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世人皆知天一阁，但少有人闻与其三足鼎立的二老阁、抱经楼。说到抱经楼，即使略知一二者，也往往会有张冠李戴，因为鲜有人知宁波文化史上竟有三座抱经楼，其中两座因楼主为近房叔侄且屋宇相邻而被人误作一家。借着写《鄞县卢址抱经楼图书流向述录》，从匮集的史海中钩沉出三家抱经楼各自的概况。
沈德寿，1862年出生于慈溪沈师桥（今属观海卫），字长龄，号药庵，别号窳民，以长龄老板、吴兴药庵及德寿公行世，乃清末民初师桥八大家之一，药商、藏书家、古画鉴定家，1934年在德清新市故死，入殓后扶柩回乡，葬长岐山山尾巴。曾祖父沈延鍪从事药业经营，在新市开有沈泰源药店；祖父沈纯礼、父亲沈汉才皆继承祖业，以药业为生；但自幼工于篆刻的沈德寿在继承祖业之余却开辟了一个与祖辈、父辈完全不同的藏书事业。
一
沈德寿19岁时随祖父赴新市，拜东栅宋世滋为师习文；期间喜好古人书画及历朝诸家尺牍。可惜家遭多难，时年冬父亲早逝，次年底祖父仙逝，只得中断学业继承祖业，但对于书画尺牍“遇有所获，必详其姓氏，识其真膺，……采拾二十年来，属目者以数千计”；晚年精于书画鉴别，“远近有骨董贸者，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咸服其赏鉴之精”。著有书稿《百幅庵书画记》。
族谱中先祖休文公沈约（441-513）藏书二万卷的事迹萌动了沈德寿集毕生精力于藏书的夙愿。他说，“间尝稽吾族《家谱》，梁时休文公聚书两万卷。是时啧啧咸称盛举。自易代以来，荡焉无存。余欲踵其盛，必如欧阳公曰：‘凡物好之而有余力无不致也。’余仅温饱，不能巨赀购书，则惟自奉俭约，不为无益之费。辄遇异书，倾襄必购。人皆迂而笑之。余以为夙好在此，愿薄富贵而厚于书。”（《抱经楼书目记》）
1884年春，沈德寿前往归安（今湖州市吴兴区）拜访了大藏书家陆心源（1834-1894）,“修弟子礼”。陆心源“奖许以为有儒者气象，相携登其藏书楼，悉发其所藏，令观之，并语以置书法，因是遂获门径。”（《沈药庵先生生圹志》）陆氏所藏宋、元、明三代旧刻精钞并为世所罕见者就达 600余种，能够亲自登楼且近距离观摩陆氏珍藏接受陆氏指导的沈德寿自然是大开眼界，“心窃慕之”。于是“寻归里，遍搜书肆兼采旧藏书家，遇有不成卷帙及亡其版者，出资精抄。迄今十有六年，不遑他事，而惟书是求”。
其中的“旧藏书家”，就有慈溪鹳浦（今江北区慈城镇半浦村）郑氏二老阁。当年“郑性七世孙公议，将所存藏书和书版卖给上海书贾，后来辗转归慈溪沈德寿抱经楼”；从书中的旧家藏印可知，还有常熟毛氏汲古阁、泰兴季振宜家、绍兴沈氏鸣野山房及宁波范氏天一阁、袁总徹家、卢氏抱经楼、徐氏烟屿楼、城西草堂、水北阁、陈氏文则楼、东氏六一山房、陈氏旧雨草堂、孙氏蜗寄庐等等。
“不数年积数五万余卷”。于是，在1890年前后，沈德寿将沈师桥故里原基房前部扩建，楼居基房大屋中间的一小部分，组成一个口字形，书则藏于其楼，“颜其楼曰抱经”。其西原有大池，为藏书安全起见，又在近边凿一小池以通大池和老塘河，方便消防取水。
师桥地境图中的基房所在（红五角星）
二
后来又仿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藏书规则，整理上架，逐一编目，辑成《抱经楼丛刊》六辑，分别为《诗传注疏》（宋·谢枋得）、《游宦纪闻》（宋·张世南）、《玉峰先生脚气集》（宋·车若水）、《南阳集》（宋·赵湘）、《徐文长佚草》（明·徐渭）及《抱经楼藏书志》（民国·沈德寿），《中国目录学家辞典》记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印本”，但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1927年版姚江昌明印局代排本。
其中的《抱经楼藏书志》，分20册64卷，共著录藏书三万五千余卷，1486种，其中经部14卷、史部17卷、子部19卷、集部14卷。内扉由杨兰言题写书名，范寿金（今慈溪范市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日作《抱经楼书录序》，陈邦瑞（慈溪掌起人）于光绪辛丑（1901）春二月写《抱经楼藏书记》代序，沈德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以《抱经楼书目记》自序，这与前述“光绪三十二年（1906）印本”倒是相符，书末记有“光绪二十八年夏六月初四日药庵沈德寿识”。 慈溪陈师范撰、鄞县高振霄书的《沈药庵先生生圹志》中亦记“著有书目记六十四卷刊行于世”，说明《抱经楼藏书志》在此前已有刊印。《生圹志》写于壬戌孟春，也即1922年，早于前述姚江昌明印局的1927年，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印本”是相符的。
沈德寿在《抱经楼藏书志·例言》中说，该志系“编仿张氏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氏存斋《皕宋楼藏书志》例，载旧椠旧抄之流传罕见者，惟二氏以元明为断，兹则采国朝（按：清朝）诸书之善者，间为登录，”“每书皆有解题，并兼收诸书序跋，登录前人手迹题识、校雠岁月，于考证古书源流足资参考”。为此，中华书局在1990年以“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五”对该书进行了影印出版。
《抱经楼藏书志》书封（中华书局，1990年）
