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等）建立之初，条件艰苦，装备落后，但是军事意识方面却走在世界前列。早在延安窑洞时就开始研究航母。化学*器武**也不例外。
早在1932年，工农红军的特科队中就编制了“化学排”。不过那时候敌我双方都没什么化学*器武**，既不能攻，也无须防，化学排的主要任务是点火产生烟雾，作为掩护战场之用。
到抗战时期，鉴于日军多次释放毒气惨杀我抗日将士甚至无辜群众，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专门成立化学队，并在延安举办防毒培训班，对奔赴前线的指战员进行防化培训。不过那时候既无毒气，也无防毒面具、药剂，所谓培训也就是让大家对鬼子的毒气进攻有个起码了解和心理准备，万一遇上了，也只能尽量疏散群众，或者用一些很原始的手段稍微减轻下损害而已。
解放战争后期，华东*战野**军的几个纵队也建立了防化分队。
同期，国民*党**军也在李忍涛将军的力主下建立了化学部队。军政部专门成立学兵队，训练化学兵人员，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各级军事机关设防毒机构，集团军、军、师也分设防毒科、防毒课和防毒组、防毒排。此外在1938年又成立了化学兵总队，装备82毫米化学迫击炮。然而因为军政机关腐败加之初期战况紧张，纸面上的防毒工作落不到实处，防毒面具每个连分不到一个，导致将士面对日寇毒气攻击依然伤亡惨重。到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国军已经拥有了化学*器武**和火焰喷射器。
（国军化学战之父李忍涛将军，被日寇击坠座机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萧克上将提议成立防化兵学院，并在各部队组建防化分队，得到毛主席批准。解放军防化兵学校在1950年12月成立，抗美援朝的各部队在军、师、团下面都编制了防化兵分队。1953年，大军区和总参军训部都设了防化兵处。1956年，防化学部正式成立。此后几经改编，始终为我军的一支重要特种技术力量。
（萧克上将）
我军的防化器材，最初是收集修复缴获的日、美器材。到1959年，已经能对苏制防化器材进行仿制生产。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后，我军自力更生，实现防化器材国产化，部分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我军还发展了防原*弹子**装备，包括专用仪器、器材、技术车辆共8类55套又34台件。
70年代，我防化兵装备又上新台阶。如1971年定型的含磷毒剂报警器，重量只有1.2千克，新型辐射仪兼有两种仪器的功能，也仅重1.2千克。1985年我军更实现了“六五”计划预定的发展目标：发展了对核、化学*器武**的侦察、化验装备；工事用毒剂报警器和检测器材填补了工程防化设施中的空白；核爆炸自动观测仪提高了可靠性，使误报率大大降低；采用电脑技术的便携式防化参谋作业工具，大大提高了核估算的速度与质量。
90年代以来，大型多功能的快速洗消装备投入使用，各军兵种专用防化装备得到全面发展；发烟器材、燃烧*器武**也有新发展；防化兵的专业保障能力，合成军的自侦、自防、自消能力，全军的整体防护能力，均达到了新的水平。
我军防化部队战果
1955年1月，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我军第一支火焰喷射器连队配属60多具火焰喷射器，分配到各个步兵连投入战斗。在战斗中，总计消灭国民*党**军碉堡、洞穴等60多个，歼敌200余人，我军伤亡44人，为拿下一江山岛，全歼敌军立下功劳。此后在中印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喷火部队多次歼灭位于洞穴掩体的敌军。
1964年10月，我国原*弹子**试爆，我军某部混合防化营侦察连、固定洗消连、机动洗消连及营部的若干直属分队共350余人身穿防护服，直冲蘑菇云下，冒险进入距爆心2900米的区域展开侦察，并逐步深入到距爆心950米处，对20个点测量记录，并用无线电报话机向指挥部汇报了精确数据。在距爆心600米处，防化兵穿着防尘服和防尘靴在2尺厚的松土上艰难地行进，分头测量了地面辐射级。在原*弹子**爆炸后的半小时，防化侦察分队就将核爆炸的科学数据报到指挥部，张爱萍称赞他们立了头功。防化侦察分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爆发，防化兵3支部队千余人紧急出动，奔赴灾区，抢救伤员和灾民，对所有灾区人员进行卫生处理，喷洒药液消毒灭菌，并为群众供水，确保唐山大灾之后无大疫。这也是我防化部队首次参加救助重大灾害。此后，在多次重大灾害中，我军防化部队冲锋在前，防病除疫。在多次危险品处于火灾、爆炸的紧要关头，防化将士奋勇当先，扑灭灾患。
1990年7月，我国受邀参加第二轮国际间化学裁军核查对比实验（ 简称“联试”）。解放军防化专家钟玉征、陆宝嘉、马远骏、边淑清、曹俊钟、陈志升等代表中国出征，成功从29支比香烟稍大一点的玻璃管中查出了神经性毒剂“辛基*林沙**”的降解产物。在全体参赛队伍中，只有荷兰、瑞士与中国找出来。而且中国队在尚未收到背景说明的情况下，即依靠测试分析出测试模拟的背景，与组委会的说明完全一致。此后参加的历届“联试”中，我军防化专家又取得了十次名列前茅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