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武威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平静安详、恬淡闲散。他们在茶馆里听贤孝，在公园里会鸟，在城隍庙根儿（文化广场）溜达，在核桃树下纳凉，全都有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他们爱听凉州贤孝是因为爱回味人生；纳凉，是为了“沏一壶不浓不淡的茶，聚几个不衫不履的人，说些子无拘无束的话”；会鸟，是为了享受那份与自然熔为一体的怡然自得；溜达则纯粹是为了散步和散心。
这显然又是一种讲究，而且是一种“穷讲究。”但凡城市的人都多少有些讲究，没有这些讲究，也就和“乡里人’差不多了。事实上，农民进城，最不习惯的也正是这些讲究，比如，进门要换鞋，饭前要洗手，睡前要洗脚，不可随地吐痰乱扔烟头等等。这些讲究即便是最普通的小市民也有。而且，穷归穷，讲究归讲究，所以叫“穷讲究”。因而，武威人一般都“人穷志不短”，下岗女工尽管生活窘迫，但那些自认为丢面子的活计她还不干；宁可守在发不出工资的国有单位混日子，也不去工资副利诱人的私营企业卖劲；宁可在家呆着，也不愿去当保姆，干钟点工；理发、钉皮鞋等好多有碍面子的事儿只有温州人来做了才能慢慢挂下脸面。这种“穷要面子”的讲究左右了武威人很长的时间。这里面固然有“贫贱不能移“的品格，也未尝没有一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修饰。不过直接的原因，还是“抹不下脸”。脸面，对于武威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什么叫“抹不下脸”？也就是落不下架子放不下身份。武威的平民有什么身份架子呢？也就是相对于“乡里人”的那么一种“城里人”身份和一点优越感吧！武威人的毛病正是过于看重身份面子，才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的。一旦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种身份的优越感就更强，摆起架子来更有姿势，站在田间地头检查农民生产的姿势往往是：两腿叉开站，双手胸前抱，肚儿微微贴，嘴里青烟冒。俨然上面来的*长首**。这种姿势我在电视上见多了，才影响颇深。但不论怎样，他真实的身份是“人民的公仆”。既然是人民的“仆”，架子就应比平民还小。当然，这份优越感全是武威这个城市的性质使然，都无关乎他们的个人品质。所以，当他们回到武威城里亦或民勤县城、古浪县城、天祝县城，又都是市民，都是城里人，就一点优越性都没有了。于是，平民的武威赋于平民更多的还是一颗平常心。正是这颗平常心给予了他们这种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也就是平民的“活法”。
能有这样的“活法”，当然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有二，一是环境，二是氛围。就环境而言，必须是“田园都市”；就氛围而言，必须是“文化古城”。武威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所以武威人就是这种活法。即是“都市”的，又是“田园”的，即是“小城”的，又是“乡村”的。
但是，你要体验真正的“田园”生活，只有到乡下去。那里才是平民的乐土，才有热情好客的农民。“野老生平见客欢，黄瓜紫葚并堆盘。莫嫌贫舍无兼味，尚有青青麦索餐”（清·郭楷《偶过田家》）。也只有到乡下你才能看到“村近牛羊满地，秋高禾黍登场。闲坐二三父老，向阳共话羲皇”（清·陈炳奎《田家杂兴》）这样一种农家生活闲适、恬淡的情调，以及禾黍登场，丰收到手后，乡野父老们喧三皇谝五帝时那种愉快安闲的乐趣。也只有进了农家屋，你才能欣赏到“妻女灯前笑语，淡妆鬓插野花”的浓浓乡情与醇朴野趣。实在去不了乡里，你也应“登城南楼晚望”，看一看“千重树色及残雨，一派湖光漾晚晴”，“茅篱几处炊烟含，稚子驱牛望屋行”的田园诗景。
我不知道这种书卷气是否也像街巷子里的明清四合院一样在武威的空气中日见稀少，也不知道城隍庙根儿里那仅存的“贤孝”二胡之声是否也会像“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带台，乐七年”的北凉歌谣随风飘逝。古老的凉州文化如今秋阳般暖暖地也懒懒地洒落在武威城不起眼的各个角落里。任凭有心人去捡拾那些碎室流金。新武威、新生活、新文化正雨后春笋般带着湿漉漉的春意洒满街面。但我更迷恋武威的秋天。我总以为，平民的武威是属于秋天的；秋天是属于武威的平民的。
武威是河西走廊秋天的诗行，是河西走廊秋天绵长、醇厚、博大、雄浑的诗行。当然，武威的四季都很可读，冬季户外呼啸的北风和室内堪恋的温软，春天有绿野新春和杏花的娇艳，夏日有核桃树下的西凉冰啤、盲人贤孝和柳上蝉鸣，更有满草原上金黄的油菜花儿和紫色的马莲花儿竟相开放；而秋天则更是一部耐人可读的好书，尤其是绿洲上那草木摇落金风肃杀之感，真能让人感动至极而涕零。的确，武威最美丽的是春天，最耐看的是秋天。只有在秋天，你才能真正体味到河西走廊的遒劲雄风，祁连山脚下的嘶杀古气，文化古城的萧杀悠远，田园都市的恬淡平和。同样，也只有在秋天，你才能真正体味到武威的成熟与丰满，爽郎与澄明，天高与云淡，静谧与深沉，平民百姓与硕果累累，体验到“塞北江南称此地”的真正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