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所谓“西蒙自治”的经过（7）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七、我派陶布新赴宁夏接洽的经过
我率领部队在土后木盘踞期间，有些人认为在此地驻扎，解放军可能从三条路派兵前来围剿。一是通向绥远这条路。这时听说绥远业已起义，如果由绥远派兵前来围剿，有新绥公路直通土后木，可以朝发夕至，因而耽心驻在此地不安全。
我对他们解释说：“绥远虽然起义，听说驻在包头的刘万春、鄂友三二人尚不甘心情愿，是勉强起义的，未必派兵来打我们。如果我们主动与刘、鄂进行联络，还有共同合作、壮大声势的可能，对这条路不要耽心。”
我当时虽然有些看法，只因一时摸不清绥包一带的真实情况，又无适当人可派，也就说说算了。
二是通向乌盟这条路。当时听说乌勒古敖喜尔率领内蒙解放军骑兵在乌盟一带驻防，深恐前来围剿，想派王沁扎布为代表前往联络缓冲；王则推说道路不熟，只身前往，恐有危险，表示不愿前去。我还带有牢骚的意味说：“现在我们只有与各方面联络缓冲，才能存在，但是派谁也派不动。”王仍坚持不去，只好作罢。
三是通向定远营和宁夏这条路。有的人认为我们出走后，留在定远营的人，一定投向*产党共**接受解放，驻在宁夏的解放军很可能通过这条路，配合阿旗保安队前来围剿。
我虽然估计甫经解放的阿旗，未必就派保安队来打我们，但也耽心驻在宁夏的解放军前来围剿。因此，不愿在此久候，积极准备西进。
适在这个时候，达理札雅派洛不登、包国栋等前来给我送信，信中大意是：“现在兰州的彭德怀总司令派张钦武前来争取你归向人民，宁夏省方面也请我劝你回来。这里自从解放以后，没有清算斗争一个人，不象我们从前听说的那样。
我看*产党共**对人是宽大的，是给以自新之路的，希你从速前来和宁夏方面商谈。”同时也带来徐实斋给我的信说：“我深知你是‘为民族’的。
这里解放以后，*产党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很好，你如回来一样可以做民族工作。”并带来蒙太等给色楞那木济勒、阿由尔札那等的信。洛、包二人为了争取我归向人民，对我说，他们从北京来人听说，北京报纸上刊有讽刺性漫画，画着杜鲁门在一张软椅上趾高气扬地坐着，李宗仁在前面跪着伸手要美援，孔祥熙、宋子文卑鄙下贱地给杜鲁门点烟，并哀告说：“再给点美援吧!”宋美龄妖里妖气地一手给杜鲁门捏脚，一手给杜鲁门捶背。
德王穿着蒙古袍子指着他们说：“你们要钱吧，我不要钱，我要自治。”他们说：“从这张漫画看起来，*产党共**对你的印象还不错，请你随我们到宁夏去商谈吧。”
但是，当时我这一伙人当中，有主张东去宁夏接受解放的；有主张去外蒙找出路的；有主张西进找美蒋的。这三种不同的见解，以主张西进一派的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最占上风。
我就是主张西进最力的人。因此，有人就向我建议：“如果西进，利在速行。深恐洛、包等前来传达接受解放问题，而致动摇军心，影响西进。”
于是，我把洛、包等招待在土后木庙中一个院落里，不叫与部队接触。并把他们带来的蒙太给色、阿等人的信件，悉予扣留，不叫投到本人手里。
这时陶布新特来向我建议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洛、包二人曾是我们共同工作的人，这次通过前线冒险前来，为的是送达信件，为我们的好处设想。就这样对待人家，殊觉不妥，应当好好地对待他们，并考虑派代表前往商谈各种问题。”
我当时虽然主张西进，又恐宁夏派兵前来追剿，正好趁此机会，派遣代表前往商谈，作为缓兵之计。认为在派代表商谈期间，宁夏不至于派兵来打，我好利用这个机会安全西进。
经和有关人员商量，也都同意这个做法，于是就决定派陶布新为代表，随同洛、包等前往定远营转赴宁夏商谈。陶布新即秉承我的意旨，草拟了致宁夏*党**政方面的信件。信的主要内容是：首段说明，“蒙古自治政府”是蒙古民众代表选出的自治机关，不是国民*党**的附属品，是蒙古自治运动的产物，不是国民*党**的尾巴，反复说明与国民*党**政府无关。
