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如今追捕逃犯时，往往会在媒体发布通缉令并配上嫌疑人的照片，以便于能通过整个社会的力量，尽快完成抓捕。其实通缉令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汉宣帝甘露二年，西汉就发布了一则迄今为止最早的全国通缉令。

被通缉的人是一个叫“外人”的妇女，串通广陵王刘胥搞巫蛊，诅咒天子。由于案件涉及到皇帝，所以这件案子也成为要案，通缉令甚至下发到了甘肃边关的烽火台上。

西汉的这则通缉令上，前半部分写了被通缉对象的姓名、性别、形貌等信息，后半部分则层层写明通缉令下发的顺序，从汉朝中央一直下发到地方郡县的烽火台。

其实这个通缉令还算简陋的，数百年前楚国为了抓到伍子胥，不仅在楚国境内广发海捕通告，甚至还在通告上画了伍子胥的画像，以至于昭关外撑船的老渔夫都能轻易认出此人是楚平王要抓的伍子胥。

这倒不是因为通缉令上的画像相似度有多高，而是因为伍子胥没什么逃亡经验，《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了一个细节，伍子胥在成功坐上渡船后，解下佩剑对渔夫说“此剑直百金，以与父”，这恰恰说明伍子胥在逃往过程中还带着名贵宝剑，这在乡野之地，百姓不用想也知道这是达官贵人。

到唐朝时，追捕逃犯的法律更加完善，《唐律疏议》中有专门的《捕亡律》一章，规定海捕文书除了写有逃犯的姓名、年龄、籍贯和体貌特征外，还辅助有“画影图形”，即逃犯的画像。

但是这个“画影图形”作用并不大，因为易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比如原本有胡须的可以剃掉，发式也能改变。《三国演义》中曹操割须弃袍就是一个典型的易容逃亡案例，此外，历史上著名的刺客豫让，就是通过用漆涂身的方式改变容貌，结果连妻子都认不出来他了。

如果通缉犯长得是一张大众脸，那么捕快们仅仅通过通过一张抽象的画像，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要找的人的。

既然画像不准，而古代有没有照片（即使在有照片的今天，一个人的容貌也很可能与照片有比较大的差异），那么为什么古代的捕快们还是能很快抓到通缉犯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无非是下边3个窍门。

1、听口音。

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就建立了连坐制度，后来宋朝王安石变法时又推行《畿县保甲条例》，规定“若一保内有外来行止不明之人，须觉察收捕送官。”在严格限制人口随意流动的古代社会，如果一个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外来口音，那么全村都会警觉，通缉犯不仅很难藏身，而且会被担心连坐的村民们扭送官府查验。

而官府查验就更简单了，首先要查陌生人的路引，没有？不好意思，抓的就是你。其次就是对比近期发布的海捕文书，如果有年龄、容貌描述接近的，一律上报。

2、设路卡。

上文提到，汉宣帝为了抓到参与巫蛊的外人，海捕文书甚至下到了边关烽火台（防止罪犯逃到匈奴），而这一过程是非常迅速的，往往通过驿站快马沿途下发。

只凭两只脚跑路的罪犯，很难跑得赢通缉令的速度，在沿途设卡盘问的情况下，没有身份证明的逃犯，很难通过关卡。唯一的办法就是冒着遇到野兽的风险，走人迹罕至的地方。

3、容貌特征

“画影图形”并不是抓捕逃犯的主要工具，它的作用在于给不识字的百姓们直观的印象。《大清律例·刑律·杂犯》就曾经规定，海捕文书上必须有罪犯是否有无胡须和痣等内容，因为痣很难掩盖，而胡须则是断案的有效依据。

清朝的《寄园寄所寄》就记载了这样一件真实案例，旗人王某犯案逃亡，几天后捕快们在他家井中发现了一具面目不可辨的男尸，王某的妻子坚称这就是自杀的王某。

后来刑部在判定这件案子时，发现男尸胡须有三寸长，而海捕文书上描述的王某没有胡须，由于从案发到发现男尸仅有数日，刑部官员认为死者并非王某，要求继续追捕。果然数日后，王某在外地被擒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