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识三毛，要从1976年出版的《撒哈拉的故事》说起。这本书让她走进读者的视野，畅销四十余年，无营销的情况下依然没有跌出当当网前十名的销售榜单，成为流浪文学的经典之作。甚至连挑剔的豆瓣，都对这本书的各个版本给出了9分以上的评价。
因为这一本，更多的人愿意去探索三毛的文字和世界。
有人说，三毛的魅力一半来自她的文笔，一半来自她的生活方式。她曾说过：“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观的来说，它是细水长流， 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悦，那么我们即 使不死，也在天堂里了。”
是的了，三毛的文的确能给人“温柔平静但不失洒脱”的感觉，她的小说、散文、文集读之轻松闲适，就像听一个温柔的姑娘，跟你娓娓道来她走过的路、看过的人、经历过的伤和收获的美好，着实心神向往。
“真我”之纯粹
台湾作家白先勇是三毛的“伯乐”，当时她十六岁，在白先生的好友那里学习绘画，那篇处女作《惑》是她的绘画老师的顾福生拿给白先生的。白先生说：“《惑》是一则人鬼恋的故事，的确很奇特，处处透着不平常的感性。”稍做改动后发在《现代文学》上，《惑》发表后，三毛抱着一本《现代文学》一路狂奔回家，躲在屋里激动地泪流满面，以此为分水岭，写作生涯正式开始。
三毛是一个情绪十分敏感的人，对于自己的苦难、精神上的困扰都是不吝啬分享给读者的。而这种“本心”一向也是自古以来的文人所追求的境界，从戴叔伦的“与物皆无累，终年惬本心”，到纳兰性德的“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这种“兴之所至，心之所安；尽其在我，顺其自然” 的状态成为文人们至高的崇尚，让他们能在仕途起伏、人情冷暖里看透生活的本质。而初心落到实处，无外乎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以及心境之变化。
三毛最热衷的，就是把自己眼见的不一样的东西写出来，也许他人认为是一种“古怪”，实际上不过是看待事物的方面不一样罢了。翻开三毛的文集《雨季不再来》，记录了她从17岁到22岁的成长过程，那些年少时经历过的厌学、迷茫、批评在她的笔下脱去外衣后，变得赤裸坦荡。
例如《约会》这一文里，轻轻淡淡地写了少女们懵懂羞怯的心事。“虽然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情大家都有极大的恐惧，可是心里面对那些邻班的男生实在并没有恶感。讲起男生来当然是要骂的，而且骂得很起劲，那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其实，我们女生的心里，都有在爱一个男生。”
三毛的笔下，初开的情窦隐秘地藏在心里，用装腔作势来掩盖，无论是对生育与生俱来的羞涩，还是小女孩的口是心非，亦或是心里真是的想法，都跃然纸上，在平铺直述里透出那么一股粉色的暧昧，清清透透的，全是对青春期的坦诚。
她的浪迹天涯，她的一意孤行，她的随心所欲，都可以在这本《雨季不再来》里找到答案，那里有三毛最原生的叛逆、人生观。
“生命力”之坚韧
作家司马中原评价三毛的时候说：“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她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明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中学时候，偏科严重的三毛实在没有办法适应刻板且严苛的学校教育，休学回家了。三毛说：“我并不喜欢做空心的人，因为里面空荡荡的，老是站不住，风一吹，旁人不经意间一碰，或是一枝小树枝拂了我，我就毫无办法地跌倒在地，爬也爬不起来。”
可见这种直面真实，向内去探索、充盈自己的行为，就是三毛于颠沛中不至于迷失自己的秘诀。她在《背影》里写道，自己酷爱拾破烂，在物资匮乏的撒哈拉沙漠里，用捡来的轮胎做沙发，把木箱改造成柜子，买来各色的沙漠特色饰品——这些都是垃圾堆里翻捡的成绩，整整两年的时间，三毛布置出了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家。
虽然是抗战末期出生的“战争儿童”，可是在父母的爱护下，三毛觉得自己一向温饱过甚，从来不知物质的缺乏是什么滋味。可她爱自由，作为最不受待见的老二，善于发现被遗弃的美好、将这些蒙尘的好东西再度发掘出来是她的天性。
若是在和平餐饱的时代里，三毛的这些文字、经历可能只是闲暇时候略过眼的读物，但是在连洗澡都奢侈的沙漠、在无端逼仄起来的生活空间，这段有声有色的日子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而这份珍贵经历传递到故乡的土地上，这个女子对生活报以真诚的态度，教会更多人用微笑面对严厉的人生。
三毛很好地遵循了白话文“有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宗旨，而且她聪明不在论理说教上，也没有生硬的哲思，单纯就事论事，从而反倒能让人身临其境。
“真情”之执著
三毛是一个神秘有趣的人，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完成学业之后，又先后去了德国哥德书院，美国伊诺大学法学图书馆等多地学习工作。颠沛的学习经历，让三毛的身上融合了许多的文化，有西方的不拘小节，有东方的含蓄深情。一路旅途的风，滋养出三毛的浪漫多情，她笔下的爱情有波西米亚的浓烈，但更多的是一点点生活细节组合的温情。
