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去世前留下了一个特务，为蜀汉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这个人就是费祎。
费祎是蜀汉政权后期的实际领导者，刘备的托孤重臣，其为固守中国西南一隅长达 43 年的蜀汉政权奉献了一生。
后人称之为“蜀汉特务”， 这也说明了费祎作为外交家和调解者的重要性。那么，费祎在历史中的真实形象到底是怎么样的？
史籍记载中的费祎形象与评价
费祎，作为蜀汉儒将，其地位虽不及关张马黄赵等驰骋疆场的武将，但他深得丞相诸葛亮的器重，并被委以重任。
公元234年，诸葛亮将星陨落，费祎作为蜀汉军政界的一颗新星冉冉升起。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评价其：
对费祎历史形象的把握，主要来源于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
(一)五德兼备之将
先秦时期，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认为智、信、仁、勇、严为将帅必具之德。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古今贤相第一奇人”被称为“智绝”，以曹操为代表的“千古第一奸雄”被称为“奸绝”，《三国演义》尊关羽为“五虎上将”之首，其忠肝义胆可称“义绝”。 历史上的费祎从年轻时就跟随其伯父入蜀游学，到公元253年病卒，他的一生完全符合五德的标准。
费祎性格谦恭，待人真诚，为政廉洁，家无余财。对于费祎性格的赞誉莫过于他任外交官出使吴国时孙权所言，“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此语一出，东吴群臣哑口无言，面对孙权的刁难，费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非常惊讶于他的才能，随即对其礼遇有加。
在待人接物上，费祎十分宽仁大义，并且举贤任能，唯才是用，但这也为他埋下了祸根。费祎的同僚魏延跟杨仪不合已久，互相上书对方谋反，费祎屡次出来解围，直至魏延反叛被马岱所斩。关于魏延反叛学术上颇有争议，我们仅从费祎作为和事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费祎是非常爱惜人才的，他不希望同僚不合而让国家失去优秀的将领。可惜事与愿违，魏延死后不久杨仪便发出不臣之语，被费祎贬为庶民，最后在狱中自尽。
(二)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在政务上，费祎展现出了傲人的工作能力。裴松之所注《三国志·蜀书·费祎传》中记载:
“于时举国多事，公务烦猥，而费祎识悟过人，每省读书记，举目稍视，已能究知其意旨，其速度数倍于人，而且过目不忘。费祎常于早上听知政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每能够尽宾客之欢，而不废自身大事。”
由此可见费祎做事是劳逸结合，一心多用，并且一丝不苟的。 在军事上，费祎是文武双全的儒将。诸葛亮誓师六出祁山北伐中原时，费祎作为中护军和司马，坐镇成都大后方，给前线运输粮草给养。大将军蒋琬死后，费祎出屯汉中，关于出屯的释义，《后汉书》中多指将军屯兵某地，如“时窦宪复出屯武威”。黄兆宏认为:“费祎出屯汉中的策略和蒋琬大致相同，故有‘祎当国功名，略与琬比’之说。”
诸葛亮星陨五丈原后，费祎继承其遗志，在内政和军事上均有建树，不仅维持了蜀汉的政局稳定，也数次击退了曹爽等魏军的进犯。曹爽被司马懿诛杀后费袆写下《甲乙论》加以批判。蜀国由于常年北伐国力空虚，所以费祎上台后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并辅佐姜维继续进行北伐。聪明的费祎知道北伐耗费巨大，所以每次遣兵拨粮都十分谨慎。一方面限制了北伐的成功率，但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蜀国的消耗。
费祎的主政思想前后的区别正是对道家兵法观念的继承。 由此可见，费祎无论是为人处事的方法还是为政治国的理念都与道家思想一脉相承，这也为其后世形成的道家仙人形象埋下了种子。
(三)英雄迟暮
北伐时姜维招收降将郭修，并将其举荐给费祎。可惜晚年的费祎用人不察，郭修其实并未真心投降，如果说徐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么郭修则是“身在汉营心在曹”。郭修多次想刺杀刘禅都没有成功，就趁着费祎开宴会的时机刺杀了他。对此我们认为:费祎是蜀汉最后一个颇具才能且能服众的宰相，费祎之死对蜀国是巨大的损失，直接造成了蜀汉政局的动荡，以致此后蜀汉宦官乱政，人才不继，不仅加速了蜀汉的灭亡，更是让后人发出“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感慨。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病危前只说出了继任者蒋琬和费祎，一方面是对费祎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蜀汉后继无人的忧虑。费祎死后，后主刘禅为其举行国葬，赠谥城乡敬侯。 11年后蜀汉政权最终走向灭亡。总体来看，可以说费祎一生为蜀汉王朝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二、费祎形象从历史向艺术的演变
学术界对三国历史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就蜀国而言，研究对象多集中在丞相诸葛亮和先主刘备以及关张马黄赵这五虎将中，而鲜有对费祎、蒋琬、董允等蜀汉后期名臣的研究。从历史的角度讲，虽然费祎的名气完全被同时期的各路三国名将盖过，甚至不及他的好友蒋琬、董允等人，但他对蜀汉功不可没。有幸的是根据为数不多的历史文献记载，后世为费祎发展出了独特的艺术形象。
(一)艺术形象的形成