次段说明，我自己从事蒙古自治运动有年，是一个熟悉蒙古地方情形，深知蒙古民众愿望的民族工作者，在解放战争期间也没有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吏。
最后提出具体要求有三：
一是要求采取公民投票方式，实现内外蒙古的合并；
二是要求把国民*党**政府对蒙旗实行分割统治的各边省政府撤销，归由蒙古自治机关统辖；
三是要求承认我搞的这个“蒙古自治政府”。
陶布新把信稿撰拟后送我核阅，并提出意见说：“我们在信件上既要求内外蒙统一，又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不是自相矛盾吗?叫我怎么自圆其说呢?我想宁夏方面希望我们去商谈接受和平解放问题。
这些具体问题不谈，仅谈内外蒙统一及承认‘蒙古自治政府’问题，很感距离太远，叫我这个代表不好当，应再修改和补充一下。”我答复他说：“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是先决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到其他问题。
现在大家都主张西进，反对接受解放，你如老是在此劝我接受解放，有人要杀你呢!保不定生命都有危险。你还是先去宁夏走一趟，看看他们如何答复。如果宁夏方面不作答复，你去兰州见彭德怀，如再解决不了，可去北京见毛主席；你就从速准备走吧，我们明天就西往巴伦沙尔札。”陶布新又向我要求说：“既然派我为代表前往宁夏，你们就应当等我回来。
否则我当代表去和人家商谈，你们率队西进，我还代表谁呢?”我又对他说：“你去吧!我们到巴伦沙尔札庙等你，也许再向西走。你如交涉无成，就从旱路赶我。”陶布新临走的时候，我特送他到庙门外边，又对他叮咛嘱咐说：“你去只谈信上所提出来的问题，不要谈我个人出路问题，使人家看不起我，我不丢那个人。
并要设法购买或向达副主席要上几块电池来。以备应用。”陶布新应诺而去。
我率领部队由土后木流窜到巴伦沙尔札庙，约计有十八天的工夫，陶布新由宁夏返回，即将潘自力主席赠给我的礼品(四瓶白干酒四条纸烟)和复信交给我。
复信主要的意思是；“陶布新代表前来带到你的来信，内情尽悉，希你亲来面谈。”
陶布新把赴宁夏经过，详细地向我报告之后，又向我建议说：“现在中国大部已经解放，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一来，过去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已经变成*产党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当前的首要措施，是在于安定人心，确立社会秩序，对蒙旗的政策更是宽大，听说还争取王公。你现在如亲往接受解放，不仅个人安全没问题，并可能得到参议或委员之类的位置。
盖因你在蒙旗王公中是个名声最大的人，对你宽大不咎既往，足以影响其他王公消除顾虑。这对安定蒙旗人心和确定地方秩序是有一定作用的。
我认为你个人的安全和你还能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此。并且，我在银川亲眼看到宁夏的旧军政人员，都安然无事，照旧供职，*产党共**的政策的确是宽大的。
至于民族出路问题。我与宁夏*党**政方面接触中，和在市街上所见到的传单标语上，知道*产党共**的民族政策是区域自治政策。并且听说东蒙自治政府和在张家口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实现了东西蒙古统一。
我们多年来没有办到的事情，现在人家已经办到了。看起来*产党共**的民族政策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不同，希你亲往宁夏面谈。”
我听取陶布新汇报和建议之后，仍故作矜持，狂妄自大地说：“我已发誓今后不做被人委任的官，要做就做民众选举的官。我到任何时候，仍是搞民族事业。固然民族事业成功未必自我。
但白云梯之流，已经腐化堕落，追随国民*党**这些年，什么名堂也未搞出来，真是饭桶。假如他能搞出一个蒙古局面来，也好收容我们这些*亡流**的人。
*兰夫乌**倒是很行，现在已经搞出一个蒙古政治局面来，很快把东西蒙古统一起来，这一点我是佩服的。可惜他走的是*产党共**路线。
