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全宏荣新浪博客2009/06/12
我是1984年参加工作的。当时，中国政治正处于春寒未消时期，改革开放实施不久，农村土地责任承包正在全面铺开；工商个体户刚出现，少之又少；人的思维、社会习俗等都还在延续之前的，还在*革文**的惯性中。新与旧的冲突很明显。
毕业分配时，正赶上国家下发了“师范生不准改行”的规定，我来到了茅洞桥，到县六中教书。当然，学校对我们很重视，在我们报到之前，房子、床铺、办公桌等已准备得好好的。蒋校长为了把我们几个人要去，在县里待了整整的一个星期。
那时的大学生很抢手，一些单位半年前就来学校要人了,大一时，我就陆续发表了一些小文章。毕业之前原本定好去电视台的，广电局在我毕业时把行李都拉了去。这下好了，又回到了这个偏僻的小镇（那时还不是叫镇）。蒋校长的热心，让我觉得感谢或不感谢都不是，真有点哭笑不得。
我接了高二两个班的语文课，还担任了九个老师组成的语文教研组的组长。就这样，我开始了工作的第一站——六中的教书生涯。
既来之，则安之,要么不干，要干就得认真，这是我的信条。
我住两间瓦盖的红砖平房，房子很宽很敞亮，地面没盖水泥是泥土踏成的。墙角,床下，有好几个老鼠洞。一次，我与几个学生从床下的那个洞中，挖出了六只老鼠，每只约有三四两。
不过，我来六中工作，我的母亲是高兴的，赶集时可来这坐坐，好像还很荣耀的。她时不时笑着问：“孩子，你没觉得委屈吧？比家里好多了是不？”我分工时，她一元三角钱的车费都拿不出，卖了两只鸡东拼西凑才让我去县里报了到，她这样说，其实是怕我觉得委屈。我说：“你放心，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儿子都不委屈。在苦水中泡了那么多年，我还怕吃苦吗？这不苦，是幸福。”小时候，母亲就宠容我的，我的抢白她很开心，她笑了。
说来说去，也确实没什么过不去的。从农村来的，吃了国家粮，还有工资拿了，怕什么？我们几个新分配去的人没几天就眉笑眼开了，各人快乐着各人的快乐。不过，有一件事确实让校长和老师们大伤脑筋，那就是男老师找老婆。
改革开放前，到处叫喊“要缩少工农、城乡差别”，但中国人都知道口号越响亮喊得越多，其中的问题就越多，说是要宿少差别就说明差别很大。爱情与婚姻毕竟不全是等同的，刚从农村来，又去找农村老婆，打死也不干。找不到有工作的，找不到漂亮的，找不到聪明的，找不到自己喜欢的，这些都没关系的，即便是智力残疾身体残疾难看得看都不想看的也不要紧，只要是吃国家粮的就行。文学作品中新时代陈世美“高加林”就是这时期产生的。我们来的都是清一色的男青年，前面还有*革文**遗留下来的77年后才考上大学的大龄青年，他们有好几个还没找老婆的。
按文化习俗、生活习性，茅洞桥的区域与原来的茅市区公所管辖的大致相当，与现在的茅市、柞市两镇管理的行政区域差不多。中心区域茅市街其实也就是一条约二百米长的小街，是区公所和原来的茅市公社所在地，离衡阳市约五十公里。那时，有早晨九点和下午三点的班车连接着市里。中心区域向北大约八至九公里的一个叫柞树凹的地方有个集市，是原来的柞市公社所在地，但那里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外，没有吃国家粮的居民。改革开放前，区公所下设五个公社，管理着八万多农民和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茅市街住着二十多户吃商品粮也叫国家粮又叫城镇居民的人家。街道两边是房子，除了供销社、食品站的几栋二至三层红砖房外，其余都是建国前遗留下来的老砖瓦房。房子靠街的一面是木板框成的，既是门又是窗，是可活动的铺面，日子久了，成了被火熏的颜色，黑黑的，陈旧而苍老。我的家离茅市街有三公里，小时候，我常在街上转悠，镶嵌在我记忆中的茅洞桥，好象是那个样子。
除了区公所和供销社、食品站、学校、粮站、区医院外，茅市街和柞树凹两个大集市所在地再没较大的单位，即使有一些，也是这些单位的派出机构或者说是分支机构，吃国家粮的女性很少。我们去时，倒还有些知青返城的、父母退下来顶替“接班”的、考上中专中技分配去的女青年，但数量太少，都成了宝贝。
