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律芽 ，作者刘晓笑
汪大同律师，中学时期留学澳大利亚，本科在悉尼大学取得法学与会计学的双学位，随后又在墨尔本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北大毕业后，汪大同得到了高伟绅（Clifford Chance）律所香港办公室的聘请，处理资本市场方面的业务。三年后，他加入金杜（香港）律所的基金组，而后转入其美国资本市场部门。2019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汪大同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攻读美国的法学硕士学位。
想知道这位兼具中美港背景的律师更多精彩的故事？想知道在顶尖律所如何应对极端工作压力？想知道斯坦福的学习生活状态？那就快点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悉尼中餐馆，洗盘子的大年夜-
与大多数法学生不同的是，我高中到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都是在澳大利亚完成的。最初到澳洲的时候，因为英语不熟练的原因，我很难适应当地生活。当时因为住在亲戚家里，表弟表妹们都用英语沟通，在他们的帮助下，以及从最基础的每天听儿童节目学起，我才在最初的半年里慢慢适应当地的生活。
我打的第一份零工是从16岁开始的，在一家中餐馆洗碗，大年夜晚上也在工作。之后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在麦当劳又打了几年的零工。工作时间一般是周六和周日的早上6点到下午2点，由于住得离工作地点较远，所以周末凌晨4点要爬起来赶公交车。
当时，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之后一定不再做体力活。不过现在想来，对比当时洗碗和凌晨爬起来打工的辛苦，毕业后在律所的工作其实更艰辛。尤其是律所工作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有时觉得洗碗或做汉堡也挺好的。
后来上了大学，相比中国学生遍地的商学院，法学院的中国学生还挺少的。我们那届只有9个中国学生，所以大家挺抱团，关系都挺不错。此外，法学院的学生都是学校中的精英，和这些学生拼成绩，只有靠艰苦的努力，没有捷径可走。
回过头看，现在很庆幸本科可以接受扎实的普通法教育。当时我利用假期修了一些暑期课程，所以提前了半年毕业，在那届年中毕业64人里面排名13。虽然不是很高，但我也算尽力了。
大学时期最骄傲的事情其实是学生工作，大三的时候，我通过竞选成为学生会（SRC）33个议员之一。为了替留学生争取权利，我和其他议员发起过向政府争取留学生获得半价车票的 campaign。虽然我们那届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几代学生代表和学生的连续努力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几年前终于同意留学生购买一定折扣的车票。大学最后一年，因为对学校团体的贡献，我获得了大学工会颁发的 Union Blue 奖章。
-香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在北大读研二时，我分别在金杜和高伟绅律所的北京办公室实习，毕业后，我加入了高伟绅律所的香港办公室工作。
相比在北京的实习经历，香港的同事更加多元化，当时在资本市场的同事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英国、美国、澳洲、新加坡、韩国的律师。有些外资投行客户的法务都不会讲中文，所以需要用到英语沟通的时候比在北京会多很多。此外，如果想完全融入当地工作环境，广东话虽不是必须但也挺重要的，但我语言没什么天赋也没有主动去学，所以现在还是一句都不会说。
除了工作环境和语言外，有一点是一样的，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香港，律师们的工作时间都是很长的。
在香港生活，最大的问题大多来自于住房。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过香港千尺豪宅的梗，这个梗真心不夸张，我当时住的 Studio 只有不到200尺（差不多20平方米），朋友们住的二室一厅很多都只有40多平方米。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点还是很佩服香港设计师的能力的。
-12点下班，今天好早啊！-
当996工作制在国内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还挺非常羡慕那样的工作时间。毫不夸张地说，我极少有晚上12点前下班的情况，所里给每个律师配备的黑莓手机也从不离手。周末一般也要加班1到1天半。但遇到例如上市的 printer session，或者债券发行的宣布交易或者定价日，通宵工作是家常便饭。
