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泾中的学杂费与农民的承受能力
民国私立泾干中学成立于1938年春（民国二十七年），最初限于学校容纳能力，每学期招收一个班级，所招收学生大多为农家子弟，基本能占到学生数量的70%左右。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内物资奇缺，物价迅速上涨，造成农村经济凋敝，学生求学花费直接决定学生入学数量，泾中经费来源主要不是学杂费，学杂费或以实物或以钱币，相对来说处于较低水平。
一、求学私立泾干中学所必须的花费
泾干中学属于私立性质，但它的收费水平则与大多数初等公立中等学校持平，据1940年（廿九年）一月泾中档册体现，当时泾干中学学费为8元。且以1940年泾中学费为依据，对于上学所花资金进行分析。
同时该档册显示学杂费包括体育费1元、讲义费2元、劳作费0.5元共三种。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如图书费、灯油费、茶水费诸开支，大多在不足一元，姑且均以一元计，由此可知当时泾中学杂费合计14.5元。依西安面粉当时价格每元可购买4斤，即大约相当于58斤面粉（大米3.6市斗）的钱就求学半年，考虑泾阳的物价便宜些，提高到面粉80斤，大米五斗。
至于学生所需教科书籍费用则属于代办费用，应该属于一项较大开支，以民国32年档册显示初中课本价格。可知当时课本价格大多在5—20元以内浮动，如国文课本一册为7元，六册为九元，英语各册均为11元，算术课本为5元，几何稍贵些至15元，音乐书最至达19元之多，至于如矿物、植物、动物、化学诸科均在10元上下，依学生每级需要十余门课而言，取平均数其书本费当在100元以上。原始数据无法比对，参考民国专业部门调查物价指数、购买力指数进行分析，民32年货币购买力指数相对民国28年的21.76（26年6月为100）下降至2.34（民28年，29年则为0.58），如果照此换算到1940年，其书费之值维为国币10元不到，甚至更低一些，大略可以占到学、杂费一半左右。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抗战期间物价多变，每学期初制定的杂费收取标准大多会因物价上涨入不敷出，所以私立泾中收取杂费根据实际支出情况，采用多退少补原则，如：
“本校布告（35号）：兹明本学期学生缴纳各项杂费收支数目详列表式公布于后，除明图书、体育费之外各项开支，若干填补灯油费不敷外，不敷数洋壹佰贰拾四元五角，此项亏空，拟由下学期交纳学费时附收，以资归垫，除劳作费另案办理外，仰各知照（1940年）。
本校布告（四二号）：查本学期学生杂费，因物价屡涨，以致支出超过收入，截止一月九日各项杂费结算数目，表列于左，除剩余图书费存备购买图书外，所有讲义费体育费茶水费均已超支，假学期终了，总结算结出后，宜行规定应行补交数目，俟下学期收学杂费时，一并征收特先公布，仰各知照，此布。（1941年）”
不够的补交，多了的要退，也发现一份退费公告：“本校布告第十二号：兹将上学期各项杂费收支情形，分别表列公布，共计余洋柒拾参元贰角贰分，按缴者人数均分，每人应退洋贰角六分九厘壹毫，各级总算总退，由各级长到事务处具领保管，作为公共费用。此布高00七月七日（1940）”
二、学生自己的生活花费
学生生活花费主要包括食宿费与笔墨纸砚等学习之费用。学生伙食费，由于泾阳民国时地偏一隅，市场意识远不如现代发达。故而农村学生吃饭问题的解决主要从家中带粮，交至学校专门加工，且收取少量的加工费。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各高初中。这块家庭仅需支出少量货币，依据1940年档册，包灶人员需每月交面粉50斤，另加费用7元（学校1940年布告28号，成人标准），当时泾中学生年龄偏大，姑且以成人标准算之，每学期除粮食开支外再加35元左右。毋庸置疑，虽然所需要货币数量不大，但伙食开支应该是最大的一项。
