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中外银行银行高度密集。那么，银行这一金融组织最早是在哪里出现的？根据金融史料记载，可以明确地讲，银行起源于山西的的太谷、祁县、平遥。
有官商互动特点的晋商是从山西南部的盐商起步的，更得益于“开中制”，【明朝初年，“明王朝经常受到塞外鞑靼、瓦剌部落的骚扰，便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驻军86万。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带来了边塞粮、布、棉、草之需。明王朝为了解决消费之需，便实施了一种‘开中制’，即商民输粮草与边塞，给予商民贩盐之特权。而盐是专卖品，利润相当丰厚。于是，晋商以极临边塞之利，捷足先登，集粮棉盐业于一身，兴起于明初。”（见张舒、张正明：《晋商之魂与晋商精神》，载《山西日报》2016年3月1日）我认为，开中制完全是战时经济的产物。】发展到太谷、祁县、平遥一带后达到顶峰。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明清时的晋中地区，土地贫瘠，环境恶劣，居住在这片农耕条件脆弱的人们，在农业生产不足以生存的前提下，他们走上了一条艰辛而漫长的经商之路。历史的车轮步入社会动荡、战火连连的明末清初之际，大明、大清和大顺的政治军事斗争非常激烈，战时经济成为当时三方政权共同的经济形态。无论哪方政权，都已经失去对全国社会的有效统治与管理。在适逢乱世的大环境下，此时的山西区域相对平稳，晋商又注重团结并走向成熟，商业和典当资本发达（卫聚贤曾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晋商活动足迹已经覆盖大江南北，雄踞中华经济舞台前沿，成为华夏一只雄劲勃发的风流商帮，山西经济成为全国经济的领军者。充足的商业扩张空间与晋商集体的创新欲望，不仅对现银的安全与流通速度及区域范围（钱庄仅限本地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官方与战争经济需求），但镖局因全国社会剧烈动荡使运现风险加大，运现成本大幅陡增。在扩张与运现成本巨大的尖锐矛盾中，晋商为了巩固其商业地位，在思想的优化组合和优势互补下，他们的商业思想产生集成和放大效应——即质的变化：退缩于相对平稳的山西只有消亡，只有进一步开拓商业新空间，实现经济新发展，推动战略新转型，主动适应战时经济新环境，才有晋商新出路。
从太谷走出的“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在1995年说过，山西曾经是全国的金融大省，是没饭吃逼出来的。（见余展、高文斌主编：《我认识的杜润生》，第306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于是，晋商探索到了高效安全的新金融模式——票号，实现了由一般流通商业向金融产业的成功跨越，由此拉开了晋商引领中国经济二百余年历史的金融伟业帷幕。也就是说，山西票号作为银行的“乡下祖父”，山西的太谷、祁县、平遥是银行的真正发源地。
1.山西票号在明末清初即1621—1722年（明天启到清康熙）的一百年内起源并缓慢发展，到1821年（道光元年）后发展壮大并操纵全国。1851年后（清咸丰同治年间）发展到顶峰（见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第2186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直至民国初期。
2.太谷、祁县、平遥是山西票号的发源地，是中国金融业的起源地；票号的创始人不是傅山、顾炎武，更不是雷履泰，而是以太谷、祁县、平遥为核心的晋商集体，他们是创造“东方华尔街”辉煌的金融宗师和金融思想先驱。
3.山西票号的出现完全是晋商集体在漫长的实践中不断创新探索的结果，是晋商在战争经济制约下成功转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战时经济条件下晋商扩张的必然产物，晋商集体智慧的结晶。
4.票号是钱庄升级并与钱庄、典当等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金融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是山西金融业从此实现由钱庄主导到票号主导的历史性标志。
5.尽管钱庄在明代中叶以后已经非常发达，但无法满足晋商纵横万里的广阔空间，更满足不了跨境贸易和战时经济的需要。于是，票号伴随着晋商对资金快捷安全的强烈需要而出现。
6.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单一的钱庄（包括典当）产业根本不能适应晋商多元化、多层次、集团化的战略需要，票号产业的出现弥补了钱庄的不足，进而超越了钱庄，主导了金融产业发展方向，为晋商的再一次扩张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
7.票号起源的首要经济因素是晋商的经营扩张，这是内因；战时经济又加速了票号的出现，这是外因。而山西区域位置特殊，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中心，这是票号产生的地理因素。在这几种因素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的条件下，晋商在生死攸关之际，他们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敢直面挑战，把握历史机遇，化阻力为助力，票号横空出世，走向金融前沿，缔造了太谷、祁县、平遥成为十九世纪中国金融中心的经济奇迹。
常家庄园的砖雕，背后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