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似乎特别寒冷，一场猝不及防的非典以排山倒海之势瞬间肆虐全国。北京一下子成为非典的中心，到处弥漫着一片恐慌气氛。这时，我却得到一个机会，借调到工总行工作。
记得总行人事部给我打电话时问我，北京现在非典这么严重，还想来吗？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由于历史原因，工行除了北上广地区以外，其余地区由于不良*款贷**的居高不下均处于亏损状态，基层基本都没什么福利，东北等以重工业为主的地区连发工资都很艰难，有这样一个机会，怎会放弃呢？由于非典的影响，我的借调函在6月初才发，到了北京，还被隔离了一个星期才正式上班。
工总行位于西单金融街，集中了包括总行、中行、中国联通等许多大型央企的总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个个装修得富丽堂皇，令初到北京的我目不暇接。我去了后在营业部工作，跟着支付结算小组学支付系统操作，其实就是商业银行的清算，但由于工行刚刚上了综合柜员系统，在国内商业银行领先实现了实时结算，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非常高，每天到下午4点人行支付清算系统关闭前半小时，是这个小组最忙的时候，要把系统里所有排队的支付业务都处理完毕提交人行，就见录入的录入，复核的复核，领导还要负责最后盖章，三个人争分夺秒忙得团团转，紧张程度一点不亚于电影里股票交易所的场面。
我在这里跟着他们学了一段时间，发现这里的支付金额非常大，上亿的金额非常普遍，有时总装备部、朗讯、中国联通等大机构对下面分支机构的支付往往动辄几十亿，这些业务只有通过强大稳定的工行的支付系统才能顺利下发，人行也比较信赖工行，支付量非常大，因此这个岗位的工作也非常繁重。很多资金在下发的时候只能下发到当地的人行中支，但是到哪一个中支，却要依靠经验和常识再加上在系统里查询行号前几位才能确定，碰到一些偏远地方，就很难查询到。我跟着经办的一个女孩学习，她是北京分行借调来的，听她说前任就是把一个亿的资金转错了，要不是对方后来退回来，吓得不轻。
那个女孩刚刚转正，脾气很大，对我从来也不耐心去教，只有一次她下午要请假，临走前把工作给我讲了一遍，但由于缺少实操经验，我那天下午搞得晕头转向，借贷方记得一塌糊涂，结果第二天事后监督打来电话，一张一张传票和我核对，总算对付了过去。
时间长了，那个女孩和我聊了一些私事，从她那里知道原来这工总行转正也是相当麻烦，她大概也把我当做了想留在总行吧，就给我描述转正前钱多么多么少，总之转正和非转正差别特大，其实我来这里并没有冲着要转正留在北京的意思，对她所说的也没特别在意，但她那种因为自己是正式工而对我这个从西安借调来的所谓“临时工”居高临下的态度，再加上因工作繁忙经常表现出的暴躁情绪使我很不舒服，因此虽然领导指定我跟她学习，我实在也没有什么心情和主动性，再加上没有工号和多余的电脑，我每天只是当个旁观者，看他们忙得热火朝天，不是在本子上乱画，就是对着工行营业部大厅的几丛昂贵的定时喷负离子的竹子发愣，有关这竹子的高贵待遇也是那个女孩告诉我的，记得她耸着高挑的眉毛说：“这竹子可金贵呢，这喷的负离子，一次几万块呢”，言外之意是工总行的竹子都比非总行的竹子值钱。每天下午四点那些负离子喷雾总会准时洒到这些竹子上，每次当那些昂贵的负离子细雾缭绕之时，我总在想，这钱应该够我所在那个不良*款贷**率高达80%的基层支行平时花好几个月了。
工总行正式职工每个人都有出入证，别小看这小小的牌子，进大门、办公室和吃饭都得用它，有没有这个牌子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地位，若干年后我读到央视那些白岩松、朱军等人在央视当临时工时，因为不具有这个牌子、每次进出央视都要人领的辛酸往事，才明白原来外地借调人员在央企遭受的歧视待遇不是我一个人经历过的。由于我是借调人员，有出入证，进大门还没问题，但进营业部大厅就不行了，因此每次都要等有人进去的时候跟着溜进去，如果等好久没有人进去，就要跑到大厅让他们把卡递出来，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才算见证了人间百态，世态炎凉。记得有次有一浓妆艳抹的前台人员闲坐着，就问她借卡，谁知道居然遭到婉拒。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慢慢有了些人情世故的经验，开始明白为什么人家对我这么冷淡，大约也是因为我不愿意放下身段主动去讨好别人的原因，假如人活泛一点、嘴甜一点，是不是也可以改善一下处境呢？大约在北京人眼里，我一个外地的，就该表现得卑微一点才显得符合身份，但是我恰恰是做不来的，因此付出和得到的待遇也是对等的，我也就释然了。