高伟绅在香港的债券和股权资本市场的业务能力很强，水平突出，所以每个律师需要承担的项目就非常多，一年需要通宵的次数不少。但这是工作，你必须积极认真去完成。
那段时间，我因为工作时间太长，身体严重透支，当时每天会吃4餐。家门口有个24小时的麦当劳，所以凌晨2点以后下班时，我还会买个巨无霸套餐，要不就会饿得睡不着觉。
这样又会导致身体虚胖，此外加上长期熬夜造成胃病经常复发。后来就变成一通宵加班后到家就吐的情况，这也是我当时决定离开高伟绅，加入工作时间相对好一些的金杜基金团队的原因。但我仍然非常感谢高伟绅给予我的工作和学习机会。
最艰难的时候，我记得是刚到香港，交割一个港股上市项目，当时因为各方的压力以及睡眠时间严重不足，身心都很吃不消，每天都有砸电脑和辞职的想法。但最后我发现，人的忍受能力和适应能力真的很强，在老板和 senior 的带领下，我带着每天都告诉自己再坚持一天的心情最后完成了这个项目。上市晚宴后，我竟然哭了，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感到不容易，真心敬佩仍然在香港奋斗在资本市场领域的律师们。
工作虽然辛苦，但自身业务能力的提高和业务领域的拓展很有价值，此外，得到客户和老板的认可也很重要。我也有机会参加了在业界获奖或极具开创性的项目，比如上港集团10亿美元可交债发行、中铁建的5亿美元可转债发行等。我也在2016年全球最大的IPO——邮储银行港股上市项目上打过杂。
工作的时候，我虽有时也被老板和客户批评存在不足之处，但在项目顺利交割后，老板邀请参加庆功宴并认可我的工作成果时，客户通过微信发来感谢时，是我最感到骄傲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五年后，我回到金杜-
在金杜北京时，我分别在保险业务组和私募组进行了实习，大家都很团结友好。可能因为我是这个领域的小白，组里的律师对我都挺友善也很有耐心。当然，工作时间也非常长。另外，金杜北京的实习生特别多，可以认识很多小伙伴，所以整体而言当时是很开心的，经常和大家在楼下或附近吃吃饭、聊聊八卦。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金杜的总部其实应该在香港。金杜香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文化背景相对复杂一点，因为整个所包含了合并之前金杜在香港的一批香港本地律师，之后和澳洲律所 Mallesons 合并后，又加入了很多澳洲背景的律师，也有之后招聘或调来的内地律师。
我最初进入的基金组，因为大老板和我直属老板都是澳洲人的原因，所以工作风格比较惬意，下班时间相对算早。之后转到美国资本市场部门后，团队大部分都是内地背景，虽然一起工作起来很开心，但因为业务领域原因，工作就相对辛苦一些。
-斯坦福、我来了-
当时想来读书主要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我做了很多年美国证券法相关业务，所以想花时间来美国正式学习一下相关法律。这学期学习的 Securities Regulation 以及 Global Capital Market 确实对自己帮助很大，对之前工作中经常看到的相关法律和术语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和认识，相信会对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之前高伟绅的同事都有申请去美国读研的传统，每年都会有申到诸如斯坦福、哈佛、哥大、芝大等名校的同事，所以耳濡目染也想申请试试。一开始并没有对申到斯坦福法学院抱有什么希望，因为该校法学硕士每年招收的人数很少，但没想到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就学习而言，听说除了我们学校外，另外两家美国前三的法学院，耶鲁和哈佛的法学院可能也是为了减少学生间的竞争，都取消了GPA和ABCD的评级。斯坦福这边，每门课成绩排前1/3的学生可以拿到H，其他都是P。但即便这样，学生之间（尤其是JD之间）的竞争也是相当吓人的，许多同学都为了这前1/3，争得头破血流。
此外，有一点不适应的是我们学校是 quarter 制，也就是说一学年分3个学期。这样虽然和两个学期相比可以学更多不同的课，但每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期末考试的确比较紧张。还有一点不适应的是美国法学院 cold call 的传统，所以上课前需要好好读书准备，不然在众人面前被点名后答不上来是挺尴尬的。
在斯坦福法学院读书还有一点非常大的优势就是选择课程相对自由。由于斯坦福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强势，很多法学院同学都抱着不会编程的律师不是好律师的想法，而选择修“计算机编程方法”这门课。此外，工学院的“创业思维领导力”也非常热门，这学期还请到了阿里巴巴的蔡崇信和 Instagram 的联合创始人 Kevin Systrom 来分享创业经验，干货满满。