她说：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我的人生观，就是我的爱情观。
三毛是一个坚信“境由心生”的人，所以相比起其他的作家，她更关注自己“如何”经营婚姻生活，而不是其他关系会怎样“影响”她的生活。比如在《撒哈拉的故事》里，三毛描述了自己结婚的过程：荷西休整了他的胡子，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衬衫。而三毛则将头发披散下来，戴上了一顶阔边草帽。兴许是觉得这种打扮过于平常了些，少了点仪式感。三毛心血来潮一般，去厨房拿了一把香菜别在了帽子上。三毛的草帽别上香菜后，荷西打量着三毛，很欣赏地说：“很好，田园风味，这么简单反而好看。”寥寥数笔，将沙漠生活的艰苦轻轻抹去，一种生动的态度跃然纸上。
不过尽管三毛“有情饮水饱”，但她对爱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有很清醒的认识，在文章里不乏小小的抱怨，尤其是物质短缺时荷西那可恶倔强的大男子主义：“我听见他的话，几乎愤怒起来。这么多年的相识，这么多国家单独的流浪，就为了这一点钱，到头来我在他眼里还是个没有份量的虚荣女子。我想反击他，但是没有开口，我的潜力，将来的生活会为我证明出来的。现在多讲都是白费口舌。”没有过激的语言，和情感专家九转十八弯的心理建设也不一样，她做了长期“抗战”的准备，如一个宽容的小姑娘堵着气得证明自己一样。
三毛在《两极对话》里写：“也许我的婚姻环境和大台北不一样吧。这里的一切，我想可以称之为‘红尘’，许多引诱，许多烦恼。过去，我也是红尘里的一份子，后来自己净化了一阵， 去 适应我的丈夫——荷西。”
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体现三毛本质上对爱情绝对的包容和信赖，造就了她文章朴实却不失真挚的风格。
“直白”之魅力
三毛这个作家很“神奇”，字里行间写的全都是俗世的故事，但她本人却从未从过世俗。三毛坚持说自己的文章“是身教，不是言教”。印度诗哲泰戈尔有句散文诗：‘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这是对我最好的解释。”
三毛的写作风格其实是分阶段的，很符合她所说的“只写自己”的态度。
第一阶段是17—22岁期间的作品，风格以忧郁感伤为主，经常带着浅缓的情绪把一个个故事铺陈开。她的老师胡品清曾说三毛是“喜欢追求幻影，创造悲剧美”。这个阶段的她喜欢使用叠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学逻辑，只是在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感受，比如处女作《惑》中的迷失：“我来自何方，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风呼呼地吹……海哗哗地流……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珍妮！珍妮！我来了，我来就你……整段文字显得癫狂空虚，是无助时的心理活动。
第二阶段是她流浪和婚后期间，离开台湾奔向自己向往的“自由”后，大家看到了一个“健康、豁达、洒脱不羁”的三毛。这个时候三毛更多的是采用“口述”的方式去写作，把全然不同的留学生活和奇特而富有异国情调的流浪生活，一一道来。看了《西风不识相》才知道我们传统中华美德在外国人际中并不行得通，《哭泣的骆驼》里不同宗教、政治环境下普通人生存之艰难。这种以“我的手写我的口，以我的口，表达我的心声”的写法，使人感到格外亲切，自然。而在整个故事的构思上，三毛并不追求“戏剧性 ”，而是着力描绘生活的“本色”，把真情实景形象地再现于读者面前，这就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
第三阶段是荷西过世之后，她在资助下旅行中美洲，并把这段故事写出来，出版了《千山万水走遍》。这更像是三毛的“疗伤”之旅，字里行间依然是异国风情的描写，只是她更多地将视线放在人文上，略带感伤。《你们求什么》这个故事里写着一对朝圣的夫妇“这两个人木像一般的跑在几乎已经挤不进门的教堂外面，背着我，面向着里面的圣母，直直的安静的跪着，动也不动。我看得突然眼泪盈眶。那做丈夫的手，一直搭在他太太的肩上。做太太的那个，另一只手绕着先生的腰。两个人，在圣母面前亦是永恒的夫妻。”她也许忽然想起了荷西，也有一股冲动想求求圣母把另一半还给她。
三毛说过，“生活比写作重要，我重视生活，远甚写作也许，我自己的书还要经过多少年的考验。我的文字很浅，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看，一直看到老先生，可是这并不代表文学上的价值，这绝对是两回事。”她坚持信、达、趣的原则，将自己的真实生活用清晰的文字表达出来，有趣味，水到渠成。
曾与三毛有书信往来的贾平凹说：“三毛不是美女，高个子，披着长发，携了书和笔漫游世界，年轻坚强而又孤独，对于大陆年轻人的魅力，任何局外人做任何想象来估价，都不过分。许多年里，到处逢人说三毛，我就是那其中的读者，艺术靠征服而存在，我企羡着三毛这位真正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