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0-22日在深圳举行的GBAS 2019第六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着眼全球生物医药前沿趋势，聚焦免疫治疗、整合医疗、精准医学、转化医学等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有效推进生物制药产学研的快速融合。同时，论坛搭建政府、特邀嘉宾以及有意向合作企业深度互动交流平台，打造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新模式。
主持人 ：施贵宝副总裁 傅旭东
对话嘉宾：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
万全医药控股董事长 郭夏
石家庄四药总工程师 殷殿书
亿欧公司副总裁、亿欧大健康总裁 高昂
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副教授 万超
以下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之“圆桌论坛：全球医药创新中的分工与合作”的精彩演讲实录。
傅旭东：目前看到医药创新国内外主要的合作模式有哪些？站在各位的研究方向来看，是否认为存在较明确的分工，而形成这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我是来自大学的教授，做基础研究的。那么我能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之前讲到的，这种发展的想法都是来自大学内的基础研究，它需要转化到行业里面，需要进行临床的实验才能够进入整个行业，所以学界跟产业界的合作其实就是非常基础的。
中国需要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有多少研究成果能从大学进入到行业领域，对比一些小的国家，比如说瑞士、日本，中国有多少被FDA批准的药品，能够成功进入行业，产生大量的收益，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并不是太高。因为行业它并不能仅仅是支持大学的研究，它们必须要支持基础研究。
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考虑到，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发展这样的一个基础研究，所以当我们开发药物的时候，必须要了解它基本的开发的机制，药物的机制，比如说你要花很长的时间，10年的时间来开发一个药物，10到15年在美国把一个药物推到市场，如果你没有病人，是很难推动药物上市的。
所以在中国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要计算，我们是不是想成为世界的一个制造商，或者是生产一些非常新的一种创新性的药物，或者是推出一种药物之前是没有人生产的，或者得到FDA的批复，或者是在其他的国家得到批复，还有产学研，包括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我觉得外企它们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有14亿人口，对它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它们可能不太关注中国的创新，对它们来说在中国进行生产、进行合作、进行商业的合作就够了。
但是对中国来说，这个意味着更多，因为中国应该向世界推出更加新颖、创新的药物，因为你有能力，你有好的大学，你必须去做得更好，做的更多，所以这需要我们创建一个生态系统，大学如果缺乏竞争的话，这是不够的。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创新的潜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潜力没有完全的被挖掘出来。
殷殿书：现在我国的医药创新，自加入国际竞争以来，大环境越来越复杂。其实研发的专业分工越来越强，一个公司都不可能自己独自完全把整个流程做下来。
我们执行的政策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关于专利授权，特别现在国际上新的靶点开发非常快，但针对国内的一些大病和满足需求的新药开发，现在还是实行专利授权的方式，以加快在国内的产业化速度，把它的知识产权直接购买进来进行产业化。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国内外的一些技术转让，国际上新靶点、疾病是不同的，在国内很多的疾病发生率非常高，但在欧美发病率非常低，在这一方面它们往往研发的技术和化工物放着是不动的，所以它们也引起不了它们的重视，所以在这种情况就要引进来。
第三个方面，国际上和国内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做的很多基础研究工作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它不像国外大学和科研院校迅速的转化，所以如何让这些老师们做好它的创新点，实现差异化，就是孵化器模式。这样可以把很多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纳入到前期研究和产业化的进程中，快速的把国内的创新体验提升起来。目前，这种合作模式彼此之间进行交叉，没有完全的一个模式可执行，只有根据不同的合作项目，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最终最优秀的团队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合作，以加快我们的研发技术。
傅旭东：下面的一个问题，中国在全球的新药研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优势和不足有哪些，想听听万超教授和郭董你们的看法。
