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有僭越之心，却未行废汉之举，其背后是军事实力、舆论环境、政治考量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曹操僭越不臣，久蓄帝王之志，此乃史家定论。陈寿还借孙权之口，戏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
（孙）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吴书 周瑜传》
建安年间（196-220）的曹操可谓处心积虑，反复在称帝边缘试探。他不仅僭号称王，还“乘金车、驾六马、冕十二旒、出警入跸”，礼制待遇与皇帝完全齐平。
（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冬十月，天子命（魏）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魏书 武帝纪》
因此，有称帝之心的曹操，最终没有踏出称帝的最后一步，便显得尤为反常。
如果说曹操没有篡汉的想法，那无疑是不可置信的；因为如果他安于伊尹、霍光之位，便没有必要做出诸多僭越之举，为自己徒增骂名。
从曹*死操**亡同年（220），曹丕便废汉自立的历史发展来看，汉魏嬗代的计划可谓蓄谋已久。
本文想就曹操的矛盾行为，论述其背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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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的钳制
在封建学者眼中，曹操之所以没有废黜汉帝，主要是由于名教的钳制作用。
名教即“以名为教”，是以“正名分”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其根本目的是通过约束士大夫的思想行为，来维护统治阶层的秩序。
在司马光看来，曹操“久蓄无君之心”，之所以不敢废汉自立，实是“畏名义而自抑也”。即受到名教礼法的思想钳制。
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曹操蓄无君之心久矣，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两汉士大夫多受名教约束，相关记载在《后汉书》中俯拾皆是。从曹操《让县自明书》中的心迹自剖，也可以看出他年轻时代确实浸染其中。
孤（指曹操）始举孝廉……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名立誉，使世士明知之。--《让县自明书》
以下通过两件案例，论述曹操对“废立”的态度。
（1）废黜灵帝
中平五年（188）冀州刺史王芬连结天下豪杰，图谋废黜灵帝。曹操亦在王芬拉拢之列。
但曹操对此断然回绝，并表示“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太祖拒（王）芬，辞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王沈《魏书》
（2）废黜献帝
初平二年（191），董卓焚毁洛邑，西迁长安。袁绍、韩馥等关东诸侯提议废黜献帝，改立幽州牧刘虞，曹操对此亦持反对态度。
其理由是“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国亡**之衅”。
太祖答（袁）绍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指刘协）微弱，制于奸臣（指董卓），未有昌邑*国亡**之衅。”--王沈《魏书》
在曹操看来，刘协虽然是奸臣董卓所拥立，但并未有西汉昌邑王那样的“失德行为”，因此也不宜轻言废立。
客观评价，曹操两次拒绝参与废立，未必全出于本心。因为曹操遣使供奉长安时，便被李傕指责为“欲自立天子”。
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李）傕、（郭）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魏书 钟繇传》
可见曹操的所作所为也并非如史书所言般单纯。但从其言辞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比较抵触“废立之举”。
然而曹操提出的理由，诸如“天下之至不详”或者“幼主微弱”之类，其实并无明确的理论依据，只能视作“名教”对他的思想钳制。
不过事物总归是动态发展的，曹操的思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曹操壮年时自称“性不信天命”，老年时却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侧面反映出其野心的膨胀。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让县自明书》
（魏）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魏氏春秋》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从历史环境考虑，曹操在征服河北之后（207），完全可以抛开名教的束缚，代汉自立；但他终究没有这么做。
因此曹操的行为逻辑，便不能单纯用“名教”的约束作用加以解释。
曹操对汉廷的现实态度
曹操一贯奉行务实原则，史有明载。他对汉廷的态度亦是如此。
刘协虽然是傀儡之君，但并不甘于傀儡之位。从可见史料来看，他曾多次尝试反抗曹操，只不过均以失败告终。
刘协首次反抗曹操，事在建安二年（197），即*都迁**许县（196）的翌年。
