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波义耳的笔记
编辑|波义耳的笔记
作为表现中国武术的外在技巧与内在精神的独特类型电影，功夫电影也面临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同的挑战：如何应对“他者”？
电影是造梦的艺术，现实中的失败使得功夫电影不得不承载起以传统方式战胜“他者”、进而实现超越现代化叙事话语的民族想象：一群洋人是不可战胜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即使是在“梦境”中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实——但是一个（或者几个）洋人是可以（通过功夫）击败的。
功夫电影叙事的底层逻辑思路是内向化地寻找传统中的有利因素以对抗现代化，即便在李小龙基于咏春拳基础上吸收多种格斗技巧糅合而成的外表刚健有力的截拳道中，也反复强调其哲学基础是中国文化中的“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等。
这就构成了一种反现代的现代化叙事，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的艺术形式，首先是一种现代工业化产品，然后才具有艺术品特质；但在功夫电影中，越是恪守中国武学传统的、与现代化（西方化）相异质的、超自然的、反科学的武术技巧，发挥出的威力反而越大。
正是基于功夫电影本质上的“反现代性”——在功夫电影中，徒弟的技艺很难超越师父，获得高深武功的秘诀不是不断自我改革进化而是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传统的武林秘籍，武者实现格斗能力飞跃的途径主要不依赖于身体上的锻炼而更多来自思想上的顿悟，在功夫电影所建构的世界中，当下武者所掌握的格斗技艺总是远远不如前辈——功夫电影越是流行，武术与现代文明的隔阂也就越深。
于是功夫电影的处境也就日益尴尬，一方面，随着生产功夫电影的重镇香港电影在20世纪以来的持续衰落，功夫电影日渐式微，无论是创作总数还是优秀作品数乃至类型的多元性较诸其最为盛行的20世纪80—90年代都相去甚远；另一方面，功夫电影的内向性结构决定了其无法再适应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脚步。
功夫电影的叙事困境：以《霍元甲》和《叶问》为例
电影《霍元甲》（2006）被宣传为“功夫皇帝李连杰的最后一部功夫电影”，预设的场景是中国奥委会官员（杨紫琼饰）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将武术纳入奥运会比赛项目，面对质询，通过讲述霍元甲的传奇故事论证武术的价值内涵。
影片遵循了一般霍元陈墨将武侠电影的主题总结为“武林争霸”“夺宝”“复仇”等基本模式，而这些模式显然都是内向化的，例如“夺宝”模式中武林中人争夺的武林秘籍或者神兵利器全部产生于遥远的过去，而且越是久远的其价值越大。
这与现代化总是追求创新和进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1905年生产的枪械无论多么经典，其使用价值都不可能大于现今生产的枪械。
陈墨.刀光侠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甲故事的框架，但加入了大量霍元甲（李连杰饰）早年恃勇斗狠、打遍天津的剧情，并虚构了霍元甲被仇家灭门、远走苗乡体悟到“天人合一”境界的内容（这一点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霍元甲离开山村来到上海之后，击败了美国大力士奥比因（Nathan Jones饰），又在对战上海租界商团聘请的四国高手的过程中先后徒手击败了英国拳王彼得·史密夫（Jean ClaudeLeuyer饰）、用剑击败了欧洲剑击冠军安东尼·加史亚（Anthony DeLongis饰）、用长枪击败了比利时皇家骑队总教练汉士·荷索（Brandon Rhea饰）等各国顶尖高手；在面对最为强大的敌人日本空手道九鬼神流高手田中安也（中村狮童饰）时，霍元甲也用三节棍压制住了对方的日本刀。
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日本商团首领眼见大势已去，命人利用休息的时间在霍元甲的茶杯中投毒。
两人转为徒手比试时，田中发觉霍元甲中毒，多次劝说霍元甲放弃比武，但霍元甲坚持不肯离开擂台，田中一次次击倒霍元甲，霍元甲一次次挣扎起身。
田中虽然获得比赛的胜利，但自知胜之不武，并怒斥下毒的商人“丢尽了日本人的脸”；霍元甲虽然死在擂台上，但农劲荪（董勇饰）和精武体操会众人在场边“自强不息”的呼喊久久不能散去。
《霍元甲》的暧昧之处在于，按照影片的设定，讲述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是用来说服国际奥委会官员将武术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但整个叙事逻辑本质上无法达成这个目的。
就故事框架而言，街头小流氓经历挫折发奋图强成长为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叙事模式完全符合好莱坞类型片的叙述逻辑，然而影片中对霍元甲的转变历程并没有诉诸于艰苦的训练、爱情的感召或强敌的刺激等一般情节剧模式，而是归结于通过体悟人与自然的和谐，领会到“止戈为武”的思想境界。
这种将格斗能力提升的动力诉诸于传统和超自然原因的思路，符合一般功夫电影的内向性结构，但显然与奥运会这一现代体育竞技所倡导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外向性宗旨完全不同。
假如我们站在一个奥委会官员的立场上来看，一个人的格斗技艺达到了青年霍元甲的水准（我们没有发现影片中有描述霍元甲顿悟后持续投入训练的镜头，就一般体育运动常识而言，随着年龄增长和疏于训练，运动员所展现出的技艺应该是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在竞技体育的逻辑中青年霍元甲的格斗能力理应强于中年霍元甲），已经可以轻松击败四国高手，却仍然无法领会到“武术”的真谛，那么究竟有多少人可以领会到“武术”的真谛？