由于我法律本科是在澳洲读的，所以不需要完成纽约司法考试要求的课程，可以选择更多其他院系的科目。
另外，因为斯坦福地方较大的原因，还可以选修很多别的学校没有的体育课。这个学期以及上学期我都有选修高尔夫球课，上学期也开始了马术的学习。这些选修课程非常吸引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初级、Advanced beginning、中级或高级班。
再来说说学生活动方面，法学院目前有60多个学生社团，并且JD和法学硕士是一起上课，所以只要主动点，就可以认识很多JD同学。法学院会经常组织一些讲座活动，比如上学期请到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 James Comey，以及这学期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 Jay Clayton。
话说我竟然有机会在学校的一个活动上见到了陆克文。在澳洲生活多年都没能有机会见到这位能说流利中文的澳大利亚前总理，竟然在美国碰到了，当时真的超级激动。
此外，我所住的学生宿舍区 Escondido Village 每周会有好几个社交活动，以及斯坦福华人社团ACSSS也经常组织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认识了许多其他院系的同学，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其中感觉最深刻的是斯坦福学生的创业精神，好像大家不是正在创业就是在创业的路上。立志于在律所打杂一辈子的我，非常钦佩他们。
美国各法学院的法律期刊也是一大特色，我第一次听说这些业界著名的期刊竟然是完全是由学生在运营的，在期刊上发布哪些业界大拿的文章也是由学生编辑来决定。作为法学硕士，我没有机会申请其中最厉害的 Stanford Law Review，但也有幸成为了 Stanford Journal of Law Business and Finance 的一个小编，虽然工作都是比较基础的修改脚注和更改语言，但的确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生活上最不适应的是美国的地广人稀，如果没有车，到哪里都不方便，这和香港区别很大，因为香港完善的公共交通和停车费贵等原因，同事和朋友买车的很少。不过，湾区的天气还是挺好的，冬天不那么冷，夏天也没有那么热。在全美前几的学校中，斯坦福的气候和安全指数可能算是最好的吧。
总的来说，真的很庆幸可以来到这里学习。
-后记-
你知道香港的凌晨四点是什么样子吗？与汪律师的两三句闲谈，我便不由地想到了这句话。
满天星星，寥落的灯光，行人很少。
究竟怎么样，恐怕汪律师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但这没有关系，你说是吗？每天香港凌晨四点仍然在黑暗中，他才下班行走在黑暗的香港街道上。一天过去了，香港凌晨的黑暗没有丝毫改变；两天过去了，香港凌晨的黑暗依然没有半点改变；十多年过去了，香港街道早上四点的黑暗仍然没有改变，但他却已变成了成熟稳健、见微知著、独当一面的资本市场律师。
他15岁时远离家乡，在另一个半球的澳大利亚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从最基础的儿童节目开始学英语。大年三十的晚上在中餐馆洗盘子。工作后来到香港，凌晨下班，维多利亚港的华灯早已熄灭，只有24小时的麦当劳还亮着光。他也无数次地像这24小时的店铺一样整夜午休。唯一不同的是，店里的是三班倒的员工，而他就靠自己。
客户公司终于上市，庆功宴的晚上，他哭了，一个人默默地哭了。含着泪，一再回忆，却不得不承认，岁月如此峭壁如此陡峻，只有些微的罅隙能让人喘息。
汪律师与我的背景相去甚远，听着他的故事，我却被频频带回到自己的记忆中。过去的十年，所有的卑微与狂妄、没落与喧嚣、迷茫与坚定、恐惧与勇气，都不由地涌到到心上。
原来自己曾经过如此不易。
原来他也曾经如此不易。
能说出的委屈，都不算委屈。能哭出的泪水，都不是泪水。能回忆的心酸，都不是心酸。我努力去想象那中环的街角将灭未灭的灯火，狮子山麓将现未现的晨光。我努力去想想他无数个不暇的白天后的黑夜，无数个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可总也思寻不到，他不易的千万分之一。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易，可我却猛然发现，这最不易是，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另外一个人的不易，也没有人能过够分担另一个人的不易。
此刻的你我，想必也一定有这样那样的不易。我们都怀疑过但过来了，我们都绝望过但是忘记了，天亮的时候你哭了还是怎的，你说，我只是太累了但还是笑了。
回墨尔本，沿着大洋开车，吹吹海风，望着十二门徒。
孑行律涯，踟蹰前路。同舟泅渡，不忘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