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国学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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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城市公共照明系统的现代化是近代城市发展的要求,它用光亮赋予城市新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而照明系统中的“煤电竞争”，即煤气路灯与电灯采取并立推行的方式也成为了上海市政发展的典型案例，对当今城市建设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上海市政照明系统的演进

“人燃灯，注豆油或菜油于盏，引以草心，光荧荧如豆。”[1]这是开埠前的上海市民照明的主要方式——油盏灯。外出则多使用灯笼照明，所以城内几乎没有系统化、现代化的照明设施。

租界设立后，越来越多的洋人入住这样一个“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区位优势明显的城市，纵使市政基础设施落后，商人们依然不愿放弃这样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于是大力推行市政建设。因此，亮度更高、价格实惠的煤油灯（又称火油灯）的引入使华人逐渐放弃使用油盏灯。根据地方志记载,同治年间,

“有火油灯，明亮远胜油灯，然煤灰飞扬，用者厌之；未几,加以玻璃罩,光益盛而无烟,且十光五色,或悬于空中,或置于几上,或垂于壁间,使光反射,其色各各不同,而又各各合用。于是,上而络绅之家,下至蓬户瓮墉,莫不乐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盏灯淘汰尽矣”[2]

但性能如此优越的煤油灯，依然无法满足城市道路公共照明的需求，而19世纪中叶，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在市政建设中应用了煤气灯（俗称自来火），于是这些在上海居住的洋人们提倡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上海设立大英上海自来火房来生产、供应道路公共照明系统所使用的煤气。相比煤油灯，煤气灯清洁、便利、亮度更高，于是迅速在租界内推广了起来。

“西人于衡市中设立灯火,远近疏密相间。其灯悉以六角玻璃为之,遥望之灿若明星。后则易之以煤气，更为皎彻。盖借煤磺之气,聚而发焰,故光远而有耀耳。煤气有局。各家欲燃是灯,则告局为之制造。其法掘地至深为土窟,以铁围之,广约亩许,高与楼齐,外以铁柱为架,内设机器,烟柜高十丈有奇。房屋数椽,中储硫磺、煤 ,其内火门直透火窟。洪炉既燃,风轮迅鼓;烟皆贯入铁管。管长丈余， 围五六寸,断处熔铅弥隙,埋于土中,联接绵亘数里不绝。其火皆由铁管以达各家, 虽隔河小巷,曲折上下皆可达。街衡间遍立铁柱,柱空其中,上置灯火。至晚燃之, 照耀如昼。富贵家或多至数十盏,以小铁管暗砌堂壁,令火回环从上而下,宛如悬灯。每家于铁管总处设立灯表,可测所用煤气多寡。局人按月验表以征费。其人工之巧,几于不可思议矣! ”[3]

老煤油灯

从此，上海城市照明系统步入“煤气时代”，实现了路灯的从无到有，租界的黑夜第一次亮了起来，公共照明系统的建立，不仅带来市民生活的方便、生活质量的提高，还有商业和服务业的繁荣，一个崭新的“不夜城”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于此同时，租界以外的夜晚依旧是漆黑一片，但租界市政建设的卓越成就，无疑是一次绝佳的实物广告，随着上海风气的逐渐开化，煤气路灯也筹到资金建设、得到普及了。

城市公共照明系统的现代化是近代城市发展的要求,它用光亮赋予了城市新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都市社会生活的急速变迁,城市照明系统也随之发生剧烈的新陈代谢。煤油灯取代油盏灯,煤气灯取代煤汕灯,紧接着,电灯又取代了煤气灯。1822年欧洲人立德在上海创办上海电光公司, 上海城市公共照明系统 由此逐渐步入了电灯时代.[4]而在电灯真正普及、彻底取代煤气灯之前，煤气路灯和电灯曾经有过激烈的竞争。

上海电厂

二、煤电竞争的过程与结果

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后，人类社会正式步入电力时代。而相对需要储火油的煤油灯逐渐被弃用，而更为安全的煤气灯也难免会有泄漏的情况，于是，更加经济安全的做法便是引入电灯。

煤气公司何尝意识不到自己的危机将至？所以在前工部局董事长罗伯特·立德就嗅到了巨大商机引进电力技术组建上海电光公司，企图侵占公共照明市场。自来火房也开始着手应对措施：升级设备,提高质量;改造延伸输气管网络，扩大经营范围与储气量，增强稳定性;改进生产和管理以此降低运营成本; 降低煤气售价争夺价格优势;发展煤气发动机业务和家庭煤气用户等，做好两手准备。最初的电灯照明成本高，难普及，所以，当电灯正式投入城市公共照明使用之时，煤气灯的主导地位仍旧不可撼动。

