新会，最后在崖山安定下来，集十万军民与元决战，最后失败，陆秀夫带赵昺投海自杀，后宫及众多军民亦投海自杀，很是壮烈。最后参观梁启超故居和梁氏读书处“怡堂书屋”，堂前挂有先师孔子像以及“万世师表”的横幅，有6张桌子，可坐十几个学生。梁氏聪明，9岁能仿做千字文。梁氏故居是3间，中间为堂屋，左间是父母寝室，右间为梁寝室，两旁有厨房等。江门是文人辈出的地方，可谓地灵人杰。
五、全球意识与东亚意识
2000年10月6日—11日，乘CA13到上海，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召开的“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国际研讨会”。朱杰人是古籍所所长，是朱熹第25代孙，是朱氏世界宗亲联合会秘书长，会长是马来西亚的朱昌均。古籍所承担了《朱熹全书》的整理工作，在版本的考订、校勘方面做了详尽的校理。开幕式由杜维明做主题发言，讲道、学、政问题，道是核心价值，学是学术传统，政是政治实践。他提出了精神系统、社会责任系统、社会公共系统问题。
会议空闲时，我在宿舍写参加武夷山朱熹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稿：《度越与创新——20世纪朱子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完全靠记忆。11日上午，联系去参观上海博物馆从香港买回来的竹简，其副馆长同意，但马承源不同意，结果看了其他一些展室。垄断资料，不利于学术发展。11日下午，乘火车到福建绍武，到达时已为次日凌晨4：20，由车接到国贸宾馆，意外碰见林翘翘。12日上午，紫阳书院奠基揭幕仪式，被邀请安排坐在主席台。12日下午，“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我在开幕式上宣读论文《度越与创新——20世纪朱子学的回顾与创新》，讲了20世纪前50年与后50年两个阶段的情况。13日上午，到建阳市考亭书院（新建）对朱熹进行公祭，即逝世800年公祭，由建阳市市长致辞。这个公祭是政府行为，而非民间活动，代表了观念的大转变，过去一直以祭祀为“封建迷信”活动，现在则理解为缅怀先贤。后有文艺表演。13日下午，到朱子墓祭拜，与会的学者都参加祭拜，主祭者为马来西亚、韩国的朱子后裔。14日上午，小组学术讨论会，韩国金忠烈教授以《中庸》首章前三句的诠释讲朱子学。14日下午，游九曲，并参观朱熹纪念馆。
10月26日—29日，在北京参加“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我参加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为此开过几次筹备会。开幕式由费孝通讲话，之后有季羡林、张岱年讲话。在这个会上，大家对全球化体认不一，有的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有的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地狱还是天堂？分歧很大。人们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而不会用和合思维来思考。全球化与地区化、多样化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等均须深入探讨。29日上午，我和汤恩佳主持大会发言，发言者有乐黛云、王怀宁、邓恩平、周颖南四位，下午闭幕。我为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全球意识与东亚意识》。
11月7日—22日，参加在温州召开的“叶适诞辰860周年暨永嘉学派国际研讨会”。由于我数年没有回家看望母亲，借机探亲，于是于4日乘CA1539航班到温州，由我弟张宪栋来接站。晚陪母亲说话，母亲年近90，身体看来还好，上下楼梯尽管不方便，但仍然是爬楼梯，这也是一种锻炼。5日亦陪母亲拉家常。6日上午到宪玉家，看望他阿妈，已躺在床上不能下楼梯了。下午看望舅舅，舅舅身体欠佳，据说有胃癌，舅舅一直关照我们家，我感恩不尽。晚到会议报到，住温州国际饭店，据说此国际饭店前阶段相当于*灯区红**，现在经治理纠正了。7日上午，举行开幕式，有温州市副市长、政协主席、宣传部部长参加，开幕后我宣读论文《论叶适思想的人文精神》，此文是在参加“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抽空写成的。7日下午，到温州师范学院做和合学报告。会议期间《温州日报》对我做了访谈，登了《在反省中提高》一文。会议期间，*瑞环李**在香港讲“和合”，中央广播电台播了，广西社科联主席、社科院前院长范阳高兴地来告诉我。