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秋，东北爆发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烈性鼠疫，大批人员染疫身亡，引起社会恐慌，东北疫情成了世界舆论焦点。
一时间防疫变成摆在东北官府面前的头等大事，而招募医生(主要是"西医"), 成了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紧急之下薪酬极其优厚。
先说点题外话，介绍一下清末"西医"在东北的情况。
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上世纪初中国"西医东渐"最风光的不是广州和上海，而是东北，这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自1861年东北开埠，先是英法，后是俄国和日本，都在东北建立了势力范围, 西医也随之落户发展起来。
1882年，苏格兰传教医士司督阁来到东北营口，第二年在奉天的小河沿开办了一家西医诊所，这是东北西医的起点。后发展成盛京施医院（附设西医学堂）和奉天医科大学，为东北和中国培养了很多医学人才。
司督阁
1903年，沙俄在哈尔滨建成的中东铁路中央医院，是同期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医疗条件最好的西医院之一。
这所医院的历史比协和医院还长
当时东北土洋混居，卫生防疫也成了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日俄就曾多次插手相邻城镇的管理，造成严重冲突。为了应对威胁，也为了便于对外交涉，东北各地方政府成立了卫生机构，聘请西医来管理，开始了"官聘西医"。
1863年，山海关海关医官由英国医生代俪担任，这是"官聘西医"之始；1899年，聘日本人内田镇一任营口卫生局长。之后东北大城市陆续建立的卫生局，均聘西医主持行政。
西医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外国医生；二是留洋学医的回国留学生；三是外国人在中国按照西式教育模式培养的中国医生。无论哪一种属于紧缺人才，待遇非常高。
1904年，"奉天官立卫生医院"成立，这是东北第一家官办西医院，盛京将军 增祺 致函直隶总督袁世凯，请求支援几位西医。袁世凯指示北洋陆军军医局办理，选调了三位：汤富礼、王恩诏、姚启元。汤富礼出任医院提调医官（业务院长），王恩诏和姚启元充任医官（主治医师）。医官的薪酬是每月250两白银（含50两地方补贴），而同期奉天警察总办的月薪才是200两。
西医高薪是一方面由于此时洋医生比较多，需比照他们在外国的薪酬水平；另外西医数量不足，各处争相聘用薪酬高企。高薪和受社会尊重，使得清末学西医深受学霸青睐，不仅是留学生的热门选择，也抬高了国内西医学校的录取门槛。
清末西医有一套比照官员的职称系统，比如医科通判，就是正六品。卫生机构聘任西医的薪酬普遍是同品级官员的2-3倍。相比之下中医的待遇却要差很多，大约是西医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写这段背景是为了说明，东北大疫期间医生的高薪，不完全是招募"勇夫"的重赏，当时的西医本就是一个高薪职业。
1910年11月9日， 哈尔滨发现第一例鼠疫患者，由俄国人主导的哈尔滨市政议事会决定高薪临时聘请医生防疫。临时医生的月薪是450卢布（310两白银--作者），是平时的1.5倍。
除此之外，还为每位医生提供一份10000卢布（6896两）的保险，一共招聘了6位医生和11位医学院学生，都是俄国人和法国人。
此后不久疫情加重，引起国际关注，清政府颁旨全力抗疫，准许东三省动用财政资金聘请医生。
上任不久的东三省总督锡良立即四箭齐发。
锡良
第一上书朝廷请求支援。清廷责成直隶总督从北洋军医局和北洋军医学堂，派出5名医官，3名医士（刚毕业的实习医生）和20名医学生，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伍连德先生。随着疫情的日益严重，又陆续抽调了直隶和山东、河南等地的医生，赶往东北。
伍连德
第二任命司督阁为奉天省鼠疫防疫委员会总顾问，并负责协调国际医疗援助队和国际援助物资。司督阁不顾年老体弱，亲赴现场解剖确认了奉天第一例病源，带领盛京施医院所有医生参加防疫工作。
第三致函给外务部，通过外交渠道、各国慈善组织以及教会，来招募医生、筹集抗疫物资和善款。
第四和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燮龙、两广总督张鸣岐联系，请求在上海、天津和广州帮助招募医生。
东北最初以高于北洋医官的薪酬标准招募临时医生：医官300两，医士120两，因疫而亡抚恤1500两。
但疫盛之时，法国医生梅尼和学生先后死亡，对履职医生和招募工作都有影响，锡良决定加薪：
总医官伍连德500两，医官300两，医士220两，学生100两。如因疫身亡，抚恤金医官10000两，医生5000两，学生3000两。
这个标准在当年是非常高的了，医官的薪酬堪比巡抚（省长），抚恤金更是等同阵亡或殉职的总督级大员。东北抗疫可以说不惜代价。
在实际操作中，外国医生的薪酬还要高一些，通过日本驻奉天领事招聘来的20名日本医生，月薪为450日洋（约340两—作者） ，另付路费400日洋（300两），如履职死亡，恤金为10倍月薪（3400两）。
即使全力招募，抗疫一线的医生也是奇缺，锡良给清廷的报告里写到，"现望医如望岁（像农民盼望收成一样盼望医生）",现在读起来依然感到心酸。
