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殷商时代。 西北岐下（今陕西岐山、凤翔）有个诸侯国，首领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和季历。古公尤其喜爱小儿子季历，季历有才、有德，季历还有个儿子昌，才智、品德超卓。古公心里边想传位于季历，再由季历传位于昌（后来的周文王）。 其实，太伯和仲雍也极聪慧而贤德。哥俩都看出了父亲的心思。为了成全父亲的心意，太伯带着弟弟仲雍离开了岐下，向南，一直逃到荊地（今湖北及周边地区）。当时的荆地荒僻野蛮，非常原始落后，被称为荊蛮。太伯、仲雍学当地人断发纹身，与他们融为一体。因兄弟二人德贤行义，荆人敬爱归附者千余家，太伯便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叫句（gōu）吴。太伯成为南方吴国的始祖。
太伯死后，因无子，传位于弟弟仲雍。仲雍的孙子周章时，周武王（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姬发）建立了周王朝，派人寻找两位伯祖太伯、仲雍的后代，寻到周章，正式封句吴为周诸侯国，将周章的弟弟仲封到北方原来夏代故城所在地虞（今山西平陆），称虞国（后被晋献公所灭）。 地处南方的吴国一直默默无闻，虽然如此，从太伯到仲雍的子孙，代代相传，倒也平平安安。到第十九世国君寿梦，开始称王（周王朝衰落，诸侯强大，第一个称王的是楚国强悍的楚武王），强大，南与楚国争强，北也有意觑觎中原。 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馀祭、馀眛、季札。都说知子莫若父，其实不然，能知子的父亲也是要有慧眼慧心的。寿梦慧眼识出四个儿子中，最小的儿子季札特别贤明厚道，就想突破当时传位嫡长子的祖制，传王位于季札。
商朝并未明确嫡长子制，既有父传子，也有兄终弟及。周朝初立，为避免出现商朝传位无序导致的流血与*乱动**，周公旦制定了一整套礼仪制度，宗子制即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嫡长子未必或者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都不是最优秀甚或合适的国家领导人。所以象寿梦这样的国王以其非凡的眼光和勇气决定选择儿子中最优秀的做继承人，真正难能可贵。 但是，季札对父亲说，这样不妥。坚决辞让。老国王无奈只得立长子诸樊为储君。寿梦去世，诸樊守孝完毕，提出让位季札，季札给哥哥诸樊讲了一件事： 曹宣公死后，宣公庶子负刍杀害了太子自立为君，诸侯及曹国之人恨负刍不义，欲拥立子臧（负刍的哥哥，也是宣公庶子）为君，子臧逃离了曹国。君子称赞子臧“能坚守节操”。您是王位合法继承人，谁敢冒犯！况且，做国君非我之志向。我虽不材，愿学子臧之义。 吴国人仍坚持立季札。
季札离开了王城，舍弃了王室生活，到延陵乡村做了农民，种地为生。众人才无奈放弃。王诸樊封季札于延陵邑。故后人称季札为延陵季子。子，是对男子的尊称，以示敬意。王嗣子以外的其他儿子称公子。 十三年后（公元前548年），吴王诸樊逝世，留下遗嘱：传位于馀祭，再至馀眛，再至季札，如此渐次传位，必使季札为君。 又二十一年（公元前527年）后，季札的三哥吴王馀眛也去世了，季札继位的事再次被提出。季子再次逃离。吴人商讨了一番，确立馀眛的儿子僚为新王。 有一个人，心里愤忿不平，此人是季札的大哥诸樊的儿子公子光。他觉得父亲兄弟四人，父亲先立为王，至传位季札，季札不受，也应该轮到他光，而不是馀眛的儿子僚。 于是，僚做了吴王的第十三年（公元前515年）的春天，值吴楚交战，得力的将帅兵勇正被楚军拖住胶着，京城空虚，公子光设了一个“鸿门宴”，请王僚喝酒。王僚心里是恐惧的，他感觉到了深深的危险，因为光不只对他坐王位有微词，且光一直带兵打仗，手中有兵，人又凶狠。为防不测，从王宫到光的家，外门，台阶，内门，座席，布满亲兵，人人手握双刃短刀，严阵以待。可是专诸，双手端来一盘飘着香气的烤鱼，用闪电般的速度抓出藏在鱼腹中的利刃，刺向王僚。卫兵的短刀也刺进了专诸的心脏。专诸，是被楚平王*害迫**逃到吴国投靠公子光等待时机复仇的伍子胥物色来的勇士。公子光的计划成功了，在王僚和勇士专诸的鲜血中，他登上了王位，成为著名的阖闾王。 