是年（197）曹操入宫觐见，献帝援引旧制，令虎贲卫士将曹操“交戟叉颈”，以作威慑。
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曹）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魏晋世语》
建安四年（199），刘协又利用董承、刘备、种辑等人，策划了“衣带诏”行动，导致曹操丢失徐州，险些改变官渡之战的走势。
（曹）公将自东征（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魏书 武帝纪》
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家族由于阴谋反曹，惨遭夷灭。
建安二十三年（218）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在许县叛乱；建安二十四年（219）西曹掾魏讽在邺县叛乱。
建安末年的数起叛乱行动，均以“中兴汉室”为口号，叛军甚至打算挟持汉帝“南奔关羽”。
（金祎）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吉）邈、邈弟（吉）穆等结谋。--《三辅决录注》
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等谋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资治通鉴 汉纪》
按建安二十三年（218）的吉本之乱中，刘协与叛军同在许县；可知他对叛乱计划必然知情，甚至可能是主谋之一。
就刘协的不安份程度来看，曹操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将其废黜甚至杀害；后来司马师废黜曹芳、司马昭弑杀曹髦便是如此。但最终曹操依然隐忍未发，只是将汉帝软禁。
“豢养皇帝”的行为，对臣子而言是双刃剑。比如荀彧、孔融等东汉遗老，便因为“以汉臣自居”而与曹操分道扬镳。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欲共进（曹）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荀）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不宜如此。”事遂浸。（曹）操心不能平。--《后汉书 荀彧传》
荀彧谏阻曹操称魏公，曹操心不能平
通过亲身经历，曹操当然明白，“挟天子”不一定能够“令诸侯”，但一定会为自己招来非议甚至祸患。即使如此，曹操还是矫情忍性，没有对刘协下毒手。原因何在？
这是因为曹操需要刘协这块政治招牌，或者说，曹操需要维护皇权的神圣性。
凭曹操的实力，废帝轻而易举；但废立的恶果，却是曹操所不愿承担的。
昔日董卓亦曾擅行废立（189），因此成为汉廷公敌。即使董卓后来“擢拔群士，平*党反**人”，拼命向公卿士大夫示好，他还是被视作天下大贼。
（董）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后汉书 董卓传》
因此，曹操如果敢于废黜汉帝，就会坐实“汉贼”的身份。这对曹操而言是巨大损失，对刘备、孙权而言则是喜闻乐见的事情。
在此背景下，刘协虽然不安分，但只要刘协还是皇帝（哪怕是傀儡皇帝），那曹操便是大汉丞相，师出有名；刘协一旦下台，曹操便会沦为篡汉奸贼，千夫所指。
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曹操重新拥立一个刘氏傀儡，也无法洗刷身上的骂名。
昔日董卓废黜少帝之后（189），也照例拥立献帝，但他依然被视作巨贼，甚至连累献帝的法统受损。比如关东诸侯便骂辱献帝“无血脉之属，安可复信”。
（袁）绍复与（袁）术书曰：“前与韩文节（韩馥字文节）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内见再兴之主（指拥立刘虞）。今西（指长安）名有幼君（指刘协），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董）卓，安可复信！”--韦曜《吴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董卓的反面案例在前，曹操即使再反感、再痛恨刘协，也不敢将其废黜，避免授人话柄。
外部环境的约束
曹操没有废汉自立的另一原因，在于动荡的外部环境。
由于孙权与刘备集团的存在，曹操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孙、刘两家为了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处心积虑地抹黑曹操，甚至不惜捏造谣言。
举例而论，荀彧枉死（212），事出隐秘，曹魏群臣皆噤口不言，但内幕消息还是传到孙权耳中。孙权转告刘备，刘备又露布天下，对曹操的声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荀）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荀）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孙）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献帝春秋》
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再举一例。
曹丕篡汉时（220），刘协并未遭到杀戮，但刘备却坚称废帝已经遇害，不仅为其举行了规模隆重的葬礼，还为他议定了“孝愍皇帝”的谥号。论其心迹，无非是要贬低曹魏法统，败坏曹氏父子的形象。
（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刘协）曰孝愍皇帝。--《蜀书 先主传》