当今之世，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与归!并且*产党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国民*党**的地方自治有什么不同!反正他们都是汉人，对于蒙古可能都是一样。”
接着由我召集和主持我这一伙人的文官科长以上、武官排长以上的会议。首先由陶布新当众宣读潘主席给我的复信，传达赴宁夏接洽的经过。
我即向大家征求意见说：“现在宁夏潘主席请我亲往面谈，你们大家意见如何?”当时会上有三种不同的反响，愿意接受解放的人说，陶代表的报告和看法很有见地，大家应当考虑研究。
站在中间立场的人说，德主席是我们的军政领袖，不能轻易离开此地，如需再度接洽，仍派代表前往。不愿接受解放，主张西进的宝贵廷说：“我是主张西进的，同意的请举手。”
会中许多人就举起手来。我虽然也是主张西进的人，但不满意宝贵廷僭越我这个主持会议主席的职权，代行付诸表决，我就很气愤地退入蒙古包里。
我责斥宝贵廷说：“开会也有个主席吧。只有主席才有付表决的权利。今天我是主持会议主席，我没有提出付表决，你就僭越主席职权付表决了。
既然大家表决了，我们就西进吧!马上就走。”宝贵廷又强调说：“我们既然前已决定西进，就应快走，不宜迟延。我看主席总是优柔寡断，犹疑不决。”
我更为气愤地说：“我并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慎重考虑。你倒是能够当机立断，你想想你在日本投降后所做的事情吧。”因为在日本投降时，我虽然也是*共反**的，但不愿意伪蒙古军追随傅作义去*共反**，曾给宝贵廷去电报，叫他把伪蒙古军调到张家口、万全县附近集中，作为我自行支配的*共反**力量。
不意宝贵廷不听我的命令，竟率领伪蒙古军投靠傅作义，甘心充当傅作义的*共反**炮灰，使我失掉唯一的政治资本，因而对他非常不满。这次在争吵中又把这桩旧事勾起来，所以对他有上述的责斥之语。在座的人看我们二人发生了争执，都来劝我说：“宝参谋长虽然提议西进，但这不算最后的决定，最后的决定仍由主席裁夺。
我们绝对尊重主席的权力，服从你的指示。”这时宝贵廷也知理亏，含着眼泪向我赔不是，承认自己不对。我的怒气才消，大家也就相率散去。
经过这次争吵后，主张西进最坚决的敖木巴图尔又来和我说：“陶布新代表回来报告说，只要向人民低头认罪，就能得到宽大。这就是说叫主席向*产党共**低头。
你肯向*产党共**低头吗?”这个带有挑拨性的话，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触动了我不愿向*产党共**低头认罪的顽固思想，助长了我的狂妄自大感。因为当时我错误地认为*产党共**和人民应分开看待，不认识*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一致性，竟把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的*产党共**与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等同看待，认为既是*党**就有私。
反之，我把自己这个打着“民族”招牌、断送民族利益的人，却认为是“民族利益的代表者”。由于这个极端*动反**思想的支配，所以不愿意向*产党共**低头认罪，虽然*党**和政府对我仁至义尽，宽大为怀，但我仍想*动反**到底，不愿退出*动反**政治舞台。
大家散去之后，陶布新又来向我进言说：“我看西进这条路走不通，北投外蒙有被引渡的可能，与其那时被人家缚着送来，莫如现在应潘主席之请，自由自在地去宁夏。”
我答复他说；“还是你再去一趟吧。”陶布新说：“人家请你前往面谈，你仍叫我前往，叫我到宁夏说什么呢?”
我又答复他说：“你这次去主要是催促答复上次信上所要求的事情，宁夏省方面如不予肯定答复，你就要求去兰州见彭德怀。”
陶布新又对我说：“仅我一个人去不好自圆其说，应再加派一个负责较重的人前往。”
我即准许他的要求，又加派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一同前往宁夏。记得吉利占太也曾问过我说：“如果宁夏方面仍请你前去面谈，我们怎样答复呢?”