但当工部局仔细考虑两者利弊之时，发现虽然电灯的运营成本高、稳定性有所欠缺，但是电力技术带来的优越性使得电灯的亮度大大提高，照明范围大大增加了，折算下来，使用电灯是更为实惠的选择。所以在工部局的大力支持下，电灯在公共照明市场中打下了一席之地。

然而事实却是，自来火房三番五次地要求降低电灯份额并提出了各种条件。然而面对这样的阻挠，工部局也没有改变推广电灯的决心，但制约电力照明发展最关键的还是技术问题。因为技术的不成熟，各种故障频发，而且当发电机故障时，没有可供替换、轮作的机器，所以时常有夜里一片漆黑的“原始“景象出现，工部局一面担心不稳定的电力供应造成的混乱瘫痪局面而不愿意将整个租界的照明重任交付给电灯，一面又不愿意退回全面煤气灯的落后时代，只得暂缓电灯的扩张，严把质量关，实行路灯*轨双**制。在如此的严格把控下，上海电光公司的生存态势严峻，运营举步维艰，不得不重新改组，却难掩其颓势。

在此之后，因为电缆安装的安全问题，工部局再一次勒令改组后的新申电气公司将所有电缆埋入地下，再一次对其利益和生存发起剧烈冲击，而工部局自此也清醒地认识到，城市的公共照明系统的发展需要政府层面的支持，电力产业拥有广阔前景，却因技术问题使得发展举步维艰，用政府担保、政府监管、政府推行的模式加强建设，不失为一种双赢的选择。所以开始效仿英国政府，收购了新申电气公司，建立了工部局电气处。于是，扩大发电规模、降低电力售价、出台推广政策、*压打**煤气路灯份额，这一切变得顺理成章。

到了二十世纪初，当钨丝灯泡出现，电灯的能耗和成本均有下降，煤气路灯已然在价格战中落于下风，只得跟着压价，可电灯毕竟是比煤气灯更先进的东西，电灯照明取代煤气照明已是无法逆转，煤气灯很快从照明产业中被淘汰，发展方向转变为供热。自此，煤电竞争终是在攻克技术难关之后落下了帷幕。

电气事业电压周率标准规则

三、上海市政照明系统发展的启示

上海市政照明系统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缩影，它的引入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洋人发展本国势力、牟取利益的目的，但客观上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

首先，在华人对一个新鲜事物惊奇甚至恐惧到逐渐接受并习惯的过程，是一种社会风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成为市政发展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基础则直接决定了政府能否将基础设施建设推行下去：在1865年8月7日工部局董事会记录中,有这样一条决议:“鉴于居民们对于路灯捐估价提案的答复令失望，工部局在财政状况允许他们推荐使用煤气灯照明大街之前,继续使用现有的煤油路灯设备。”[5]在上海侨居的洋人尚且出于利益考虑不愿更换煤气灯，更何况当时传统保守的、可能会对新生舶来品产生惊惶的华人呢？所以，上海市政照明系统的演进，也是中西文化融合发展的体现。

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上海“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优越地理条件与以贸易为主导的贸易导向型经济、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之繁盛，都是上海能得以启动城市现代化进程的物质基础。

最后，上海在短短数十年间初步完成了城市现代化，离不开租界市政的开创之举，更离不开由租界向上海其他地区辐射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也成为了核心要素，一个电力技术的不完善，将煤电竞争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可见科技发展对于社会进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所以，要想推动城市建设，需要博采众长，与先进的、发达的国家多交流、相互学习、合作发展；需要化压力为动力，有了行业竞争，辅以合理的监管机制，即可形成良性竞争，使得行业内部向好的方向发展；需要把握现代化进程，明白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主导发展是大势所趋，大力支持科研工作，保护技术专利，明白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总而言之，上海由一个封建城镇，一跃成为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国际化大都市，所用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其前提便是市政现代化的实现，而这也离不开经济的大力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作为。

二十世纪20年代的福州路

[1] 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页.

[2] 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344页.

[3]王韬：《演濡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4] 摘自熊月之、罗苏文、周武：《略论近代上海市政》，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

[5] 摘自李平.旧上海最早使用煤气路灯之曲折[J].上海档案工作,199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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