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 [1]
陈阳
一份对2001年1月至2004年5月六种一流英文传播学期刊（即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Communication Research、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Media Psychology）所发表文章的内容分析发现，在这些学术刊物上，自21世纪以来，出现频率最高、使用最广泛的一个理论是传播学经常碰到，然而其概念却相当含糊的理论——框架分析 [2]。
埃特曼总结道，传播学视野之下的框架是一个“分散的概念”，框架分析是一个“破碎的范式” [3]。同样是采用框架分析的概念，有的学者考察媒体如何生产出特定的新闻框架，有的学者研究媒体如何报道某个特定议题，有的学者分析媒体框架对受众个人的认知、态度和信念所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分布在新闻生产、媒体内容和媒体效果三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内，概念含混带来了研究问题的多样化。英文文献中经常出现frame和framing两个看似有联系却内涵不同的概念，令学习传播理论的学生摸不着头脑：为何戈夫曼提出的框架分析会被麦库姆斯等人认为是“第二个层面的议程设置理论”（the second-level agenda-setting）？为何在传播理论课堂上要解释框架分析和议程设置理论之间的关系，而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课堂上则要解释作为一种媒体内容研究方法，要怎么应用框架分析来研究新闻框架？在传播学领域内，除了框架分析，找不到第二个同时横跨理论课和方法课的概念。
台湾学者早在1993年就引入了框架分析来研究新闻文本 [4]，大陆学者李希光等人于1996年出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时也采用了框架分析，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带有强烈偏见，采取“妖魔化”框架报道中国事务 [5]。目前，我国学者在应用框架分析时，几乎都将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看待。探讨媒体的报道框架，这是框架分析的经典研究领域之一。然而，不应该忽视的是，在新闻生产和媒体效果两个研究领域内，框架分析也有其应用的空间，为了廓清框架分析这一概念，我们需要从它的源头，即戈夫曼本人对于“框架”的定义入手，然后考察框架分析在三大研究领域内各自的应用。最后，本文认为，新闻生产和媒体内容两个研究领域内的框架分析往往也属于批判研究，然而在效果研究领域内，框架分析往往遵循了实证主义范式。
一、戈夫曼的框架概念
一般认为，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首先给原本普通的“框架”一词赋予了理论色彩。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戈夫曼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 [6]。
身为象征互动论的学者，戈夫曼提出框架概念，其目的在于说明个人如何依据一套规则来管理自己的社会生活经验。社会事件混乱无序，个人总是寻求确定性，将混乱变得有序，将复杂变得简单。框架就是个人将社会生活经验转变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一套规则。在认知心理学者看来，框架是个人用来处理外部信息的模板。在这个意义上，戈夫曼的框架概念近似于认知心理学常用的“解释图式”或“脚本”概念。
同时，戈夫曼又提出，框架源自过去的经验，其形成受到了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所以，不同个人对某种社会生活经验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多种框架在相互竞争，试图成为对社会经验的最高、最合理解释。简而言之，框架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永不停止的变动之中。这个观点包含着建构论的立场，吉特林发展了戈夫曼的概念，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
框架就是在“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 [7]。
戈夫曼框架概念的特色之一，在于他在结构和能动性这对矛盾关系之间维持了动态的张力。一方面，个体体验的事件和经历同已有的框架发生关联，从而被理解。这些已有的框架是固定的、隐含的，当个人处在特定情境之中时，就会使用已有的框架来判断形势、做出选择和解决问题。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测量构成框架的具体认知要素来认识它。遵循这一研究取向，框架分析大多采用量化的实验法和调查法，这是心理学角度的框架概念。
另一方面，作为积极的能动者，个体给自己的经验赋予意义，框架又是个人行为的结果。社会学取向的研究大多视框架为影响个体诠释事件意义的一套观念系统，研究者既可以通过分析话语来理解框架是什么，也可以通过观察个人的活动来理解框架是如何被塑造的。也就是说，心理学研究角度认为框架是“心灵的内在结构”，而社会学研究角度认为框架是“建构话语所使用的策略” [8]。戈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本身就同时包含了这两种含义。
目前，由戈夫曼的理论发展而来的框架分析同时出现在三个传播学研究领域：（1）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研究媒体框架如何被建构；（2）从内容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框架是什么；（3）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受众如何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即受众框架。前两个研究领域采用了框架概念的社会学含义，英文文献使用frame或frame analysis；而媒体效果研究领域则更多采用了框架概念的心理学含义，英文文献使用framing或framing analysis。