郭夏：中国新药研发在全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跟中国的经济一样，过去中国的经济在全球的经济当中，扮演非常微小的角色，过去深圳远远不如香港，现在深圳可能好像已经超越了香港。一个市场决定了很多，中国庞大的市场，世界排名第二的市场，这个市场巨大的驱动力，在这个驱动力下，中国将会在世界的医药创新中，因为市场驱动，在这个市场上的疾病驱动，大家都会到中国来研究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的疾病状况，市场的各个疾病谱，以及随着中国经济的驱动越来越关注这个市场。
还有就是中国的政策的开发，资本的驱动，刚才也讲了ICH，中国和世界已经基本上同步了，包括在仿制药、创新药两个方面。在创新药更是ICH政策法规的一些驱动，中国药监局和国际药监局在政策上的一致性，另外在政策方面资本的驱动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还有是中国的院校，中国本身的一大批海外人才回来，把中国和世界技术的差距迅速的缩小，这几大因素，我们认为中国在世界的新药研发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世界抗老年痴呆日。在这里中国出现了很多的病谱，研究和世界的接轨的迁移也是不断的在改变，特别是在脑科学领域，北京的脑科学计划、脑科学战略，我们可能在前几代可能是输掉的，但是在未来脑科学方面，我觉得我们起步是相当的，包括老年痴呆、帕金森，特别是在脑卒中和心理学方面。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大学在扮演创新驱动的过程中拿了很多名片，都是产学研这些机构，国外每一个机构科技的诞生，不管是波士顿，还是加州一代，都是这些大学扮演了几种绝对性的创新的驱动，因为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有限的，大学更多的企业是借助很多的创新和创新的大学的基础研究，国家的投入。
现在国家开放了两个资本市场，一个是香港的生物医药资本市场，还有一个是科创板，现在是从资本上驱动了很多的企业，开始创新，但是它的基础研究我觉得还是没有跟上，还是几个孤苦零丁的企业，在很有限的资金上，缺少协同作战。现在是一个世界的、全球的一起作战的环境。
傅旭东：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一种顶端制度设计，国家从整个医保、准入的环境，包括最后对新药鼓励的创新。我觉得你可以把一些疗效不明确的药可以提出，但是可以把更多的好药，有明确疗效的，国外更简单的，我们现在医保的评价都是以价格趋同，国外更多的是用HTA的角度来考核的，所以我觉得郭总说的有道理，未来中国的创新之路我觉得更需要是在整个国家在顶端制度的研发方面，医保研发。
万超：其实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过程中，我们教本科生的课程、研究生的课程，也参与一线的研发，我们也可以申请国家的基金项目、科技部的项目，国家新药创制项目，香港政府制度局，包括创新基金、创新所、科学院，尤其是近几年响应大湾区政府，香港政府也投入了资金，可以看到未来几年投入的，国家的基础研发的投入也是逐步增加，我相信在基础研究逐渐提升的基础上，我们的角色是越来越增大费用的。在过去两年中的数据也提示，我们提出了现实的情形，欧美强大技术研究的成果，希望到中国庞大的市场中进行转化，实际上我们国家定位上，是处于一个中下游方面的，那么我们在上游方面的原创相对还是有弱点的，我们需要在原创方面持续加强。
以色列只有850万人口，但是它的临床能力是非常强的。它们一个核心点就是教育和原创方面走在了前列，我们看我们现在本科生、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在药物研发中下游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转化、相关的检测，这方面的设置课程还是有缺陷的，医学院校大部分的课程设置都是针对某一个学科的，针对往中下游和药物转化的课程是不足的。
我们学院也看到了这方面的不足，从3年前，课程设置上，生物医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学生在三到四年的时候可以有三个选择，可以从事医学研究，可以从事政策法律法规，可以到工业研发阶段，这样学生在他们选择课程的时候可以有三个方向，这样我相信在将来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和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对中下游药物研发课程方面，都想建议加大力度，这可以为药物研发奠定更强有力的基础。
傅旭东：刚刚谈到中国差距，那未来中国扮演的角色又会怎么样转变？包括趋势是怎么样？
高昂：我的角色可能和几位专家不太一样，亿欧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行业创新的趋势，我们会以这样的角色看未来在全球的医药创新，它会基于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新药研发的效率、成功率和商业价值最大化去作为判断的标准来去进行最大化效率的分工，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
怎么理解这个事情？打一个比方，很有可能新的靶点它是在美国的斯坦福发现的，而它所用到的分子可能是德国或日本的科学家已经有了研究成果，那会在硅谷的一家公司去做化合物的筛选，这里面可能会用到中国企业提到的AI提供服务，药理、毒理的研究可能也是在国内进行，到了临床是美国、中国多个实验室联合进行，到了制作阶段原料药可能是国内生产，注册技术可能是在印度，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刚才殷博士有提到，更多很难形成一种固定化合作分工模式，而是基于项目和各个国家和机构所拥有的优势资源去进行最大化的整合，中国在这里面发挥的作用和角色的变化一定是从下游向上游去进行的变化，会在上游端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视角。