三
抱经楼藏书大部分由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收藏，大凡钤有“抱经楼藏善本”“吴兴抱经楼”“亚东沈氏抱经楼鉴赏图书印”“五万卷藏书楼”等藏书印。其藏书是如何散失的，却成了我辈心中的疑窦。
按陈师范的说法，沈德寿“性嗜酒，喜交游，遇名人硕士造庐请谒，辄欢然引登书楼，开箧纵观，置酒讨论，娓娓不倦，即有人持去借阅亦慷慨不靳。”因这种“慷慨不靳”的借阅，导致部分图书未曾归还，如曹梦山在《东观奏记》一书后有“曹梦山记”云：“乙巳夏六月，余由馆旋里，闲居无所事，捡箧中得《东观奏记》一书，读之未竟，遂袖而归馆。置案间，越二日，旧主人药庵先生来，见是书，手之而不释，随命其三文郎樵怡手写一册”。 《东观奏记》就很有可能是这种“慷慨不靳”的借阅导致从沈德寿抱经楼转移至曹梦山的。
同时代的宁波著名藏书家孙氏蜗寄庐、朱氏别宥斋、冯氏伏跗室都收藏着钤有沈氏抱经楼藏书印的书籍。朱酂卿（1886-1967）在《太平御览跋》中记述了抱经楼藏书散出的情形：“德寿……晚岁归老慈溪沈家塘下，累累数十大箧，斥卖殆尽，是书其一也。”又说：“回忆四十年前，因友人之介而识沈君，三宿其庐。海滨风物迥异寻常，黄蝦白蟹，鲻鱼香菌，两人对饮，常至午夜，酒酣观书，观毕议值，此书并明抄本多种遂入余箧。”无独有偶，冯贞群（1886-1962）在《跋抱经楼藏书志》中也有类似记述：“药庵之书时时更易，倘得旧本，新者出让。贞群箧中有‘授经楼’印记者其旧物也。比闻其书大半流出，所得书值，印《藏书志》及丛刊。昔张月霄《藏书志》成于爱日精庐书散之后，药庵尤此志也。”
乾隆年间召修《四库全书》，范氏天一阁、郑氏二老阁、卢氏抱经楼均进呈大量馆藏善本，特别是天一阁进呈图书达七百余种，其中96种被收入《四库全书》，377种被列入《四库存目》，名列当时进呈藏书最多的藏家之一，获钦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的殊荣。沈德寿也遇到了类似的机遇，当时朝廷拟创建图书馆以培养人才。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一月，孙家鼐（1827-1909）奏办官书局，建议在京设藏书院；同年五月，刑部侍郎李端棻（1833-1907）上《请推广学校折》，主张：“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与此同时，清学部参事罗振玉（1866-1940）“还提出了建立图书馆的具体办法：……其三是‘开民间献书之路’。认为应该援照‘采民间之书以充库’的旧例，以奖励的方式，收集百余年来遗落在海内外藏书家手中的图书。四是‘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 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清学部为筹备立宪，创办图书馆，并颁布图书馆章程，确定在京师开办图书馆。随即又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图书馆的名称为京师图书馆。“京师创建图书馆，实为全国儒林冠冕，尤当旁搜博采，以保国粹而惠士林。”“图书馆开办以后，如有报效书籍及经费者，拟请援照乾隆时进书之鲍廷博、光绪时进书之广东高廉道陆心源奖励成案，由臣部视其书之等差，及款数之多寡，分别请奖，以示鼓励。”
前辈陆心源因进书而获奖励的成案势必触动沈德寿的内心，将抱经楼藏书捐给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很可能是抱经楼图书散出的一个主要渠道。沈德寿因在朝廷庆典之时未穿朝服戴朝珠，曾被人告发、罚款，说明沈德寿是拥有朝廷官职的。“家仅中人产”、自认为“余仅温饱”又心不在官的沈德寿，肯定不可能花冤枉钱去捐官的，那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报效”书籍得来的了。
除了上述因朋友互借传录、卖书刊目及献书充馆等原因，导致大部分藏书在沈德寿生前散出，余下的藏书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政局动荡而致少量散失，其中也有被书商所收购的。刘体智（1879-1982）就曾购藏过一部分，后来悉数捐赠给上海市*物文**管理委员会，转藏于上海图书馆。有书楼附近的邻居回忆，1954年浒山初为慈溪县城时，屋内的红木书柜、桌椅都用船被装走，还有些书被扔在外面被人捡走，多年后还有上海书商来收购。至此，宁波文化史上最后一座抱经藏书楼也终于书佚楼存、名存实亡了。
藏书印：吴兴抱经楼藏
参考文献
1. 陈武英.慈溪观海卫文化内涵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05.
2. （清）沈德寿撰.抱经楼藏书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04.
3. 骆兆平著. 天一阁杂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06.
4. 童银舫著.梦田集.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05.
5. 骆兆平著.天一阁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