二、新闻生产研究中的框架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起，研究新闻生产的学者开始采用建构论观点，来分析大众媒体如何生产出特定的媒体框架。他们认为，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框架意味着简化复杂的社会事实，按照某种常规和惯例，迅速地将大量社会事实“包装”进新闻报道里，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组织新闻事件，新闻工作者的分类、选择、判断和采写活动，就建构出了一套新闻框架 [9]。这一研究领域内的观察对象是新闻工作者及其活动，使用的方法多是定性访谈和观察。
站在记者的角度，这套新闻框架几乎是隐含的、固定的、不言而喻的，无须考虑它的合理性。记者会习惯性地生产出常见的主流式新闻框架。比如，在一次访谈中，记者说：
我们对各部门的报道都喜欢参照惯例。对下个月“九大”（即第九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报道的规格会参照（五年前）“八大”的规格。“八大”配了社论，那么“九大”也配社论；“八大”在头版发一篇文章，“九大”也在头版发一篇文章。（访谈，2003年7月22日）
面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件，记者会根据过去的工作经验，采用在媒体组织内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一套准则来安排自己的采访活动，或者说，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被组织进基于过去的经验而形成的记者的活动之中。记者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延续了业已存在的新闻框架。
“把关”理论之后的新闻生产研究认为：媒体是各种观念和社会群体为给新闻事件赋予意义而进行斗争的场所；新闻不是客观中立的报道，不能仅仅被看成是记者个人所生产的产品，而是各种权力机构和个人因素相互竞争的结果。因此，在新闻生产研究领域内，框架分析非常容易跟“权力”发生联系，从而使得相关研究带有批判的意味。
吉特林认为，从组织生产的“成本-收益”角度来看，能够简化新闻判断、加快处理新闻信息、减少麻烦的媒体框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应该提问：为什么媒体使用了这个框架而不用其他框架？关于同一个新闻事件，不同媒体以及同一媒体在不同时期都采用了哪些框架来进行报道？媒体框架对事件的解释跟事件的真实意义有多大差别？ [10]
三、传播内容研究中的框架分析
戈夫曼本人并不曾过多关注新闻框架的问题，也不关心媒体框架跟社会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提出的框架概念启发了媒体研究者将新闻文本放在框架分析的中心位置，连接新闻生产和消费两端，联系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群体。
在传播内容研究领域，框架分析被发展为一种研究新闻文本的方法。框架是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为新闻事件赋予意义” [11]。媒体框架以前后一致的方式来对新闻事件做出选择、强调和排除，使得对事件的某些理解在文本里更加突出，并且成为受众感知到的社会真实。
选择和重组是建构新闻框架最重要的策略。首先，框架意味着“边界”，媒体框架就好像探照灯射出的光束一样，落在光束之外的事实就是被排斥的意义，不会进入新闻报道。建构框架时使用的选择策略，包括强调和排斥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次，框架还是人们解释社会现象时使用的一套内在结构，它是一种解释世界的角度。通过采用重组策略，媒体框架重新排列新闻素材的报道顺序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
无论是选择策略还是重组策略，媒体都是通过对象征符号和表意元素的使用来建构新闻框架的，这些象征符号和表意元素就是框架的构成要素。它们可以是隐喻、举例、标语、叙述、视觉图像等象征符号 [12]，也可以是句法结构、情节结构、主题结构和修辞结构 [13]。
四、传播效果研究中的框架分析
在美国传播学研究中，框架分析经常关注媒体如何报道公共议题，在这一点上，它跟议程设置理论同属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范畴。不同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是，框架分析不仅关注人们想什么，还关注他们怎么想。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麦库姆斯等人 [14]才提出，框架分析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并且用“第二个层面的议程设置”来形容框架理论。他们认为，第一个层面（即经典议程设置理论）关注媒介议题的报道强度如何影响受众议程，第二个层面则应该关注媒介议题的属性如何影响受众的归因活动。如果说第一个层面关注的是媒体如何影响受众的事实判断，那么第二个层面关注的就是媒体如何影响受众对事实的价值判断。
麦库姆斯等人采取了框架概念的心理学含义，将框架视为个体的认知模式，为了跟它的社会学含义相区别，他们使用了“framing effect”或“framing analysis”这样的表述。只要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他们所提倡的“框选效果”跟前文里新闻生产和媒体内容这两个研究领域内的“框架分析”并没有太多理论对话的可能性。我们也才会理解：为什么有些媒体效果研究将框选效果、议程设置、铺垫理论和“沉默的螺旋”理论这些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放在一起讨论。
在效果研究领域内，框选分析主要包括两种研究。第一种研究将媒体框架视为自变量，将受众框架视为因变量，通过比较这两个框架，来分析媒体效果是否产生及其强度如何。
第二种研究只测量与特定媒体议题有关的受众框架。艾英戈研究议题接近性对框选效果的影响，认为只有针对低接近性议题，媒体的框选效果才会表现得更明显 [15]。这个结论对实务界的启示是，在那些受众难以直接体验的议题上，通过“控制”媒体框架，政府和财团就可以影响舆论。