这是吴国历史上自有国以来第一次弑君自代的宫廷*变政**。是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孔子的“礼”，孔子的“克己复礼”即周公旦制定的周礼。但是此时，孔子才36岁，他的父母之邦鲁国也正处在“礼崩乐坏”中，因权臣内乱，国君鲁昭公正*亡流**齐国，孔子本人也避乱齐国，希望通过齐景公，在齐国实施自己的救世理想。 有人说，季札是吴国的罪人。如果有德的季札不推辞而做了国王，吴国就不会有这种骇人听闻震惊诸侯、乃至后世的弑君事件发生。比如唐朝曾任常州刺史的独孤及，北宋的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安国写了一本《春秋传》，其思想影响了一大批*派胡**学子。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季札为什么会放弃有人会以命相搏的权位？ 人各有志，不是所有的人都恋慕权位。季札不喜欢当国王，可能是他的个性心性使然。这是一个方面。 季札的“让位”跟他的祖先泰伯、仲雍是完全不同的。太伯、仲雍是让贤，季札则是避乱。泰伯、仲雍生活在家族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个新的王朝即将诞生，季札则生活在春秋中晚期的乱世之中。乱象丛生。在这样的乱世中，季札却拥有最深邃的眼光，最敏锐的洞察力。 作为事件的核心人物，季札所思所虑要比旁观者多得多。 早在馀祭当国王的第四年（公元前544年），季札应馀祭王之命出使中原各国，与中原诸侯通好，了解学习中原文化。吴国虽然是被周武王正式封侯的诸侯国，由于地处偏远，直到寿梦王二年（公元前584）才与中原有了往来。季札此行正式访问的有鲁、齐、郑、卫、晋，这五国中鲁、郑、卫、晋都与周王同姓姬，鲁国始祖周公旦与卫国始祖卫康叔都是周武王的弟弟，晋国始祖是周武王的儿子、第三代周王周成王的弟弟，郑国立国较晚，其始祖是周第十一代王周厉王的儿子，齐国始祖是著名的姜尚姜太公，其长女嫁周武王为正妃。所以这五个诸侯国原本都是周王朝最亲近的血缘之国，也是周王朝最贴近的拱卫之国，核心国，周文化所在地。尤其鲁国，是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周礼的创制者周公旦的封国，周礼在鲁国留存最多最完整。武王的儿子成王因受周公辅政之至真至诚，周公逝后，特许鲁国有郊祀、祭祀文王和享用天子礼乐的特权。按周礼，只有天子，也就是周王的嫡长子（也叫宗子）才能举行郊祀（祭祀天地），才能立庙祭祀先祖文王，当然也只有周王才配天子礼乐。 季札在中原受到极大的礼遇，他也向各国重臣道出了惊天的秘密。
鲁国表演周王室歌舞招待季札，从诸侯国乐歌到上古夏、商、周王室贵族歌舞二十多个曲目，季札用他卓越的耳朵和心灵，非凡的艺术鉴赏力，对每首歌曲的优劣，乐曲表现的主人公的情感、人格、品德，甚至国家的命运前途，用诗一般的语言一一品评。 比如，听到《卫风》，他说：“美好啊，深沉呀，忧思而不困惑。我听说卫康叔（卫国第一任国君）、卫武公（卫康叔九世孙）的品德就是如此啊。这是《卫风》吗？”（“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史记·吴太伯世家》） 听到《郑》声时，说：“细柔之极！百姓不堪其苦，是其国率先灭亡的征兆吗？”（“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
看到《大武》舞（周“六舞”之一，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的故事），说：“美妙啊，周王朝的盛德也是如此吗？”（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见舞《招箾》（相传为虞舜时代的乐舞），说：“美德至极！伟大呀！如天之无不覆盖，如地之无不承载！盛德已极，无以复加。若还有他乐，我不再观看了。”（“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 季札到齐、郑、卫、晋后，分别与齐之晏婴，郑之子产，卫之蘧伯玉、史鱼、公子荆、公子朝，晋之叔向，都有过非常深入的交谈，这几人都身处各国高层，是国君的近臣，又都有贤名，季札视为故交知己。