住宿费用在1939到1940年间，泾干中学宿舍建成之后，学校住宿基本上是免费的。如“布告：本校教室落成以后，学生宿舍方能动工，在本学期开始期间学生寄宿，仍不能不曲就事实，暂维原状。但国难教育之期，实吾人卧薪尝胆之时。劳辛淬砺，正吾青年之资，同我同学，幸体此意，兹将各年级学生宿舍处所，分配于左。春二九级 教导处西边大厅；春秋三0级 东关分院；秋三一级 仅先在中间两教室寄宿，俟后教室修成临时设法疏散。（1939年8月）”条件虽然简陋，可在教室内、大厅内休息，但却无费用支出。
至于笔墨纸砚一项，数量可能也不会太少，每月三五元的开支亦属正常，每学期计应该有15元左右。
综合上述分析生活及学习用品每学期需要花费大约国币50元。
三、民国泾阳农民家庭的收入
农民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自有土地的自耕农，自有土地有四五十亩尚属正常（水旱地之合）。另一类则为无地的雇工，当时家庭租种地亩一般亦与此相类。现依《泾惠渠农村调查》（民国时期）所知，在整个泾惠渠流域：
“泾惠灌区以内，甚少有大地主以大量土地租与贫农而坐享其租课之收入以自肥者，。至于贫苦农民，其完全以劳力耕种为食，自身无有土地者亦居少数，故泾惠渠灌区以内，以自耕农最为普遍。”（注：不考虑由于战争因素，逃难至泾阳的外省民众。1940年前数量较少，多为佃农。）
由于棉花相对粮食收益较高，故农村土地一半左右即用于植棉。泾惠灌区及旱田多有棉花生长。当时灌区大多数自耕农占有土地在20亩以下，以社树村为例，10亩以下者24户，10—20之间者16户，20—30、30—40各4户，占到59户的80%以上，泾阳刘解村45户中上述区间分别有5、8、21、6计40户，占90%。
当时泾阳由于是我国最重要的棉花产区，全县棉花种植48万亩，被誉“西北棉库”，所产之泾斯棉畅销全国，棉花价格也较他处为高，由于有泾惠渠灌溉，水地土地三等田地均算产皮棉六十市斤，旱地产棉二十市斤，“1941年，皮棉每斤约国币二元。”、“皮棉价格每市担（旧制90斤）1936年值银元36～40银元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币值尚稳,一般物价亦较稳定,因而棉花价格也比较平稳,大约在每市担(下同)30元左右。1942年8月上涨为800元,上涨约26倍”。（《陕西省物价志》）
棉花价格来看，即依农民棉花平均产量60市斤，三亩即约200斤皮棉。再棉花出手价格每捆（百斤）银元十三四元之比价（陕西省统计可能是商人到手价格，而非农民售棉之价，另根据问询每百斤十三四块银元之值较为合理。与1936年相比，约合70元左右），泾中每生花费约在水地不足一亩之收入，单纯种植棉花则需数亩之需，应该说依泾干中学的学费水平来说，以中等农家供学生一至两名学生，应当能够负担且尚有余力。
以笔者家庭为例，四十年代自有旱地四十余亩，另外租种本村高姓水地十多亩，杨姓土地五十余亩，渠南所租之不地全部种植棉花，塬区之地则种植粮食、杂粮，家有劳力二人，耕牛一头，依本地生活水平，属中等之家。供祖父一人上泾阳第二高级小学、泾干中学，后来又上三原水利班，在抗战时期家庭生活亦不至于困顿。
雇工的收入，依《泾惠渠农村经济调查》所知，“长工工资 全年付给棉花约三百斤，每日伙食计支出食粮六市斗，副食费二市斗。全年合小麦九市石六市斗。”这个数据有些理想，但这也是目前笔者看到唯一描述泾惠灌区长工经济生活的资料，一人之力要养家糊口，还要考虑租住房屋，由此看来雇工家庭应该不能负担起一名初中学生的支出。
综上所述，在抗战时期的泾阳县，以一个中等农民家庭之财力供给一名中学生并不致于对家庭的生活产生较大之影响，即使身为佃农租种别人之地，供给学生可能比较困难，但竭尽全力，亦应不是太难之事。如果农村的子弟勤勉学习，成绩优秀者，还可能获得泾中所设之奖学金，每学期约有八到十多名，金额十十五元至四十元不等。之所以上学的人数较少，却实也应该从经济方面找原因，应该说是很多农民对于读书求学的意识不够强烈，毕竟一名青年出外打工或是工作可以在某种程度改善家庭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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