五、框架分析一定是批判研究吗？
通过以上总结可以看出，新闻生产和媒体内容研究领域内的框架分析往往采取批判立场。事实上，作为最早将框架分析引入传播学的学者之一，加姆森曾经指出“框架”概念跟葛兰西“霸权”概念的相似之处 [16]。这两个概念都关注内在的、隐含的、自然化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并且都启发学者们研究媒体如何以框架的方式来定义社会事件，从而维持主导性霸权。早在吉特林关于媒体框架的经典研究里，他就将“框架”和“霸权”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讨论媒体、权力组织、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在效果研究领域内，框架分析往往遵从行为主义范式，分析受众接收媒体框架后所进行的心理活动以及做出判断和决策的心理机制，而不关注与媒体框架相联系的一整套政治和文化环境，也没有特别重视权力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有学者批评近年来的框架分析忽视了权力因素、失掉了批判立场 [17]。关于这个问题，本文的看法是，“框架”概念本身涉及多种含义，框架分析是一个多范式的研究领域，应该容许多样化研究的存在和交锋。
学术研究应该具备现实关怀，但是，学术研究不能服从于价值判断，否则就成了道德说教和政治教化的工具，反而失掉了它本身具有的冷静、中立和深刻。从这个角度来看，出色的框架分析，应该直面数据和资料，提供深入的解释，而不必执着于批判或保守的研究立场。研究者只负责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至于能否从中看出研究者的立场，应该交给读者自行判断。
注释：
[1]原载于《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2]BRYANT J，MIROND.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4，54（3）.
[3]ENTMAN R M.Framing：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1（4）.
[4]钟蔚文，等.新闻的框架效果//臧国仁.中文传播研究论述.台北：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传播研究中心，1995:243-256.
[5]李希光，刘康，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作者们没有解释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数据分析也有不完善之处。在后续研究中，作者之一李希光明确了框架分析对自己研究的影响，参见李希光等人的《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一文（载于《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1期）。
[6]GOFFMAN E.Framing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 & Row，1974:21.
[7]GITLIN T.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un）making of the new lef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6-7.
[8]PAN Z，KOSICKI G M.Framing analysis：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3，10.
[9]TUCHMAN G.Making news：a stud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1978.
[10]GITLIN T.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un）making of the new lef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6-7.
[11]GAMSON W A，MODIGLIANI A.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BRAUNGART R D.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Greenwich：JAI，1987，3.
[12]GAMSON W A，MODIGLIANI A.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the nuclear power：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9，95.
[13]PAN Z，KOSICKI G M.Framing analysis：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3，10.
[14]MCCOMBSM，SHAW D L，WEAVER D.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exploring the intellectual frontiers in agenda-setting theory.Mahwah，New Jersey：Erlbaum，1997.
[15]IYENGAR S.Is anyone responsible？How television frame political issu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16]GAMSON W A.Goffman's legacy to political sociology.Theory and society，1985，14.
[17]CARRAGEE K M，ROEFS W.The neglect of power in recent framing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4，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