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市金龙寺与山陕会馆新考(上)

(杨冰 文)随着近段时间关于沙市金龙寺(山陕会馆)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对于我们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山陕会馆提供了可能。本文既是对沙市十三帮山陕会馆以往研究和现阶段新材料出现后的一次梳理和考证。

金龙寺与陕西帮

乾隆《荆州府志》,描述沙市“有会馆五。陕西一、福建一、徽州一、江西一、吴兴一。”[1]这一记录告诉我们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陕西商人就已经在沙市设立了会馆。

沙市金龙寺与山陕会馆新考(上)

▲乾隆《荆州府志》卷之十九乡镇.江陵县.市.沙市

山陕商人利用明朝“食盐开中”的经济政策,几乎是同时兴起。他们以经营盐、茶、布、木为主要产业,而他们的原始积累则是靠盐业贸易来完成的。

山西、陕西商人在明初发迹,可是其兴衰却略有区别。陕商明代兴起,清中期前最为辉煌,之后持续约二百年,近代走向解体;晋商崛起于明代,兴盛于清,清乾隆到达顶峰,中后期由盛转衰,而在衰败的过程中清同治、光绪又有过一段辉煌,辛亥革命后彻底衰落。

从陕西商人在全国的发展历程来看,陕西帮于乾隆时期在沙市设立陕西会馆是有其物资和历史基础的。乾隆府志上已注明了陕西会馆的存在,但具体位置在哪,并没有给出答案。这些是可以理解的,府志需要记录的州县太多,能够将其江陵县下的沙市商帮会馆留下数笔,已实属不易。

我们将目光转到别处,同时期江陵县还修过一本县志,它就是乾隆五十九年刊印的《江陵县志》。这本县志的卷首方舆全图目里,有沙市司图一张,因是县志,沙市司在这部文献里被绘制的比较详细。可以看到,在赶马台附近便河、荆沙河与荆襄河的交汇口处有标记着“金龙寺”的建筑。这是在此部文献里笔者查到的有关金龙寺、陕西会馆(山陕会馆)唯一信息。

沙市金龙寺与山陕会馆新考(上)

▲乾隆《江陵县志》卷之首.方舆.全图.沙市司图

在乾隆朝府志里证明了陕西会馆的存在,接着是在县志里标记着“金龙寺”的位置。

综合以上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知道两点:一是、陕西会馆早在乾隆二十二年就已经设立,并且是最早在沙市设立会馆的五个商帮之一;二是、金龙寺的存在至少可以推至乾隆五十九年,甚至是乾隆二十二年或更早。

接下来的疑问是:乾隆年间的金龙寺可能就是陕商“借庙为馆”的陕西会馆所在地吗?

为了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这则信息,蟠龙铁旗杆“铸于清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净重四万三千余斤”。这段记录最早来自于李南杰先生1982年《金龙寺小考》一文。为了弄清这段记录的来历,我特意上门拜访了李南杰先生。

李南杰先生告诉我,他从解放初期开始,一直在沙市文化馆工作,所以他对于沙市地方上的一些古物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金龙寺的两根桅杆,他说他亲眼见过。关于这些信息,他是在铁桅杆底部的铭文上看到的,并记录了下来。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有陕西会馆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有金龙寺

嘉庆十一(1806年) 有金龙寺蟠龙铁旗杆

因此我的推断是,陕西会馆最晚创建于1757年,起初是“借庙为馆”,馆址设在金龙寺。1806年的建设是为山陕商人实力增强后,延续数十年合省建馆改扩建和修缮工程之一。此时,金龙寺和关帝庙并存,而竖立蟠龙铁旗杆则是山陕商人在这次工程中最为炫耀的事情。

蟠龙铁旗杆

清代成都《竹枝词》集中有“秦人会馆铁旗杆,福建山西少这般;更有堂戏难及处,千余台戏看一年。”树铁旗杆是陕西或山陕会馆最突出的文化特征,山西单独立馆是没有这个标志的。[2]

沙市金龙寺的铁旗杆铸造于嘉庆十一(1806年)