六中，在离茅市街道半公里之外的一座山坡上，农民、粮站、茅市公社的那些零星稀拉的房子，把六中与街道连成了一线。六中是县属高中，这里的最高学府，高学历的人都汇集在这里。我在那里的时候，学校没一个没结婚的女人；上讲台的女老师只有一个，叫吴英，当时正怀着孩子，挺着大肚子走来走去，好漂亮的。蒋校长为稳住这支队伍，可谓煞费苦心，他不但要摸清周边单位女青年的情况，还要摸清即将毕业的、吃国家粮的女生的情况，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叫老师去追那些女学生。一些大龄老师常往街上跑，特别是爱往供销社、粮站、医院、食品站跑。哼，还算有效果，也跑成了四至五对。不过，有的老师没跑回来老婆，却跑回来不少笑话，这些笑话从供销社那些没读什么书的营业员的嘴里出来，很难听，把我们老师说得一无是处。
有个叫凌奇峰的，教地理，专业知识很好，知识广泛，学生很喜欢他。他教的是地理，却老是喜欢讲物理学中的惯性运动，而且把物理惯性比喻到社会、人性中惯性，讲得有声有色，生动有趣。课讲得好，并不等于爱谈得好。那时老师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凌老师在街上转悠了好几年，老婆没转悠回来，倒是转悠来了一些难听的笑话，供销社那些女营业员说的，大多说的是他。
“不行，坚决不行！”一次中饭时，在教工食堂里，我敲着桌子说，“不准任何人没事上街转悠，到供销社去找什么女人。”凌老师问：“那我呢？你们年龄小，我已28岁了呀。”“你也不行。”我说：“太影响形象了，我们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是老师，你知道吗？人家看不起，难道自己也看不起吗？”现在想起我那时的霸道都觉得好笑,我黑着脸：“没事的话，平时在校内打球，星期天跟全宏秋学跳舞。全宏秋不是在什么宣传队里跳过舞吗？还大学生呐，连交谊舞都不会，怎么行？”其实，我的跳舞水平到现在也不怎么样。
许多时候，决定能被自觉执行，不是来自于权力，而是来自于共识。这是我在六中体会到的道理。食堂里的这个决定，被同事们默默地执行着。
八十年代初，跳交谊舞开舞会是新鲜事，在茅洞桥更是奇闻。几周后，全宏秋笑嘻嘻地对我说：“舞，没几个学会，茅洞桥却是炸开了。”“怎么回事？”我急问。“现在茅洞桥到处在传说:六中有周末舞会。不知是好还是坏影响。”“你别管好影响坏影响，只要有影响就行。”我兴奋起来了，激动得语无伦次。我说：“肯定是供销社那几个长舌头女人传的。跳跳跳，跳什么？只要能动几下就行了。等下，你和我去找尹同军、尹文清、凌奇峰他们，星期天去全顺国家，要他老婆给我们做饭吃。把欧阳彬，还有粮站、医院、农技站、农机站的那几个去年来的、有活动能力的大学生找来，我们一起好好策划，我们可以搞一个像样的周末舞会了。”
尹同军说是要考研究生，正在学日语；尹文清是斯文得很难说话的人，做什么请了他，他跟着你去，不会轻易反对或赞成什么；我呢，直到现在都是动口不动手的人，说说可以，做却不行。一切准备工作、联络事项都落到了全宏秋、凌奇峰的头上。好在这两个人还内行，特别是全宏秋，精细而且具体，什么彩纸、彩带、彩灯、录音机、磁带等等，不知是从哪里搞来的，一样样清清楚楚，全都弄齐了。全顺国和欧阳彬也是学校分配来的，他们呢，积极得很，不但发动了供销社，还串联了邮电局、汽车站等单位的男男女女。“只来人，怕还不行，还得有会跳的，特别是要有会跳的女人。”我盯着尹同军说。尹同军很聪明，心领神会。他有两个女同学是卫校毕业分配在区医院的护士，那时的中专生也是百里挑一的，属于高智商的那种。就这样，尹同军没办法去了几次医院。
说是舞会，其实不全是，会跳的太少了。看的多，跳的少，敢到舞厅里来的少，挤在门外、窗外看热闹的多。附近农民也来了，他们都是来看西洋镜的。舞会没有冷场，应该得益于我事先对形势的估价。吴英、袁谋发、赵明利的老婆等会唱歌的，都单独有演唱。歌舞相间，还尽显风采呐。
这里要特别说的还是凌老师，他又是唱又是跳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赢得了满堂喝彩，真是才艺尽显、风流无限、神采飞扬啊。