这次疫情凶猛如烈火，发病快、死亡率高，短短几十天，就死亡几万人。不仅是老百姓，一线医生和防疫人员也极危险。和司督阁一起工作的英国医生亚瑟.杰克逊, 在12月25日不幸感染殉职，他是剑桥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在中国小有名气。他于圣诞节殉职，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看来是很神圣的，中外大报都刊载了这则新闻，反响很大。
但更多冒死奋战在一线的，还是以伍连德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医生和防疫人员。伍连德现在广为人知了，这里介绍其他几位中国早期专家，希望他（她）们不会被遗忘：
营口防疫医院院长 郭钟韶 ，毕业于日本熊本医学院和东京传染病研究所，相当于硕士学位，回国后被清廷授予医科举人。他是中国最早的传染病专家之一，原在北洋医学院任教习（教授），疫情之后被派往东北。
张守道、张进忠 看名字像男士，其实她们是中国最早一批女西医，她们都是东北人，毕业于营口的普济教会医学院，被安排在锦州工作。
杨富荣 毕业于日本吉川医学院，是最早考取日本军医证书的中国人。疫情发生后，由凤凰厅（丹东地区）聘请在丹东负责防疫。
邓松年 毕业于北洋官医学堂，民政部头等医官，负责黑龙江庙台子地区防疫。
王玉麟 毕业于奉天基督教公立医学堂，担任辽阳防疫医官。
乔宝龄 盛京施医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被派往哈尔滨协助伍连德先生。
而大批普通却不可缺少的护卫队员、警士、卫生队员（负责掩埋焚烧遗体）大都没有留下名字，他们染疫身亡的抚恤金也很低，多则2,3百两，少则2,30两。
"观操守在利害时"，清末包括民国初年的西医，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在那个年代，有能力、有意识让子女接受西式教育的，都不是普通家庭；能在激烈竞争中考入西医学校的，也不是普通孩子。
中国传统文化中悬壶济世、人命至重，自幼就融入他们的思想，在大学特别是教会医学院，又普遍接受博爱乐施的教育，执业后优厚的薪酬和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让医生体会到荣誉的同时也非常自律。
总的说这批人的道德标准、职业操守都是很高的，那时候没有医德医风检查，但极少有西医的负面新闻。翻阅旧报纸，倒是能看到不少有关西医堂义诊、施药；医生自掏腰包给贫困病人买营养品；大医师亲自给病人导尿等新闻。
直到30年代后西医逐渐多了，来源复杂，素质良莠不齐，中国才出现医德教育和惩戒制度。
1910年大疫，政府对执业医师没有强制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请求帮助和高薪招募。
尽管薪酬在一般人看来相当高了，但对于高收入的医生来说，还达不到让其甘冒生命危险的程度。这些人能够不惧生死，来到一线防疫，更多是出于医者仁心。
由两广总督帮忙在广州招募的9位中国医师和1位英国医师，自愿按照北洋医官标准来东北，薪酬每月250两，宿膳补贴50两，共计300两；因公病故恤银1500两。
外务部在北京专为东北抗疫，举办了旅华教会医生招募会。聘用了6名熟悉汉语的教会医生，月薪300两，恤款10000两。东三省总督锡良怕这些洋人到东北后饮食生活不习惯，主动提出增加宿膳补助50两被婉拒。
新民府（辽宁新民当时是大城镇）聘请日本医师守川歆显任防疫医官，"该医半尽义务，月送小洋100元(不到80两，此为补助费--作者) "。
守川医师后在履职中因疫殉职，几天后其妻也相继病故。
大疫之中也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
上海也是中国西医的发源地之一，有几所教会开办的医学院校，培养了不少人才。
上海圣约翰大学
所以锡良给两江总督的电报中对在上海招募医生寄予厚望，"贵省华生学西医者甚众，乞遣派十数员即日航海来奉。"，但上海道台回复，仅聘到医生2名、司药（药剂师）1人。这两名中国医生曾负责过检疫，极有经验也深明大义，只要月薪260两，东北政府把二人薪酬调到标准水平。
锡良不死心，再次电告请求，"务选派防疫素有经验之员五六员"；两江总督回复，上海附近医生"为自顾性命起见，愿往者甚 少… 遍登广告延聘，应者 迄尚 无人 "。
医者仁心、悲悯众生、自我牺牲，不能强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精神高度。
虽不愿或不敢做英雄，但勤其行学，忠其行事，还有资格做一个医生吗？当年的报纸上也有过这样的讨论，可能因为医生群体平日的作为深得尊敬，舆论并没有一边倒。
古代医学水平低，对疾病和瘟疫的恐惧和无奈，让古人对医者寄予莫大期盼，有些不免理想化。"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谆良不可信也。"。
培养一个医生确实很难，他的工作关乎生命，他们可以也应该有高薪，但不能缺了仁心。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的操守和道德相比其他职业更为重要，甚至要高于医术。
合理的高薪是操守的基础，但仅靠高薪买不来操守，还要靠道德修养、制度和监督，才能形成一个让精神贵族不另类、受尊重，让贪邪之人有所忌惮的职业环境和社会氛围。
100年前那些放下优越生活，不惧生死，心系众生的中外医生，不论用什么标准，都称得上医者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