隋唐之际，人们对三国的认识基本停留在陈志、裴注阶段。宋代灭亡后，随着《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的通俗化与普及化，人们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形象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其艺术形象
经过历代文学作品和民间杂剧的加工，从文学的角度加以深化、拓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饰，逐步形成了各个人物鲜明的特色。罗贯中在吸取了《三国志平话》和民间戏剧以及各种史籍的基础上写下了集大成的《三国演义》，尤其是在善用历史记载与平话、杂剧创作的同时，还运用文学的手法虚构了全新的三国故事，并着重刻画了义薄云天的关公、奸诈狡猾的曹操、一身是胆的赵子龙等人。 费祎虽风头不及前者，但后世对他评价颇高，其艺术形象多表现为碧血丹心、满腔正义的忠臣形象，以及仙风道骨、羽化登仙的道家仙人形象。
(二)昔人已乘黄鹤去———文学艺术的流变
唐代诗人阎伯理的《黄鹤楼记》有这样的描述:
原文不足300字，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文采斐然。开篇直达主题，指明黄鹤楼的地理位置，并引用《图经》中对费祎登仙，驾着黄鹤来此地休息的故事讲述黄鹤楼的名称由来。随后引《神仙》和《述异》加以佐证，给黄鹤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艺术色彩。“上倚河汉，下临江流”两句对偶气势磅礴，使用了夸张的文学手法，表现了楼体的高耸巍峨和体量之巨，如龙盘虎踞一样盘踞于荆湘汉水之地。
登上黄鹤楼，如入仙境，让游者内心发出“亦荆吴形胜之最也”的感叹。同时这句话也是一句概括和总结。然作者意犹未尽，又以荆吴周边的八咏楼和九柱与之对比，突出表现黄鹤楼的钟灵毓秀和仙气，表达作者对仙人的崇高敬仰以及对荆吴之地山川胜迹的赞美。 唐代崔颢的《黄鹤楼》以及北宋文学巨匠苏轼的《赤壁赋》，都对费祎登仙的事迹畅舒胸怀。
元代文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崔颢作《黄鹤楼》时，诗仙李白曾为之搁笔，有“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赞叹。此后诗仙李白写下了传颂千古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崔颢在黄鹤楼留下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被无数孩童传颂至今;苏轼的“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成为了后世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
（三）匠之心，鹤之情———壁画艺术的流变
黄鹤楼号称“江南三大名楼”之一，自古便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和“天下绝景”之美誉。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州郡下》记载:“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
由此可见，最早有关黄鹤楼的创作就提到了费祎，如今已有近1800年历史的黄鹤楼历经岁月的沧桑巨变，它既是一个雄踞万里长江的地理坐标，又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文化瑰宝。 现今的黄鹤楼重建于1981年，但比旧楼更为壮观，与江对岸的晴川饭店遥相呼应。黄鹤楼的前身，其实是由酒楼改造而成的，对此曾有橘皮画鹤的典故:年轻时候的费祎曾用橘皮画出黄鹤来抵扣酒钱，这幅画为酒店老板辛氏招来了四方游客，店主大喜，便用所得之金将酒店改造成了黄鹤楼。
虽然橘皮画鹤的真实性已无法考证，原图也无从查考，仅在明人王世贞的《列仙全传》中有描述，但重建后的黄鹤楼将这一事迹以壁画的形式永远保留在了黄鹤楼上，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幅壁画以《白云黄鹤》为名，总结了前人对费祎驾鹤而去的敬仰和赞美之情，表达了向往心灵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美好愿望。
黄鹤楼每层均有壁画，一楼进门便能看见《白云黄鹤》绘于中间壁上。 二楼的《孙权筑城》和《周瑜设宴》，讲述了黄鹤楼的来历等故事。 三楼是唐宋名家的“绣像画”。顶层是吴冠中先生的《长江万里图》，该画气势磅礴，反映了画家以气势取胜的艺术风采，在书画鉴藏家眼中这是望气派的代表作品之一，极具灵动雅韵。
道家学者梅莉认为:“在黄鹤楼的文化中，传说与诗文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共同编织了浪漫多情的气质，塑造了民众的历史记忆。”诚然仙人已驾鹤西去，但仙人的传说赋予了黄鹤楼虚幻缥缈的神秘色彩。把诗歌文学与传说故事相融合，两者激烈碰撞，迸发出巧夺天工的美感，给人以鹤立鸡群的独特气质，最终将自然淳朴的历史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
结语
费祎形象，从蜀汉灭亡到隋唐之初，一直停留在正史和志异怪谈之中;唐宋时期通过平话和戏剧传入民间，又通过文人墨客之笔得以丰富和发展;元末明初的《三国志演义》将三国历史以更通俗的方式广泛传入民间;长江之上的黄鹤楼将费祎的形象升华到仙人境界。
时至今日，费祎的形象依旧在不停地演化。 从历史到民间传说，再到文学，费祎的形象在不断地完善增饰。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费祎经史书、平话、戏曲、诗歌和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最终汇集成一位殚诚毕虑、仙风道骨、高风亮节近乎完美的贤相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