舞会是搞了一次，可我的“阴谋计划”却没有实现。准备了好些天，忙碌了好一阵子，一个晚上的热闹就结束了，我们还得回到学生中去。热热闹闹的那场舞会，没有改变任何事情，也没有给我们中任何人带来实际性效应。校园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寂静安宁而又书声琅琅，淡漠单一却又生龙活虎。老师们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去。如果说，一定要从这次舞会中寻找到什么效应的话，倒是有两件事可以说说，这两件事多多少少还与我挂了点边儿。
第一件事是，那次舞会后，尹同军的两个女同学有事没事来看尹同军的次数多了些，悠悠扬扬的，游来摆去，差不多成了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尹同军的笑容多了，也主动与人打招呼了。别人问他是其中的谁，他总是笑而不答。一次，我同他说起了这件事，问他是哪一个?他却说：“两个都比我大，比我大二三岁呐。”“那算什么？亏你还是个知识分子。”我说。“嗯，我帮你做个媒怎么样？”他问我：“那个谢怎么样？”他说叫谢什么凤，我忘了。我摇晃着脑袋微笑着说：“不错呀，漂亮。花一样鲜艳娇好的面容，柳一样纤巧阿娜的身姿。”“那好，明天我就去说。”他来劲了：“你们肯定成。”不知道他是没说还是他说了人家没同意，总之，慢慢地就没戏了，他那两个女同学来得少了。从那之后，我再没遇到过那个谢姑娘。如今算起来，她也应做奶奶或者外婆了，要是能遇到她，我一定要告诉她：她的老同学尹同军先生，在那个时侯的那个地方，差一点儿就把给她卖了。
第二件事是，陈书英给我说了一个姑娘。陈书英是袁谋发的老婆，袁谋发比我早一年来六中，他是我大学、中学时的准同学。他高高个儿，白白净净的；一展歌喉，余音绕梁；他可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男美**子了。好一个袁谋发，能谋能发，他到六中不到一个月，就找了陈书英，不到三个月就结了婚，好在陈书英是个爽直开朗的人。陈书英在供销社中心门市部工作，嫁了一个农村来的、又是作老师的袁谋发，被姐妹们贬得了不得，她却还装作不知道，象得了个宝贝似的整天傻乎乎乐呵呵地高兴着。
陈书英特地找到我，认真地问我：“我们门市部布匹柜的那个叫王爱娴的，你认识吗？”“认识啊，不就是抗日时逃过来的那个香港人的女儿吗？”我答。她问：“那个妹子怎么样？”“不错啊，好靓的。”“她很喜欢你呐。你们那天搞的舞会，她也来了，只是没进去。她说你很有水平，很有能力。”“是吗？人家随便说的，你别当真。”我说。陈书英急起来了：“是真的啦，她是真的喜欢你呐。她是财校毕业的，学财会的，她家没背景才站柜台的。你要没意见，我明天就带来。”“你可别。”我说，“陈书英小姐呀，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你没听到你们供销社姑娘们把教师叫什么吗？叫教书匠，还不够，还在前面加了一个‘穷’字，叫穷教书匠。你们单位的那个小陈，对，就是我们学校食堂里陈师傅的女儿，她原来不是小学教师吗？她可是找了不少关系，才被照顾提拔到你们单位做营业员的呀。你自己受了袁谋发的蒙骗，嫁了个穷教书匠，怎么还要你的朋友走这条路呢？你看，那些公社、区里的干部们的儿子们，他们多牛啊，作司机，做采购员，比老师强多了。你就要她嫁给他们中的哪一个吧。”陈书英被我抢得两眼发白，气鼓鼓地撇着嘴走了。爱，这次肯定是没谈成；但婚姻有时还真说不清楚，那个叫王爱娴的，五年后还真的成了我的妻子。不过，那时我已是县政府的官员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