实际废帝刘协一直活到青龙二年（234）才寿终正寝，比曹丕还长寿；但在蜀汉的官方宣传中，刘协早在建安二十五年（220）便死于非命。
（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指刘协）薨，（明）帝素服发哀，遣使持节典护丧事。--《魏书 明帝纪》
至于刘协的官方谥号，是“献帝”而非“愍帝”。按谥法，在国逢难曰愍，即不以道终。可见刘备替刘协上的谥号匠心独运，其目的依然是抹黑曹魏。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曹操如果胆敢废汉自立，那孙权、刘备一定会竭尽全力，把曹操塑造为有史以来的头号奸贼。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曹操如何解释，都会陷入百口莫辩的尴尬境地。
在曹操看来，维护旧有格局可以避免朝政动荡。而“一旦改易”，便有“天下不安”的风险。
太祖答（袁）绍曰：“……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国亡**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王沈《魏书》
换言之，曹操维护汉帝，主要是着眼于现实层面的政治运行，而非像一般士大夫那样强调“守节”。
以曹操在建安十八年（213）“称魏公”之后的诸多僭逆之举来看，他无疑动过“废汉自立”的念头。但孙权、刘备集团的存在，导致曹操无法彻底垄断舆论——每一件曹魏相关的丑闻，都会在吴、蜀地区受到十倍、百倍的夸大渲染，最终反噬到曹操身上。
另外，建安二十三年（218）、二十四年（219）许县与邺县相继发动的*乱暴**事件，也让曹操意识到，不仅外部的孙、刘与自己为敌，汉廷与魏国内部也存在着诸多异见人士。
大军未反，（魏）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县）。--《魏晋世语》
（魏）王闻王必（王必是许县留府长史）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即曹操治所）……皆杀之。--《山阳公载记》
曹操召汉廷百官诣邺，皆杀之
如此种种，无疑会令曹操重新审视“废汉自立”的计划。
考虑到曹*死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彼时已经时日无多；即使做了皇帝，也不过是个短祚天子，徒增耻笑。因此权衡再三，他最终没有踏出最后一步。
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建安二十二年（217）便“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的曹操，直到二十五年（220）也没有废汉自立。这实在是因为废立之举，对彼时的曹操而言实是弊大于利。
小结
曹操之所以没有废汉自立，乃是诸多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
一方面是名教的思想钳制；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制约；还有一方面，便是曹操需要维护皇权的神圣性。
曹操目睹了董卓废立（189），他当然明白，汉室早已崩溃，毫无神圣性可言；但利用汉室这张破幡，却能够笼络天下士人。
甚至连孙权、刘备也受此约束。他们在痛斥曹操“实为汉贼”的同时，也不得不违心地承认曹操“托名汉相”。只要刘协尚在，孙、刘便不得不以汉臣自居。
（鲁）肃对曰：“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孙）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吴书 鲁肃传》
换言之，只要刘协还是大汉皇帝，那曹操便占据了大汉丞相的名分，也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在无法剿灭孙权、刘备的背景下，维护刘协的傀儡身份，不失为一种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其实从某种角度看，维护前朝皇权的神圣性，便是维护篡位权臣的合法性。
曹操父子允许刘协善终，并通过禅让的手段改朝换代（220），虽说是政治表演，终究维护了皇权的体面。因此曹魏诸帝，也被视作“代天受禅”的命世之主。
（曹丕）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禅，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悦喜，形于声色。”--华峤《谱叙》
反而是司马昭白日弑君（260），亲手毁了皇权的神圣性，让天下人发现，原来皇帝并不是“天之子”，而是可以如野狗一般被宰杀于街市的凡人。
（成）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贾）充曰：“杀之！”……（成）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魏末传》
因此西晋皇位的血腥更迭，乃至两晋末帝的悲惨下场，未必不是这种恶劣行径的示范作用所导致的结果。
一言蔽之，曹操没有废汉自立，固然有名教的思想约束因素；但更多还是取决于现实环境的需要。
它是军事实力、舆论环境、政治考量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了解到这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曹操的政治立场以及汉末的历史进程。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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