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坚决守城不后退 (淞沪会战国军战术)

作者:风千里

“现在我们前锋的各将领都是有血性,有良心,勇敢善战的革命青年,他们在前方拼命,流血,我在后头的任务就是作几首歪诗,再一个就是等死罢了”——冯玉祥在淞沪会战时期发出的感慨

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的故事,如今广为人知。国军第88师524团400余名战士,在上海华界的四行仓库英勇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此举虽然无力扭转整个淞沪战场的战局,却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八百壮士的事迹对当时黑云压城的抗战形势来说,不啻为一盏耀眼的明灯,激励着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同时也应该看到,四行仓库保卫战只是一场低烈度的战斗,日军只是派遣海军陆战队进行尝试性进攻,而真正称得上惨烈的还是在四行仓库之战前,已经在上海地区爆发近3个月,被后世称为血肉磨坊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堪称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规模最大,最血腥惨烈的战役之一,且对抗战初期的战略及中日双方的部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国军坚决守城不后退,淞沪会战是谁下令抵抗的

战事激烈的上海四行仓库

七七事变后,北平和天津等华北重镇迅速沦陷,南京方面终于下定决心全面抗日。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频频在上海制造事端进行挑衅,国军遂对驻扎在上海杨树浦和虹口一带的日军发动进攻。此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以海军陆战队为主,兵力不过3000余人,而中方作为进攻主力的是第87和88师,这两支部队都是由德国教官调教出来的精锐部队,全栖德式装备,加上随后调来的两个重炮团,和空军前来助战,国军一度对日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然而,日本海军陆战队却依托坚固工事进行抵抗,国军的进攻受挫。不久,日本陆军不断增兵上海,第3和第11师团等直属部队组成上海派遣军,在国军侧后方登陆,战局开始逆转,国军遂转入防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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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在上海驻扎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8月18日,蒋氏在其发表的《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强调*队军**应“固守其原有阵地,以勉加强工事,多设伪装,以勉沉着应战,坚忍不拔,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须在阵中抗战到底,至死不渝”。这就为淞沪会战后来的固守之策定了调,而从后来从嫡系部队到地方派系*队军**的实际表现来看,在淞沪战场血战的国军也确实是遵循这一作战原则,各部队对既有阵地的坚守甚至到了盲目和不计代价的程度。中方在固守阵地上表现出的英勇顽强,虽然出乎日军意料,却也全在日军的认知范围之内。日军很多师团长和联队长都曾在战地日记中指出,中国*队军**在上海的抵抗与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旅顺的固守姿态差不多,虽然意志顽强,但很少主动出击,基本属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很多日军指挥官此时也坚信,只要方法得当,日军完全可以以较之旅顺之战更轻微的代价击溃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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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海华界中国阵地开火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炮兵

固守的作战方案,在战争爆发之初,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军将领的赞同,且被坚定不移地执行到基层,而有一群人却坚决反对这种近乎消极的战法,这就是南京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其中尤以总顾问法尔肯豪森为甚,这位出身容克军事贵族的职业军人,在来华担任军事总顾问后,一直潜心研究中国*队军**的组织和战术。早在会战发起之前,他就建议国军在稳固防线的基础上,发起战术性*攻反**。

这一判断,是基于中国*队军**的实际情况和日军在华作战的基本战术。在九一八事变后发生的历次中日军事冲突中,法尔肯豪森发现,虽然中国*队军**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扬顽强的作战意志,不惜巨大牺牲而坚守阵地,但包括嫡系部队在内的各支*队军**,其防御部署还处在一战前的水平,即防线为单一的一线型,缺乏纵深布置,也没有侧面防御布置。而且在实战中,国军又经常将主要兵力部署于一线,这样简单的部署结构很容易被日军抓住弱点而轻易突破,日军经常是集中以*2式9**步兵、掷弹筒和重机枪为主的火力于防线上的一点,进行中央突破战术,由于是一线型部署,国军的防御力量平均分配在各个战壕和工事内,在日军集中优势火力供给其中一点时,往往极易被突破,而一旦方向上出现一个缺口,一线型部署很容易全盘崩溃。在历次交战中,经常出现的一幕是:国军在战役发起前尚能完全抵抗,但一旦有精锐日军冲破防线,便会造成整条防线上整营,整团乃至整师的溃逃。很显然,这样漏洞百出的防线根本不适合消极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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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中国军事总顾问的法尔肯豪森将军

其实对于中方防线的漏洞,很多一线指战员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军第13师师长万耀煌就对曾激烈批评过这种蹩脚的防御方式,他曾给上级写信道:“这种战法,既说不上战略,也谈不上战术,自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都只做了传令人员,部队到多少填多少,这就叫指挥?”

