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广州龙舟水肆虐，广州珠江河道的水位一度超过2.5米，一场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考验着城市的排水能力。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广州是一座与“水”密不可分的城市，位于珠江三角洲水网之中，局部地势低洼，降雨集中，自古就因水而兴、因水而困。
但事实上，在明代之前，关于广州水患的记载极少，最早的记载是东晋393年的“三月始发大水”，东晋至明代前都鲜见广州水患的记载。进入明代16世纪中期之后，广州的水患才开始频繁起来。在历史记载中，大约一百年就会出现70次左右的水患记载。那为什么明朝之后广州的水患会变得如此频繁呢？
这与明代广州城市建设改造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明代之前，广州的排水系统一直主要依靠从宋*开代**始建立的六脉渠，《羊城古钞》记载 ：“古渠有六，贯串内城，可通舟楫。使渠通于濠，濠达江海，城中可无水患，实会垣之水利。”六脉渠是用砖石砌成、上盖石板的大方渠，起始于五代，形成于宋代。宋代广州城分为中城、东城和西城，六脉渠顺地势呈南北走向，西城就有5条。宋代六脉渠可以说是非常科学系统的排水结构，能够满足当时广州城人口规模的排水需求，有效防止了水患的发生，一直沿用到明代。
宋代六脉渠与明代新筑渠道
进入明代，由于战船技术的发展，原本出于军事防御目的将广州城一分为三的防御措施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还阻碍了广州城内的交通。于是，1376年，广州的永嘉侯朱亮祖将宋代以来的东西中三城合一，打破三城之间的城墙壁垒，向北拓城将越秀山南麓并入城内，同时减弱内城水运交通，顺势改造了自宋代沿用至明代的六脉渠走向。因此，明代的六脉渠已经和宋代的六脉渠大不相同，从环城渠变成内渠，遭受侵占的风险大大增加。最初水濠宽度十丈有余，后逐渐被岸边居民侵占变窄，日积月累，连一半宽度都没有了。
同时，由于明代倭寇对珠江沿岸商业区的袭扰，明代在原宋南城基层上加筑外城，更多地考虑渠道的防御功能，在渠道外围加厚了石闸、石柱，渠宽比起宋代缩窄许多，不仅丧失了交通干道功能，也大大减弱了渠道排水的功效。城内河渠的水运功能大大降低，包入城中的濠池通航、避风的功能丧失，沦为排水渠，内城的河道淤窄甚至填埋。
明代成化年间，广州总督韩雍也意识到“内城”被水环绕的隐患，疏通和连接旧濠后，水流自东向西，只有北边越秀山因地势高而未打通。当时有人提议，凿通北面越秀山，拓展水濠，增强六脉渠的排水功能。但由于风水术士认为认为越秀山是广州“龙脉”之所在，不宜开凿，因此作罢。
明代改造后，广州三城合一，原先三城之间的贸易壁垒被打破，商业功能大大增强，新建的六脉渠周边建立起一系列公共设施，建设“批验所”、“税课司”、“市舶司”等商业管理设施，方便经济管理，以及“水馆驿”、“五羊驿”、“递运所”等物流、邮政设施，充分利用这里的码头港口设施，促进了城南沿江地区和城西地区的商业繁荣。特别是1526年明嘉靖年间对大观河的开浚，促进了西关经济的繁荣，河两岸建立了一间又一间的商店，广州从第一津至十八甫的商业区就是在明代建立兴旺起来。诗人蔡士尧还作过《八桥竹枝词》，有“百种梨园献技纷”，“醍醐日日傍桥珍”，和“衣香人影上蓬莱”之句。可见当时城内市场贸易之兴旺。
明代广州城市模型
同时，三城合一后不断拓宽的城市范围，将越秀山纳入城市范围内，丰富了城市“山水相融”景观层次。只是，为了“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美好景观，付出了减弱内城水运功能和排水功用的巨大代价。
到了清代，广州城的城市形态和渠道走向基本延续明代，但内城渠道侵占情况严重，淤塞无法缓解，位置更是复杂多变。清代官员曾经试图恢复宋代六脉渠的排水系统，治理水患，可是由于改造成本过大，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仍是水患频繁，屡湮屡疏。民国时期，由于民房侵渠、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六脉渠最终衰落，被改造为暗渠，成为排污的下水道。至此，广州城“六脉通而城中无水患”的历史已经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