话还是回到我们的婚姻上来吧。一天，全宏秋过来告诉我，说凌奇峰老师跟食堂里陈师傅吵架了。吃饭就吃饭，怎么吵架了呢？全宏秋告诉我，起始是凌老师在食堂里搞“讲座”，说供销社、食品站、粮站等单位，是什么第三产业，是服务业，现在牛气，只是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管理惯性而已，不久就会被个体户代替，陈师傅不同意他的看法，很恼火，两人就这样争吵起来了。我猜想，凌奇峰可能是追求供销社、食品站的哪一位姑娘没成功，全宏秋同意了我的看法。后来，我与凌奇峰聊天时证实了我的猜想。
“你想想，你的这种高水平，你的这种超前思维，茅洞桥有几个姑娘会听得懂、会欣赏呢？她们不骂你神经病就是怪事。”我对凌奇峰说，“你应该找一个，能听得懂你的语言的女人。”凌奇峰垂头丧气：“到哪儿去找呢？”是啊，到哪儿去找呢？我问他：“你大学同学里，有哪个姑娘未嫁吗？”凌奇峰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他又突然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喜地对我说：“有有有，还真有一个呢。”他连忙打开办公桌，拿出相册，翻出了他的那个女同学的照片，放在我的面前。“不错不错不错，漂亮而且有气质。”我也激动起来了。我高兴地说：“那就是她了。”凌奇峰听我这么一说，又变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又摇了摇头，心情降到了最低谷。
凌奇峰告诉我，那个姑娘姓邓，在她老家县里的一个中学教书，家庭条件很好，都是吃国家粮的，父亲还是县财政局的股长,毕业时与县里的一个什么干部谈了一段时间，因那个干部没读多少书，没多久就分手了。我一边听着，一边继续欣赏那位邓同学的照片，我想从照片上找到更多的东西。对，我还是找到了，等凌奇峰说完时我说：“什么都不说了，就是她。”凌奇峰惊疑地望着我，我没理他。我说：“看女人，关键是看眼晴。这姑娘天生一双慧眼。她贤惠、善良，平静的外表下，捂着很深很高的智慧。你如果不试一试，会是一生的遗憾。”我继续说：“她同不同意是她的事，你试不试是你的事，你连试一试都不敢，就太没男子气了。”“那怎么试这么探呢？”凌奇峰想听听我的办法。我说：“你们毕业几年了吧，先写一封一般同学的、很普通的问候信，看看反应后再说。”
凌奇峰成功了。不到一个月，邓同学到我们学校来了。我们年青老师以少有的热情接待了她。我们要凌奇峰偷偷地带邓同学到茅洞桥街上去走几路。凌奇峰也不负众望，带着邓同学从街头到街尾，来来去去足足走了四五个来回。邓同学先是没搞清楚，回来后直抱怨说太累了，后来，听我们把实情一说，笑得直不起腰。
我在六中只工作了一年，严格说只有九个月。我是先年九月去的，第二年六月就被一纸调令调了出来。蒋校长事前都不知道，他还跑到县里闹了情绪。在那里工作的时间虽不长，但我取得了两项成绩:一是被评为出席县的先进工作者;二是在全市（地区)高中作文教学比赛中，得了二等奖。
离开之后，对那里后来发生的故事，我知道的是很少了。不过，与我一起去的、这个故事中说到过的几个人，他们后来的大致情况我还是可以告诉各位。
凌奇峰，在我出来的那一年，就调到他老婆那个县的一所省高级示范中学。没过几年，夫妻二人又调到东南海滨一所知名大学，两人评为教授已经多年。凌奇峰在地壳板块构接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很大的进展，好些论文发表在国际知名杂志上，得到了行内的高度赞扬，可称得上是国际学界的知名人士了。
尹同军，尹文清，是第三年离开六中的。尹文清不是被调、是自己“三不要”走的。他去了云南的一个国家大型农场，找了一个云南姑娘安家落户，由历史专业改学法律做律师，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可称得上是云南律师行的知名人士了。尹同军被调出之后没几年，又被官派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一个很漂亮叫蒋连梅的姑娘，是美籍华人后裔，被他蒙骗后做了他的老婆。他们在美国结的婚，回国后在一个中等城市定居。蒋连梅在检察院工作。尹同军是两栖动物，既搞学问又做行政，最近几年出版了好几本理论专著，在国内行业中很有名气。此外，他在他生活的那个地级市里任局长已多年。