另外一个角度，刚才几位专家也提到了中国加入ICH以后，在2018年有一款药是在国内首批进行上市，也就是说目前在其他市场都还没有市场，我觉得这其实标志着我们的监管和审批在与国际接轨，那未来很多的药品也有可能会选择国内作为首发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角色转变的可能性。
另外刚才郭总也提到科创板，科创板除了它是一个融资新的通道之外，实际上它也还承担着一个作用，会把海外的资本引到国内，科创板对标的是纳斯达克和香港，会有很多海外资本引进，海外资本相对国内资本会更看长线一点，这个周期对于药物研发是会更有利于去产生一些好的成果的一些情况，那目前它会产生的一个市场上的变化，会有更多的新产品，在研数量会有很大的提升，目前现在国内的数字应该是在7%到8%左右，也就是7%到8%新的医药是在国内进行研究阶段，在未来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提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转变。
最后一点，关于罕见病这一块相对市场的开发周期，我认为在临床上更适合国内的企业去做，这也是我们一个决策上的变化，而且这些罕见病并不仅仅是针对国内，而且是由中国进行研发，而针对海外的一些病症。
郭夏：中国在里头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是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所有的原来是整合式的研发变成协同碎片式的研发会发生，就不是分工而是融合，全球融合在一起。互联网和5G技术，把人和人、国界全部消灭，把政府之间的法规全部消灭掉。
比如说中风，中国是中风第一，这样你就会发现在这一类疾病上，中国可能会引领，那么这些大型的临床研究，以及甚至对于一些长期的使用过药品再探索，可能从那里会扮演出中国可能在中风溶血率，一进去就是熔血，一溶血就是胸透，可能在这一类疾病上领先。
甚至我认为戒烟，预防癌症的第一预防是要靠什么？是要靠治疗吸烟的问题，那中风的第一因素，可能也是慢性脑科性疾病，在这个里头中国特色的疾病，中国的肺癌全球领先，在中国特色的疾病里头，集结世界的资源和力量，就很有可能形成在这个领域里下一个青蒿素，因为国家为这个事情着急，这个数字可能不得了，当这个大数据一旦统计出来，会集全中国之力，那革命性的产品就有可能会在这里产生，而不是简单的市场领先型。
傅旭东：中国要在高质量环境扮演更重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角色，比如从宏观的环境、基础，包括技术、人才方面，各位觉得还存在哪些短板，或者在哪些方面可以加强或者改善？
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中国高质量的人才、人力资源非常重要，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有一些人他一直在写文章，我觉得这种文化未必是很好的一种文化，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最重要的是论文之后的东西，而不是发表了多少文章，作为论文来说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些文章它是属于低影响力因子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个方面应该是培育更多的年轻的科学家，要做高质量的科学，而不要去看到底有多少人去读这个文章，它的内容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内容的质量，而不是只是去发表几篇论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我认为创新的秘笈在于高质量的人才，如果你没有高质量的人才，你就不可能进行创新。
郭夏：基础是一个核心点，从顶层设计到大学创新和药物的融合；第二个是从医保法规的角度，要去商业化，要围绕几个疾病来治，围绕治病的根本，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善；另外一个是资本的理性，现在资本追逐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我觉得很快这个泡沫又会出现，万物归本，就是解决了疾病的问题，其他的水到渠成。
殷殿书：现在国家政策对医药影响特别大，非常利好，国际一类创新药在国内的落地，无形给国内的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如何在窗口期内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和国际上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加快创新，利用好国内的政策，是所有国内医药同行共同努力的目标。
万超：在政策法规方面，我想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基础研究和转化之间还是有一个界限在那，怎么样把原创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更好的调动起来，这里面我们有的大学做的很好，它可能会对转化成果方面的费额对基础研究的费额会更大一点，他们的积极性就会更大，政策法规是否给一线做原创人员的积极性能更好再提高，我相信这方面会更好的刺激。第二个在人才和基础方面，在我国宏观方面应该加强大学科、大装备的建设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人才培养方面，学科建设方面，尤其学生的原创思维和学科建设方面要进一步全面。
高昂：实际上在顶层设计之下，一些落地和配套政策现在是落后的，导致很多企业会想要去投入，但保持一个观望状态；第二个，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现在大的环境其实对于我们和国际的一些学术上的交流是受到了一些影响，新药研发本身是惠及全人类的事情，这种学术交流更多打破政治和国家的界限，大家共同来推动新药研发和全球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