陕西商人钟爱竖立铁旗杆是有其物资基础的。清代陕西时是全国主要的冶铁铸造中心,秦巴山丰富的铁矿资源,促进了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蟠龙铁旗杆可在物资和文化层面炫耀陕西作为龙的故乡的文化优越性;当然盘龙铁旗杆还是招揽生意,引起注意的最好广告方式。

从李南杰先生《金龙寺小考》一文中我们获知,旗杆重约四万三千余斤。铁旗杆这样的重量在全国范围来看,算是较大的,只有现存的河南省社旗县山陕会馆的铁旗杆能与其相仿。社旗山陕会馆的铁旗杆是在嘉庆二十二年铸造的,和沙市铁旗杆铸造的时间接近,它的高度为17.6米,重5万余斤,用3000余金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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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社旗县山陕会馆和铁旗杆 图片来自于豆瓣 陈吉吉CHANJIJI

沙市金龙寺与山陕会馆新考(上)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铸造铭文 图片来自于豆瓣 陈吉吉CHANJIJI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和山陕会馆中的铁旗杆均出自同州府朝邑县安仁镇[3],如此来看沙市金龙寺的铁旗杆应该也是出自于该镇名匠之手了,所以河南社旗的旗杆在形制上跟沙市的铁旗杆应该也是相似的。

河南社旗县山陕会馆铁旗杆杆基为青石须弥座,座上为雌雄铁狮子。杆身分为五段,从下往上第一段为铸铁楹联处;第二段为分挂横批;第三段分铸腾飞蟠龙;第四段杆身之间设云斗,上云斗侧镂刻“寿”字,上云斗镂刻金钱形,云斗下挂风锥,上四角插旗;第五段旗杆顶端作关羽所用之青龙偃月刀状,直插云天。

沙市金龙寺与山陕会馆新考(上)

▲1为金龙寺铁旗杆,2为戏台,后移建至沙市中山公园 春秋阁

沙市金龙寺与山陕会馆新考(上)

▲沙市金龙寺、山陕会馆、铁旗杆、关帝庙与戏台(春秋阁)拍摄时间清末民初[4]

从发现的老照片来判断,沙市山陕会馆的铁旗杆外围有四米高六角石围栏,基座不明,是否有铸铁狮不可考,杆身亦为五段,一段是铁楹联处,二段分铸腾飞蟠龙,三段分铸腾飞蟠龙,四段不明,五段不明,其中二三四段均由镂刻云斗相连,斗角插旗。

金龙寺和山陕会馆损毁和修缮

中山公园东北角高埠上的春秋阁迁建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它原本是山陕帮金龙寺山门前的一座戏台。1927年北伐战争,因山陕会馆驻军烤火不慎引发火灾,殿阁焚毁,后因失修而废弃。

清末陕西商人所依托的四川盐业贸易,在1877 年丁宝桢入川担任四川总督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清前期清政府对盐业采取“官督商运”政策,而1877年后则是推行“官运商销”制度。从此盐利为朝廷垄断,盐业丰厚利润成为昨日黄花。再就是清末陕西战乱多发,特别是陕甘回民起义的爆发,兵荒马乱,无数陕西盐商藏于家中的财产几乎被洗劫一空,身死家焚 ,数百年的资本积累消耗殆尽。

“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亦属于封建商人”[5],与其扩大投资与再生产,当时的陕西商人却更喜欢炫耀,奢侈消费、结交官府、买官捐顶戴、附庸风雅,甚至窖藏地下。这也就是为*山何**陕商人会在沙市于乾隆嘉庆年间扩修规模宏大的会馆,竖立四万斤铁旗杆的动因。而一旦他们所依托的商业和政治势力的瓦解了,他们便会以缺乏应变能力而一蹶不振。

总之,风云缥缈,在那城头频换大王旗的年代,山陕会馆已是辉煌不在,寥落尽显。1926年12月,北伐军进入湖北,川军独立13师师长曾述孔率部投入北伐军,同时驻沙市北洋军于学忠师北撤,国民革命军第8军进驻荆沙。[6]当时不知为北伐军,还是北洋军“烤火不慎,连及睡铺、*弹子**箱,烧掉全寺”[7],“约民国二十年(1931年)因驻军失火,正殿焚毁,仅余此阁。”[8],(在金龙寺失火时间上,现有三个版本,一为1926年、二为1927年、三为1931年,笔者判断为1926-1927冬),会馆从此衰败了,只有“等于废物”的戏台还在三河交汇处任其涂画。

