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其实，大清朝也有过一段“不差钱”的美好时光。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努力，清政府每年的赋税收入，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3200万两左右，渐增为18世纪中期的4300多万两。在农业社会里，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体现了“康乾盛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
相应的，清廷的国库存银也水涨船高。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国库每年的白银储备都保持在6000万两以上。其最高点是乾隆四十二年，竟达81824044两，大体相当于清廷两年的岁入。如此雄厚的家底，自然也成就了乾隆这位“风流皇帝”。他在位六十年，六次南巡江南，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孔庙，七次东巡，两次巡游天津，一次登赏嵩山，一次游览正定，多次秋狝木兰、避暑热河，并且大兴土木，修建避暑山庄，修建圆明园，其中哪一桩不是动辄数百乃至上千万白银的开销！
可惜到了道光皇帝即位时，清朝国势早已由盛转衰。最先意识到这一变化的是龚自珍。他在嘉庆末年（约1820年）就已明白指出：“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不言而喻，清廷的国库存银比起乾隆年间也已经少了一大截。乾隆帝让位时（1795年），清廷库银尚超过6900万两，而到了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四年之间，平均每年库存不过2716万两左右。考虑到一场类似张格尔之乱的中等规模的战争就会耗费上千万两的战费，就可以知道这个数字的“渺小”了。更何况，这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存银数还会更低。譬如自嘉庆五年以来，户部银库一直未清理，到了道光二十三年盘查时，发现居然亏空925万两之巨。这即是说，库中实际存银比账面少925万两。这样一来，一旦遭遇突发事件，清廷国库能够拿出多少钱来救急，就显得更加可疑了。
《平定回疆战图册· 午门受俘仪》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主要还是由于收入趋于下降而支出骤然增加。在*片鸦**战争之前，清代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以农立国，以农为本，视工商为末，所以财政收入中一直以地丁漕粮为大项。而为了保护农业生产，便不能任意加增田赋，田赋数额相对稳定，关税盐课亦有定额，其他杂税数额更少。于是道光一朝每年财政收入大致是“地丁杂税银三千三百三十四万八千三十四两，监课税银七百四十七万五千八百七十九两，关税银四百三十五万二千二百零八两，通共四千五百十七万六千一百二十一两”。表面上看，这个数字与乾隆盛世时相差不大。问题在于，道光年间，由于吏治的腐败与天灾的频发，“岁入每年多有缺少。”其中尤以占财政收入最多的地丁银缺少更多，“地丁各款全完省分甚少⋯⋯拖欠有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两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