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纱厂在西安的落地生根和开枝散叶，对古古的老城来说，起码有三重意义。
首先，大华纱厂的建立，是西安纺织业从前现代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向现代化大机器生产转变的历史性事件。在此前，由于落后的纺织生产力等原因，关中人所用的棉纱就是从“外婆的纺车里”摇出来的。人们的着装也大都是家织粗布，最典型的就是从终南山来到古城的“卖炭翁”，更是一律儿的白粗布做的棉袄和棉裤。等太阳西斜把炭卖完了，这些人的身上也就显得“五麻六怪”。
一般的贫民也就是穿一身用麦草灰浸染一下的“灰灰布”。至于西安城里的殷实人家做衣服所用的卡其，织贡呢、兰阴丹士、华达呢或者更为讲究的毛哔叽等等，都来自外埠的上海等一线大城市。正是拜大华所赐，古城人民才有了五光十色的生活格调与瞬息万变的时尚情趣。
其次，大华厂的建立，为西安打造了近代以来最早的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就是“（人）类的化身”（马克思语）。马恩在他们联袂合作撰写的《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和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神圣家族”比较起来，工人阶级是“最通人性”的人。显然，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工人阶级的“人性”就具体表现为突出的现代性气质。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揭橥标的了现代人主体性的十四个规定，但结合我们的体认，窃以为主要有以下四点规定：一是经济生活中的效能感和纪律性；二是社会生活（即我们所说的日常社区和家庭生活中的心灵活动）的诚信感和亲和利他性；三是政治生活中的公平感和正义感；四是文化生活中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新性，等等。这些特性都是非常稀缺和弥足珍贵的现代性特质。1936年，大华纱厂在西安甫一开工，立即受到*共中**西安地下*党**组织的重视。从此，大华纱厂就成了古城西安积累社会进步力量的主阵地和蓄养社会治理“正能量”的主平台。同时，也自然成为我们*党**培养合格干部队伍的大学校。尽管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阶级分析法已经被阶层分析方法取代，而且“总体工人”中的白领、新领和金领等中间阶层在不断扩大，但这不仅证明不了工人阶级先进性的丧失，而且还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工人阶级具有极大的超越性和未来性。因而由他们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共中**组织，依然是中国社会整合的中坚力量和“三个先锋队”的体现者。他们的智慧启迪和方向规范，依然是其他社会阶层“给力”的“管道”和科学“行走”的灯塔。
第三，大华纱厂的建立，为建国初期我国纺织工业生产力布局结构的优化带来了转机。在此之前，中国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大型纺织企业几乎全在天津、上海、广州的一线大城市。大华纱厂的建立，就好像“孵化器”，从此一大批具有先进水平的纺织企业就犹如雨后春笋，在西安之东郊，西安西郊之西的咸阳，周秦故地的宝鸡，黄河滩上盛产棉花的大荔以及四川的广元等地纷纷冒出。这些工厂中的技术中坚大都来自上海等发达城市，他们把全新的观念带到了西部，使得西部人民的现代性指标与日俱增。即便是从当地招来的农家女，只要在纱厂熏陶上半年，也会很快获致一系列现代性的特质。著名导演王全安也被这些当代的“织女”所感动，为此他还专门执导了电影《纺织姑娘》并获奖。笔者的岳母就是西安东郊纺织城国棉六厂的退休老工人，她到现在还感慨五六十年代纺织工人“阳光灿烂”的幸福时光。当时东郊的纺织城，被称之为西安的“小上海”，这里就是西安时尚元素的发祥地和消费潮流的领潮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总是被人模仿，但从来没有被人超越。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西安的许多时尚还是由这里制造的，如女士的“招手停”发式，男士的街舞裤衣饰，等等。而且西安纺织城的时尚并不啻是表层化的，而是融入当地居民的骨子里的东西。以他们居住社区的名称为例，也能管窥到一系列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譬如光明社区、合作社区、团结社区、自由社区、民主社区、博爱社区，等等。（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