“主席交议查金龙寺早被焚毁,唯附近戏台一座等于废物,拟将该台拆卸移建中山公园以资点缀案 决议 通过”。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当时的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执监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将金龙寺戏台移建至正在修建的沙市中山公园内。

沙市金龙寺与山陕会馆新考(上)

▲中山公园浮碧仙馆与春秋阁工程进行时摄影 (原载于1934年《沙市市政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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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园 移建完成时春秋阁(原载于1934年《沙市市政会刊》)

我们按以前的认识看到这里,山陕会馆戏台拆除移至中山公园后,金龙寺就算是彻底没有了。实则不然,根据最新发现的史料和照片来分析,金龙寺(关帝庙)1926-1927年冬季的大火,只是烧毁了山门和山门后偏东的殿阁,并不是之前所想象的完全烧毁。

“*队军**驻扎寺观庙宇和公共场所相沿多年,导致现在腐朽不堪。经沙市商会呈报酌量修复,需经费二三千元。而商业凋零,商会派款困难,为免贻误,所以呈请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从事修葺”这是一段1934年6月27日《沙市市政汇刊》上第五十一次执监联席会的决议内容。另,1934年10月11日 “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第六十六次执监联席会,查修公共处所,如:金龙寺、刘公祠…等十二处业经先后完工,…第十军军部验收共计修理费洋七千五百五十九元九角四分…”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一是*队军**当时驻扎寺观和公共场所是确有其事;二是到1934年几乎所有公共建筑都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三是从修理费用上看,在商会呈报的“酌量修复”的建议下,1934年这些建筑应该得到了相当不错的修复。

可具体修复的怎样呢?幸运的是有旧照留影。在1935年,荆沙大水金龙寺水淹情形的照片可看出,跟清末民初的景象对比,戏台已经移建中山公园,关帝庙山门不在,殿内高耸的十字脊建筑也已不存。由此可见,1927年的大火烧毁了整个建筑群的山门和东边的前半部分殿阁,而后半部分基本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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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金龙寺正面水淹之灾况,二十四、七、九 摘自张俊先生《古城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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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寺(山陕会馆)建筑群的后半部分 40年代摄 李南杰先生提供

沙市金龙寺与山陕会馆新考(上)

▲清末民初时期,金龙寺内的十字脊建筑

而到了解放后的1953年会馆房产调查时,则记录为“山陕会馆 白云桥 出租 地基 10亩 解放时无人管理 一对旗杆在金龙寺” [9]“金龙寺 纯正街 只有地产” [10],由此看来,金龙寺原有建筑到解放初期时已基本损毁了。

要说金龙寺在1934年得以修缮,又是何时再次被毁,就有待新的史料来补证了。(上篇完)

参考文献

[1]《荆州府志》卷之十九乡镇.江陵县.市.沙市,乾隆二十二年

[2][3]李刚 宋伦.山陕会馆铁旗杆文化刍议

[4]藏于比利时鲁汶大学档案馆和瑞典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旗下的民族博物馆,拍摄者为瑞典行道会和罗马天主教比利时使团的来华神职人员,拍摄年代约在1909年——1927年之间。荆州由黎国亮2022年首次发现,见本公众号2月25日《在荆州文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荆沙清末民初照片115张》

[5] 李刚.陕西商帮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6](荆州地区)军事活动大事记 油印稿

[7]P244,朱翰昆.荆楚研究杂记

[8]P75,《沙市市房地产志》(征求意见稿)上 春秋阁

[9]P67,《沙市市房地产志》(征求意见稿)上.沙市1953年会馆房地产一览表。

[10]P81,《沙市市房地产志》(征求意见稿)上.沙市1953年会馆房地产一览表。

王毅 付亿 吴怡娜.清代民间商会会馆改扩建建设成本构成研究——以山东聊城山陕会馆为例

赵鹏 李刚.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庙、馆、市”合一新探——以山陕会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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