不少参谋人员也开始思考改进之道,但在战事激烈的1937年,根本没有给中国*队军**留有多少时间去将原本单一的防线立体化。对此,德方顾问给出的建议也很简单:在原来一条直线布置的基础上,重点巩固两侧侧防力量,在防线中间一点被集中供给时,舍弃原来的“哪里被供给,就向哪里增援”的机械思维,而是在其他方向集中小股兵力进行突袭反击,在牵制敌人进攻力量的同时,迷惑敌军。

这一防御思想的重点就在于如何更灵活有效地调动后备力量,以适时主动的反击开巩固防御。法尔肯豪森甚至想到要适当运用运动战的思维将步兵防线动态化,而不是一味机械地追求一座工事或一条战壕的得失。

法尔肯豪森的建议也得到了国军高层的重视,蒋氏本人就曾强调*队军**要重视后方预备阵地的建设,并强化侧面火力。但这些指令仍旧逃脱不了消极防御的窠臼。而德国顾问关于注意纵深和侧后防御,适时反击的建议,在实战中的实现情况也极不理想,训练一支部队形成灵活的战术思维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德国顾问的建议虽然受到重视,但却很难为一线官兵所深刻理解,“加强纵深和侧后力量”的思想,在实战中变得不成样子,在淞沪战场抵御日军的各支部队,又习惯性地回到了原有的老套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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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在上海外围构筑的简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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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佩戴德制防毒面具进行训练的国军87师官兵

除了防御思想上的落后,在炮兵运用上,淞沪战场上的国军也有相当严重的问题,淞沪会战是中国*队军**首次大规模集中使用重炮部队的战役,国军将从德国引进的sFH18150毫米榴弹炮和LeFH18105毫米榴弹炮,这些都是抗战初期国军极为倚重的重器,而由于这些重炮和炮弹国内根本无法生产,价格昂贵导致引进量少,国军非常害怕这些视若珍宝的大家伙们被日军攻击,因此在部署上显得极为谨慎。

在淞沪战场上,150毫米榴弹炮的阵地与观察所经常被设置在远离火线的地方,导致射击瞄准变得极为困难,加上炮兵对德械装备训练不足,且缺乏与前线步兵的协同,在战事激烈时,虽然对着日军方向猛烈开火,但实际对日军造成的损失极为有限。更要命的是,国军的重炮部队大多是单独建制,既不受步兵指挥,各炮兵部队之间也缺乏统一指挥系统,这不仅无法有效支援前线奋勇拼杀的步兵,关键时刻还极易造成友军误伤。

德国炮兵顾问施泰内斯(WalterStennes)在视察前线时就惊讶地发现,炮击日军营房工事的国军150毫米榴弹炮,虽消耗*药弹**颇多,但居然无一命中,日军甚至根本没有察觉到中方炮兵的存在。这样出奇糟糕的战绩放在德国炮兵部队里,其基层指战员早就被拉出去军法处置了,却广泛存在于淞沪会战期间,国军的各支技术兵种部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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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装备的德制Sfh18型150毫米榴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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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事顾问施泰内斯(左)

这些都是在战时集中体现的显性问题,而国军部队还在组织协调上长期存在的隐性问题则更为致命,比如指挥部组织不健全,指挥系统混乱,各部队联络通信不畅,后勤系统漏洞过大等顽疾,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国军部队战斗力的发挥。

当然,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国军缺乏主动改进战术的精神,相对保守的作战观念无法有效适应瞬息万变的作战环境,这样僵化的思维在淞沪战场上葬送了成批大好青年的性命。几乎同一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在战争之初同样有士兵缺乏专业训练,部队组织与指挥效率落后等弊病,但他们能够充分认识自己的作战能力,积极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对敌战术,相比于国军的僵化机械和保守,八路军和新四军往往能够最大程度的扬长避短。

国军坚决守城不后退,淞沪会战是谁下令抵抗的

攻入上海市区的日军第11师团

1937年11月,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终于画上了一个血腥的句号。中国*队军**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歼*日灭**军4万余人,而中国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80万参战兵力中,伤亡超过了30万人,国军的精锐力量在此战中受到严重消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撤退时的部署不周,导致原本有序的撤退演变成大溃退,上海沦陷后,南京居然无法组织其有效力量去守卫首都,最终日军在一个月时间内攻克南京,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京大南***杀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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