袁谋发被评过国家级优秀教师，当过省高级示范中学的校长，现在是某县教育局的副局长。陈书英早已离开了供销社。她的工作随袁谋发调动而调动，此女子，一直伴随在袁谋发的身边。
全宏秋还是坚持在茅洞桥工作，迄今为止已作了十多年的副校长、校长，他老婆是六中的学生。要多说几句是：那个妹子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漂亮女人，如今她儿子已上高中了，但同十八岁的姑娘还是可比比的，她亭亭玉立，丰姿卓约，能歌善舞，一点三通，聪慧过人。全宏秋上她的课没？全宏秋是她的班主任吗？我没去证实过，但可肯定：一个是六中的老师，一个是六中的*生妹学**，这是100%的事实。
在我们离开茅洞桥不久后，供销社的全顺国和欧阳彬也相继离开了茅洞桥。全顺国在某县级市任纪委副书记已多年，欧阳彬在某省的一个职能厅里任纪委副书记。
医院里同我们一批去的那些人中调出来的也不少，有任卫生局局长副局长的，也有任相当于县长、县委书记职务的。我们这批人中也有改作企业的，他们做得都很不错。
我出来得最早，工作岗位变换多，就混到现在这个样子：给你们讲故事，学着做网络写手。
我的兄弟姐妹已全部离开了茅洞桥。在我成家之后不久，我的父母就跟我住在一起，几年前相继去世了，他们安息在老家，因而，我每年都得去茅洞桥。
现在的茅洞桥，已不是我们年青时的茅洞桥了。我只能告诉你三件事：
一、茅洞桥现已分开为茅市、柞市两个镇管辖，两地的两条街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柞市街道的变化暂且不说，茅市街道由原来的一条街已变成了十条街，原来的老房子不见了，全部是三至五层的红砖水泥房。每十分钟有一趟车往返市里。人口由原来的几百人发展到现在已有一万四五千人。由于仙女湖（甘斗冲水库）、云栖湖（斗山桥水库）、茅洞桥河及其三大发源径流沿岸等地的自然风光带建设的逐年推进，增福堂、字纸塔、盐茶古道等历史文化景点的逐步修复与开发，道路、宿营地等乡村旅游服务设施日臻完善，外地来旅游观光的人日益增多。茅洞桥地形西高东低，是典型的山区、丘林相结合的地貌，景点众多，风景优美。茅市、柞市两街店铺林立，商业繁荣，人来车往。
二、供销社、粮站、食品站等单位，正如凌老师，不，是凌奇峰教授预言的那样——名存实亡，大部分资产已向社会出售，人员已解散。也许是惯性使然，也许是为规避改革的矛盾，这些单位在工商管理部门并没销号，都会有一些叫“管理人员”的人守着，他们靠留下来的那几间门面的出租收入发工资过日子，继续依恋并享受着改革前国营、集体企业“工人阶级”的光荣和待遇。这些人中那些即将退休的老人是经历“*革文**”过来的，他们思想固化但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年少的是年长的那一类人的子女，大多是“接班”、或因特殊就业政策、或因权力关系才进来的，你改革要他们不要“铁饭碗”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命。
三、六中的教学规模、老师和学生的人数，已扩大了好几倍，房子全换了新的。
几天前，全宏秋来我家闲聊，我特地问了六中老师的婚恋情况，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脸愁容，然后告诉我：“现在，六中那些年青的男老师只有爬在桌子上过日子了。”我不解，好好的要爬到桌子上干什么？他说：“茅洞桥有上千姑娘深闺望月、待字家中，衡阳市的其它地方的还有不少，她们明里暗里都在盯着六中年青的男老师。你想想：这些男老师还能下地吗？下地不会被那些姑娘们活捉活拿吗？”
真逗，我们都笑了;激动喜悦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在眼框里涌动。
（注：在文章中作者有两个处理：一是涉及人员中有些人用了化名；二是为避对号入座,在不影响其真实前提下的个别小事情有张冠李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