季札提醒晏婴齐国即将有一场内乱，赶紧交出自己的封邑和权力，以免于难。且齐国将归于他人，“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果然，很快，先有庆封之乱，后有栾施、高强相攻。公元前386年，田姓大臣田和取代齐末代国君齐康公，七年后康公卒，姜姓齐国完全为田姓所有。对于郑国，季札告诉子产，郑国现任执政生活奢糜，必致生乱，郑国必由子产执掌，希望子产以礼治国，“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子产执政后，以德治国，“宽猛相济”，在经济、刑法、用人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改革，以强大郑国。可惜，郑国本就弱小，在地理上夹在晋、楚两大国之间，不断为两国所胁迫挟持侵略，国内当权者又不知死活，只为自己争权夺利，公元前375年，郑被韩国所灭，是季札这次访问的五国中最先灭国的诸侯国。季札向晋国的叔向预言晋国必分为三家，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自为诸侯。只有卫国，季札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卫国直到公元前209年末君角被秦二世废为庶人，绝祀，算彻底结束。 季札为什么能够预测一二百年后发生的事情？源于他对形势和各国当权者素质行为的认识，大形势就是“礼崩乐坏”。他把目光集中在成败存亡最核心的因素——人身上。春秋以来，统治上层，父子相杀，兄弟相灭，君不君，臣不臣，人心贪婪而残暴，行为荒诞而无耻。偶得贤人，也只昙花一现，延缓衰死的时间而已。 季札既能看出别国的形势，历史的趋势，怎么能看不到、看不透他生活的吴国的未来呢？他劝晏婴退出权力核心，劝叔向极早准备好退路，以他正直不爱权力的性格谋求自身的安全而放弃王位原在情理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了吴国的和平。试想一下，如果季札做了吴王，他之后，王位传给谁呢？他自己的儿子，还是哥哥的儿子？这些子侄都会觉得自己该当是王位继承人。人心里一旦有了想法，有了不平之意，就会付诸行动。诸樊的儿子公子光不正是这样才设计杀死吴王僚的吗？ 季札既洞察世道人心，在人格上又是一位君子。他在访问鲁、齐、郑、卫、晋五国的途中经过徐国，去拜见徐君。徐君非常爱慕季札的佩剑，可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季札从徐君的神色看出了他的爱恋不舍，但是佩剑是他出使中原上国用的，他准备出使回来再献剑徐君。可是等他归途再至徐国，徐君已经死了。季札来到徐君的墓前，将徐君心仪的佩剑挂上墓旁的树枝而去。随从不解：“徐君已死，您这剑还送给谁呢？”季札道：“不是如此。先前我已在心里答应赠剑徐君，岂可因对方已经死亡，而背弃我内心的承诺呢？” 季札的君子人格使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遵礼守信，顾全大局。
公子光血溅王宫的时候，季札正出使晋国。季札回到吴国后，面对侄子公子光的做法说了这么一段话：如果先王祭祀不废，人民仍有君主，社稷之神得到供奉，那就是我的君王。我只有哀死事生，顺应天命。“立者从之，先王之道也。”于是去到王僚墓上哭王僚，向死去的王僚汇报出使晋国的情况。 吴国的这场变难恐怕季札早就料到，而他所能做的就是顺应变化，以维系吴国的存续。他是周文化里的君子，又是现实的哀痛者。季札内心的哀痛唯有自己知道。 司马迁道：“
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李白有诗：“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 今镇江市丹阳有延陵季子庙，庙中立孔子篆文十字碑，上书“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今人瞻仰凭吊者不绝。无锡江阴、常州也有季子庙祠。江南吴地皆认季子为吴文化宗主、代表与象征，季子实乃我中华仁、义、礼、智、信文化的践行典范，为世世景仰。
有德行者，后必有优秀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