9日，我主持大会发言，温州市委宣传部部长薛振安主持闭幕式，我做总结发言，我说会议可用四句话概括：气氛热烈，学术自由，各抒己见，度越创新。学术讨论特点有四：古与今、虚与实、点与面、多与一，对这四对关系会议都有深入论述。会议争论了四个问题：（1）叶适理学与反理学问题，（2）叶适对道统的不同解释，（3）道义与功利关系，（4）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会议的度越创新有四：新思维、新方法、新视野、新资料。大会总结比较全面，反映很好，9日下午，游雁荡山，看晚景。我在新中国成立前瓯海中学春游时来过雁荡山，已近55年，乃重游也，感触良多。10日，由永嘉县组织部邀请我游南溪、石桅岩、小三峡，坐竹筏而下。《温州日报》有一长篇报道。
12月22日，参加陈来教授两个韩国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会，姜真硕的博士论文是《朱子体用论研究》，池俊镐的博士论文是《黄榦哲学思想研究》，池俊镐的论文资料扎实。
23日—26日，参加“东亚‘和’思想与21世纪国际学术交流会”。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与日本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的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合办。2000年8月12日，该综合研究所所长金泰昌来北京找我谈和合学。他说去年（1999年）冬天与财团理事长矢崎胜彦去瑞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联合国确定2001年为世界和平对话年，为此教科文组织总部编辑自古以来关于和平理念的思想汇编，但其中没有东亚关于和平理念的思想，他们便想到如何发扬东亚的“和”思想，就想到了我的和合学。于是，金泰昌教授曾找最早介绍和合学思想的我的日本高级进修生难波征男教授及中国留学生张翌，在旅馆里专门读了三天和合学，对和合学有了最粗浅的了解，这次来中国找我，仍是想了解和合学的基本内容，我向他做了论述，解答了他的一些疑问，于是便决定开一次“和合学国际研讨会”，并要我写成20～30页的和合学论文，翻译成日文，开完后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会议的有韩国宋云沛、日本船曳建夫等多位著名学者，中国有余敦康、陈来、杨国荣、汤一介、杨泽波、姜广辉等。24日，我主持开幕式，副校长袁卫讲话，第一场由我讲和合学，并进行讨论，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认为“和合学”是很有意义的思想。我说明和合不是终极的，不是儒学的终极原理，终极的追求是和合，儒家的仁是达到和的手段、途径，仁是普遍的道德基础。
我的学术生命和生命学术是在天翻地覆中过来的，这既是国家、民族的天翻地覆，也是个人的天翻地覆。与剿匪中牺牲的同志、反*派右**斗争中被划为*派右**的同志比起来，我是幸运的，但与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的人比起来，又是不幸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与斗争的重点对象比起来，还算过得去，但与红三代、根子正的比起来，又是被改造的对象。我记得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涅卡说：“幸运固然令人羡慕，但战胜逆境则令人敬佩。”在人的一生中，幸运与不幸、顺境与逆境、福与祸总是并存的，所以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情境，就都能有一颗平常心来对待。平常人要有平常心，特殊人更要有平常心。平常心是凡事以忍，处事以淡，好事让人，怨事以退。这就是说，平常心是修养心、自然心、自足心、寂静心，是洞悉世情、体悟人生智慧的心。有平常心的平常人视钱、权、色如粪土，心如止水，超然物外。固然，幸运令人羡慕，但幸运转化为不幸时，顺境转化为逆境时，战胜不幸，走出逆境，则更令人羡慕，更能体会到幸运的可贵、顺境的难得。人的一生，犹如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在浩瀚无际的沙漠中跋涉，只有自强不息、坚韧不拔，才能克服艰难险阻，到达希望的彼岸。幸运、幸福是每个人希望得到的，荣誉、地位是每个人希望拥有的，但要得之、拥之有道；不以道得之、拥之，最终会失之，而且要失得比未得之、未拥之之时更惨。所以，做人要“明明德”，要“止于至善”，要做一个“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