我答复说：“如果宁夏方面派来汽车接我，我就去吧。”于是陶布新和吉利占太就动身前往宁夏。我率领部队移驻拐子湖，为时不久，我抱着幻想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从*动反**的道路上又走上错误的道路。
后来听说吉利占太恐怕路上有危险没有回来，仅陶布新返回拐子湖，联合孙鸣海、吉致祥等率同留在拐子湖的员兵，前往定远营接受解放，由*动反**走向新生，由黑暗走向光明。
我和李守信、陶克陶、达格敖斯尔等由于坚持*动反**立场，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相率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的察干套老盖，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被蒙古人民共和国逮捕，于是年九月十八日被引渡回国，成了祸国殃民的大罪犯。
回忆自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八日，我从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引渡回国起，在被改造的初期，虽对于在阿旗纵兵殃民的严重罪行有所认识。但对于在伪蒙疆时期的滔天罪行还不认识。
记得把我从北京移到张家口时，由于我对*党**的教育改造罪犯政策不理解，认为*党**对我这个罪犯，不便在北京处决，移到张家*交口**由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处死，才大快人心，以平民愤。
由于我存在着到张家口必死的猜测，而产生过力求速死的思想，就对教育改造我的领导上说：“如果要杀死我，请求不要在张家口这个汉人地方杀，把我送到锡盟等处蒙古地方杀。如果在锡盟等地杀我不方便时，希望把我押解到阿拉善旗去，按照纵兵殃民的罪行明正典刑，我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
领导上答复说：“你等着吧，不要胡思乱想!”我细味“你等着吧”这句话，认为杀我还不到时侯，叫我等待死期的到来。因此，更加猜疑不定，从我的住室窗户看见外边有木工做活，就疑惑为我作执行死刑的绞架。
一九五六年，由于*党**对我的耐心教育改造和听到或看到大量的建设成就，以及在三反五*中反**对贪污犯处理等等事实的印证，才认识到*党**的伟大和领导的正确，从心里佩服了*党**。
并且知道*党**不是要杀我，而是改造我，遂又向领导上说：“我在阿旗的罪恶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假如我能从监狱出去的话。愿向阿旗被害的人民请罪，任凭阿旗人民处理。”
领导上说：“那是部队闹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一九五九年，领导上召集我们开会说：“据说你们在阿旗造成七百里无人烟的地带，不知抢了多少东西!”我又说：“在阿旗率领部队抢骆驼、抢粮食、刁东西，罪恶很大。
但我的罪恶还不止如此。我在伪蒙疆时期，打着‘复兴蒙古民族，实现独立建国’的招牌，欺骗蒙古青年追随我，跟我走上*动反**的道路。我是用杀人不见血的方法，贻害了很多有知识、有志气、有作为的蒙古青年。
例如，现在改造中的陈绍武、宝贵廷等等，就是跟我走上*动反**道路而犯罪的人。”
总之，经过教育改造，这时我认识到，我在锡盟执政时，是统治剥削人民的封建王公，在伪蒙疆时期，是日寇血腥统治人民的头号帮凶；在阿旗流窜时期，是纵兵殃民的土匪头子。我的罪恶是严重的，也是罄竹难书的。
由于*党**和政府对我长期而又耐心的教育改造，使我深深地认识到：长期以来，我狂妄自大，错误地认为我的一生是肩负着“复兴蒙古民族”、“建立*古独蒙**立国家”，“舍我其谁与归”的政治家。
其实，对于蒙古民族，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罪人、大蒙奸；对于中华民族，我是一个死有余辜的民族败类、大*国卖**贼。象我这样的人，最终还能得到*党**和政府的特赦恩典，给我以重新作人的机会。
为之感激涕零。我谨抱着知罪、悔罪、认罪的心情，在重新作人开始的今天，特将我一生各个时期的重大政治罪恶活动，搜索枯肠，陆续如实写出，借以向蒙古族人民，向全国人民，向给我以新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产党共**请罪!更愿意供作有分裂民族、分裂祖国意念者以为鉴戒。
（陶布新记录、整理 一九*四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