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云帆（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苑苏文
去年10月份，一则名为《小红帽：一百块钱都不给我》的视频在网上走红，但视频中两位当事人在那之后命运迥异。
其中，视频中谴责“炮友”抠门的“小红帽”成为网络红人，与娱乐公司签约后，发行了正儿八经的单曲MV《百元歌》，而在另一面，被谴责黑衣男穆易（化名）在视频流出后一直隐藏的“同志”身份被曝光，遭公司解雇，
22日下午，穆易以侵犯平等就业权为由状告原单位一案在深圳市南山区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官并没有当庭宣判。
“小红帽”演唱被包装后的“一百块神曲”
“被骗了”
网上疯传的“一百块都不给我”视频显示，在大街上，现场“小红帽”情绪激动，不停对警察和围观群众说控诉“黑衣男”穆易。
“他把我叫过来，把我玩了，连100块都不给我，这种人好恶心，好坏的”。而穆易面对镜头则较为羞涩，指对方“你丢不丢人”。小红帽则不依不饶，用尖细的嗓音连称，“玩都玩了，一毛钱都不给”。
视频一出，“小红帽”夸张的词语和表情引来无数网友围观，“１００块都不给我”甚至成为网络热词。不少网友认为，“一夜情”连一百块钱都不给，觉得“黑衣人”人品很不好。
网上一边倒的议论和谴责让“黑衣人”穆易感到精神紧张，随后被工作单位辞退更让他感到“受伤”。“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但没想到会成为我噩梦的开始，况且，事情的真相根本不是“小红帽”在视频里说的那样”，他告诉记者。
据穆易回忆，2014年10月份，他通过一个交友手机软件约到一位“同志”网友去旅馆开房，但见面后却发现自己“被骗了”。 “一看就不是真人，他在网上简历里的照片都是假的。”穆易告诉记者，他对用手机在同志圈子里交友比较少，如今还停留在看照片的阶段，“都不知道现在都有视频认证了。”
于是，穆易“非常生气”地要跟这位“同志”退房，但对方要求将房子留给他住一晚，而当穆易向对方索要开房的押金时，对方却以“没钱”为由拒绝，于是他决定自己把房子退掉，准备走人。
但对方堵在门口，以“大老远跑来不容易”为由，让穆易给他五百元补偿，当发现穆易并不理会后，对方把金额降低到了300元，再次遭到拒绝后，对方开始大声威胁，并声称“朋友就在马路对面，不给就抢你东西。”
两人纠缠到了大街上，穆易拨打了“110”报警，五分钟后警察赶到，于是就发生了视频上两人“掐架”的一幕，并被网友用手机拍下上传到了网上，这导致穆易的亲朋好友，以及公司的领导、同事都知道了此事。
视频截图
穆易告诉记者，视频在网上疯传后，有不少网友给自己发私信表示曾经也被这位“小红帽”用同样的伎俩骗过钱，另外，此事也促使穆易向身边的人“出柜”。但出柜后不到一个月的11月6日，他就接到公司的人事经理的通知，要求办理离职手续。
“我在公司任销售设计主管，工作能力一直是有目共睹的，同事和客户都对我比较信任，但是我这个人比较直，时常吐槽公司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和制度，这可能让人事经理怀恨在心。”穆易称，收到离职通知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理由”。
在穆易的追问下，人事经理的回应是“平时不穿工服不戴工牌，被别的部门的人投诉”。但后来，据穆易说，人事经理和他说了真实理由：觉得“小红帽”视频引发对公司影响不好。穆易说，“这是歧视。”
对簿公堂，录音为证
被解雇后，穆易一纸诉状，将原公司以侵犯平等就业权为由告上了法庭。
在庭审现场，被告方深圳装修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修艺）提交了包括穆易劳动合同、离职单等4份证据，并指出，原告方的劳动合同是与深圳炫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炫维）签订的，而非装修艺，认为原告的起诉对象有误。
表示自己并不是雇主后，装修艺的代理律师才开始否认是因性取向辞退穆易，在代理律师出示的穆易的离职单上，写有因“个人处事”离职的内容。
然而，原告代理律师刘潇虎认为，对“雇主”问题，两公司在招聘、人事变动、对外宣传等方面都有混同，应视为关联公司，原告方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作为起诉对象，也可以追加被告，认为两公司共同侵犯当事人的平等就业权。
对于离职理由，刘潇虎反驳到，“个人处事”的离职理由概念模糊，没有明确地表达离职原因。同时，刘潇虎在法庭上出具了一份穆易与装修艺人事经理李某某40分钟的谈话记录，记录中从27分钟开始到最后，反复多次出现了“同性恋”的表述，并以此为由辞退穆易。
据了解，虽然我国反就业歧视的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出现“同性恋”三个字，但在法律以及中国加入的国际公约中，都对就业歧视有概括性的规定。
根据《就业促进法》第26条：“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经过2小时40分钟的审理，法官最终给出了庭审意见，要求双方在庭审结束的一周之内补充证据和材料。其中要求被告方装修艺补充辞退员工的确切理由，以及两公司之间的关系，人事主管李某某与两公司的关系，原告当事人与两公司的关系；
并要求原告方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打印原告当事人的社保清单、工资发送的银行流水记录单等。作为原告律师，刘潇虎表示，双方需要补递书面材料，法院需要依据新的材料进行研究，原则上会在三个月之内给出宣判结果。
“同志”不再忍气吞声
深圳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阿强（化名）告诉记者，他经常遇到一些“同志”在职场上受到歧视来机构求助的现象，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因为担心打官司会让自己的身份更大范围地曝光，在以前社会包容力还不够强的时代只会让情况更加糟糕。”他说。
此外，阿强还表示，大部分同性恋职场歧视都是“隐性”的，比如，在公开场合谈论同性恋时用“恶心”、“变态”等字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大谈同性恋不讲伦理道德，在获知某员工性取向后故意疏远、背后指指点点。
另外，未“出柜”但是不愿走入异性婚姻的同性恋者也时常感到压力重重，因为会在职场上被当做是不愿意承担责任、不够踏实的典型，错失升迁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隐性”的歧视很难取证。阿强告诉记者：“不让你在这里工作会有上百个理由，找不到理由证明解雇与性取向有必然联系，维权不容易啊。”
阿强谈到，老一辈的“同志”更愿意隐藏自己的身份或者走入异性婚姻“遮人耳目”，但是随着社会包容力的增强和各方对“同性恋”权益的呼吁，年轻一代的“同志”更愿意主张权利，很多人选择“出柜”，他们开始关注如何在职场和家庭中与领导、同事以及亲人沟通，如何为自己争取一个友好、和谐的环境。
“我在这里（深圳市同性恋亲友会）已经10多年了，现在的同性恋者从忍气吞声到主张权利，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阿强说，从去年“同志”起诉百度到“穆易就业歧视维权案”，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关注自身权益受损后的维权。
“不管最后判决结果怎样，这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穆易的维权意识与行动本身意义非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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