显然练习武术的人当中只有极少数才有可能达到或接近霍元甲的格斗水准，但不能期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顿悟”的机会（被全家灭门才能“顿悟”这显然太残酷了）。
如果领会“武术”的真谛并不需要高超的格斗技巧作为前提，只需要哲学上的认识，那么究竟如何体现这项运动的竞技性？或者说，《霍元甲》所试图展示的“武术”究竟是一项体育运动还是充满思辨性的思想游戏？
《霍元甲》的编导似乎试图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来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然而给出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前现代式的——用武术的思想超越洋人比起用武术的招式超越洋人并不更加高明，反而再一次陷入了“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的“中体西用”陷阱，《霍元甲》叙事中的巨大断裂为我们增加了一个“改造身体”失败的典型案例。
功夫电影的叙事困境与未来走向
而在近年来少见的优秀功夫电影《叶问3》（2015）的叙事中更不经意间表现出了功夫电影的结构性缺陷，在《叶问》系列电影中，叶问（甄子丹饰）先后战胜了佛山本地武术名家、北方武师、日本军官、洪拳高手、英国拳王、泰拳高手、乃至同门咏春高手，似乎战无不胜，这既符合叶问的宗师身份，也符合一般功夫电影叙事模式。
但在《叶问3》里，当叶问面对美国地产商、*市黑**拳幕后老板费兰奇（迈克·泰森饰）时，费
兰奇开出了一个极具*辱侮**性的条件：“3分钟后还活着，我就放过你”，宗师叶问甚至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驳。
3分钟后，面色苍白、已经受伤的叶问靠着手脚并用勉强逼平了基本只使用拳击技术的费兰奇，而费兰奇毫发无损——单纯就竞技规则而言，这场较量显然更倾向叶问一方，虽然表面上不分胜负但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失败。
在电影所构筑的梦境中，并不一定要符合现实，只需要符合影像叙述的逻辑就可以。
具有国际顶尖水准的格斗家参与功夫电影摄制的例子并不少：现实中李小龙未必能战胜查克·诺里斯，但唐龙可以杀死柯尔特（《猛龙过江》）；李连杰恐怕难以战胜周比利，但陈真可以打败藤田刚（《精武英雄》）；梁朝伟绝无可能打败康李，但叶问可以轻取铁鞋七（《一代宗师》）；按照这个思路，在影片中设计叶问击败费兰奇是完全可行的。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因为费兰奇的扮演者是前世界重量级拳王迈克·泰森，与那些流星般划过拳坛煊赫一时的拳手不同，他是被公认站在人类拳击水准历史塔尖的人物（拳击界的GOAT），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世界冠军。
叶伟信（导演）、袁和平（武术指导）、甄子丹（主演）在创作时都胆怯了，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一个美国地产商会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他的身份不是武术家、不是拳击手、不是特种兵），所以观众只能把费兰奇的战斗力等同于泰森，梦境和现实在这一刹那重合了，费兰奇就是泰森，而非泰森在扮演费兰奇。
而即使在梦境中，也没有人相信甄子丹可以战胜泰森，于是梦境坍塌了。
随着闹钟的鸣响，费兰奇挥向叶问的拳头也悬停于半空，当费兰奇遵守承诺时，观众们也松了一口气，再这样下去也许再有几秒钟我们的英雄就要被*倒打**了，影片中我们看不到叶问逆袭费兰奇的任何可能，正如现实中甄子丹绝无可能战胜泰森。
于是，我们就此知道那些梦境中的英雄可以战胜俄国大力士、日本剑士、英国拳王，但那些人都是演员。
英雄们无法战胜一个真正的重量级拳王，即使那个拳王已经退出职业拳坛超过10年，距离他的巅峰水准已经超过20年，这个拳王依旧不可战胜，因为迄今为止中国甚至没有培养出一个能够站上世界最高水平拳台的重量级拳手。
功夫电影从诞生伊始就承载着应对进而战胜和超越“他者”的历史使命，在历史上的确曾经起到过振奋民族精神、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正面形象的巨大作用。
但是功夫电影的结构性缺陷决定了其叙事模式的单调贫乏，在构筑意识形态方面只会越来越乏力。
正如编导和观众都不相信甄子丹能战胜泰森一样，在中国诞生一位真正的世界重量级拳王之前，所有在电影中战胜泰森的企图都会招致同样的质疑。
如果说在暂时看不到战胜“他者”希望的幽暗岁月中，功夫电影以筑梦的方式保存了超越“他者”的想象，为保护民族情感坚守了最后的阵地的话；那么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当下，超越“他者”、走出一条不同于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的中国式华夏文化现代化道路已经不再仅仅是卑微的梦想，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之中。
继续停留在影像中虚构胜利并沉浸在自我的幻想与狂欢已经毫无意义，观众们已不再满足于只是在梦境中取得胜利，更期待将现实中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胜利真正地讲述出来。
功夫电影需要在四个自信引领的“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展现出更加自信、开放、包容的姿态，彻底打破内向化的结构性叙事缺陷，通过叙事上的外向化转变获得全新的叙事动力，从而展现出日益阳刚的、进取的、不断打破陈规的现代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