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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牌”诞生（二）
与此同时，在工厂商大院的最南端，一座崭新的瓶装车间也竣工投产，三十多名女工，在上海支边人员梁开同志的带领下，开始了脚踏机压盖的瓶酒生产，就在这个简易的车间里培养出一批女技工。1959年，经过筹建的两个玻璃车间主体全部竣工，在车间内先后盖起了一座炉，一座圆炉，开始生产500克酒瓶，圆炉生产玻璃器皿，这就是当时深受市场欢迎的“三斤重大醋瓶”“玻璃毛巾杆”“醋壶”“酱油壶”。
五十年代，是包头制酒厂红火的年代，它由建厂初期的十年，从单一生产散白酒，发展为多品种，从上百吨产量增加到500吨，职工队伍从40名，增加到300名，尽管厂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但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始终未变，带领职工们将三万六千平方米的大院连为一体。
今年92岁的苑传起年事虽高，但仍然精神矍铄。谈起酒厂往事，苑老依然激动不已。“我是1958年进的包头制酒厂，那时人少，四五十号人，人们就是在一个不大大的平房里烧酒，那时候全是人工生产。”
武佩章老人今年72岁，1960年12月底进了包头制酒厂。在年仅16岁的武佩章看来，成为包头酒厂这样的国营企业员工是十分光荣的事情。每天穿着工作服上班下班，走到街上自己就觉得很神气。武老告诉记者，在三年自然灾害和“*革文**”这样的非常年代，酒厂特别不容易，生产原料紧缺，就用土豆、苹果、蜜枣代替，相继生产了橘子酒、青梅酒、柠檬酒等色酒，“浓香型鹿春液”、”龙泉”白酒，但产量稳中有升。
据介绍，1960年，我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红红火火的包头制酒厂受其影响，开始出现踏步不前的局面。1961年，受三年自然灾密的影响，金国粮食大面流产，“写想妇难做无米之”，这时上级对包头制酒厂，实行了按计划供应的微法，迫于这种压力，工厂吃不饱，不得不由制酒十六个班次，下降到八个班次，维持着白酒、玻璃的生产。
1962年，制酒原粮、辅料仍不能保证供应，全厂出现了人浮于事，没活干的情景，于是工厂内开展了支援农业，一部分干部带领几十名工入，先后到包头郊区额尔格逊、固阳白灵淳种地，一是解决制酒原、制料，二是解决全厂职工福利，也就是当时的温饱问题。
1963年，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的调整，厂内随着全国的形势，开始了“精减下放人员”充实农业第一线，厂内先后有十几名工人被精减回河北、山西原籍。元气没恢复的工厂，派出干部、工人大抓原料小分队，分别深入巴盟前旗、大小余太、临河、西小召、五原、郊区后营子等地农村，一面抓原辅料，一面坚持以成品酒换粮，维持着生产，这年厂内先后采用土豆、苹果、烧酒、海红子榨酒。
1964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经过艰苦考验的全体职工，开始舒展筋骨，抖撇精神，预示着迎接工业建设新高潮的到来，这时酒厂仍然受到原、辅材料的限制，在制酒中不时地从谷糠变成麦糖、高梁糖、养麦皮，白酒质量极不稳定。为了增加白酒产量，又投产了工艺酒，每斤八毛钱的工艺酒，这在当时颇受市场消费者欢迎，因为迎合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酒习惯。
1977年，为了支持亚非拉入民斗争，我市引进大量的伊拉克蜜枣，酒厂技工连明昼夜研制成功地用蜜枣为原料生产出了散白酒，一时迎合了市场需求，同时在白酒车间北甑创造性地实现机械化和管道化生产，而后普及到南甑。那时，每天厂区机声隆隆，产出的白酒大量上市，销售市场还能过得去，为酒厂增加了收益，生产一直持续到1981年。
1979年酒厂认真贯彻中央对国民经济“调整、充实、整顿、提高”的正确方针，寻找差距，着手解决白酒生产的落后状况，恢复被抛弃了的规章制度，花大气力扭转以往造成的混乱局面，硬性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虽然近400名职工的小厂在“*革文**”中没有停产也没有发生大的派性斗争，但是生产只停滞在一般水平上，没有大的长进。在七十年代中，年产量一直非徊在1200吨-1500吨左右，税利仅仅是130万元-150万元之间。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1979年的年产量突飞猛进达到2000吨，利润创45万元。其间，时任内蒙古轻工科研所高级程师的现全国著名白酒专家沈怡方在包头制酒厂工作，带领第一代的酿酒师刘振亚、马春禄、苑传起等进行“科研实践”，创造了三个“全国管一”的佳绩。
谈起“鹿春液”与沈怡方，武佩章记忆犹新。武佩章记得，那时“鹿春液”制酒车间里一到蒸馏流酒的时候就酒香四溢。““鹿春液”是沈怡方他们研制出来的，当时沈恰方大学刚毕业不久，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来了以后带着配方，想要找一个生产基地搞研发，前后耗时两年多。真的是特别辛苦，每天穿着工衣跟我们一块在制酒车间。”武佩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