营业部总共几十人，在这里久了，慢慢也发现营业部的人也分为正式的和临时的，像刚才所描述的拒绝借卡的属于临时工，他们是社招的操作人员，而其他岗位的则属于正式工，这里有名校毕业分来的学生，有借调后转正的那位趾高气扬的“师傅”，最低也是各省省行领导子女，估计多少都有点关系背景，因此个个都比较牛，领导也较少批评大家，因为别看是一般人，说不定人家背后就是谁，平时工作上也很少说话，各干各的活，下班走人，中午吃饭也是各走各的。和大家熟悉了以后，我和一个临时身份的姓张的女孩走在了一起，每天我们俩一起吃饭，后来有次工总行要去白洋淀排练十一节目，我们俩也坐在一起，我回到西安以后，在白洋淀照的照片也是她寄给我的。
作为一个临时借调人员，如果仅仅是收入上的差异和表面上的卑微也倒罢了，关键是干一样的活，我没有想到还会遭遇更深的歧视和不平等。记得有次姜建清行长来视察营业部，由于我和他们穿的工装不一样，居然让我和一个人大的实习生出去坐到领导看不到的地方，那次我才彻底有了种二等公民的感觉。
不知不觉中，西单的银杏树叶开始变为一片金黄，北京已经进入了初秋，在《北京晚报》的头条《一场秋雨考验京城交通》中，开始觉察出京城渗人的凉意。由于各省借调人员住的民族饭店费用太高，一月光住宿费都高达2000多，对于当时我所在的那个财务拮据的支行来说，相当于一笔巨额开支，我只好住到五环外的弟弟家，每天6点40就从家出发，先坐几站公交到上地，再倒两次地铁到复兴门，来回路上要花三个多小时。记得有天下班，我碰见一个本省的借调人员，由于借调渠道不一样，他们可以住在鼓楼大街的宿舍，在北京十月已经略带寒意的秋风中，遇到同乡，诉说着自己的委屈，万没想到眼泪不争气地就下来了。回到家以后，居然伤风病倒，第一次离家在异乡漂泊，既没有人来嘘寒问暖，也没有人端水送药，饿了就自己一个人起来煮了碗方便面。回想在西安，我一路从小到大都是众星捧月的公主，即便后来进了工行也是正式职工，只有我藐视他人的份，哪还有被别人如此踩踏的份，既然北京不相信眼泪，那我和它的缘分就到此吧。
离开西安来到北京，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在哪里，但每天仍然认认真真上班下班（虽然无事可干），很有种漂泊的感觉，但这北漂的日子也并不是没有温情，营业部总会计师，对我写的一手好字非常欣赏，经常拿着我手工写的凭证仔细端详，并把我叫过去说：“这么漂亮的凭证，让那些人看看，写得什么呀！”他经常和我闲聊，并对总行对借调人员和正式人员的差别待遇鸣不平，后来还推荐我和他的邻居、陕西老乡、会计结算部总经理联系，我离开后考上西安交大，毕业论文搜集数据时原总还在陕西分行找人为我提供了部分数据，那篇论文在我的内审导师那里居然得到了高度评价。在那段日子里，我每天依然保持着在西安家中的状态，每天打扮得整整齐齐去上班，后来我离开后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还说对我印象非常深刻。2010年我在北京开会，刚好在工总行对面，我想过去看看过去的同事，我很顺利地就溜进了大厅（因为西单储蓄所就面对公众开放，一般人不知道从那个储蓄所就可以直接进入总行），但却发现营业部门上贴着已搬走的告示，由于世事久远，音讯相隔，已无法联系上当年的同事，我在大厅转了一圈，看到当年熟悉的大厅、大理石地面、竹子还在，物是人非。去年因一个同学在工总行的关系，联系到当年的总会计师，他现在是总行运维中心高级经理，聊了聊过去现在，感慨一番。
2003年还没有北漂这个词，很幸运在那个年代还时尚了一把，当了一回北漂，体会到了一番北漂的滋味，也算青春的一次折腾吧。时光无情，人心永驻，祝那些昔日的同事幸福安康，愿那段逝去的岁月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