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是世界母语日。中国报道世界语新闻在这天发了一篇名为《世界语母语者：让我们重新认识母语》的文章，关注一下世界语母语者这个群体。
世界语母语者（denaskaj esperantistoj），在世界语中也被简称为denaskuloj（具有天生属性的人们）。
有一项2004年的统计称，全世界大约有1000个世界语家庭，可能有2000名儿童是世界语母语者。而在所有已知的案例中，绝大部分世界语母语者都是双母语或者多母语，除了世界语之外，他们的母语还包括生活所在地的语言或者父母的母语。
不少世界语的家庭的构成，是父母分别有着不同的母语，共同以世界语交流。也有少数情况是，父母有着相同的母语，父亲以世界语和孩子交流。
YouYube用户German Polyglot - Judith Meyer，2015年的时候上传了一段视频，内容是采访了6位世界语母语者，也可以印证以上的观点。
比如他们大多来自国际家庭，像视频中的Eszter是匈牙利-法国混血，住在比利时；Leo Sakaguchi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波兰人、在德国长大；Klara也是匈牙利-法国混血，出生在荷兰。也有来自非国际家庭的，但父母都是世界语者的。
当被问到「你的父母为什么决定教你世界语？」时，Klara和Eszter的回答都是父母因为世界语相遇，并决定先教孩子世界语。Gunnar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几年就学习了世界语，并且决定让他在双语的环境中成长，而且父亲只和他说世界语。
有一个问题是「当人们发现你说世界语时，会如何反应？」，Klara表示只有当他们谈论世界语时她才会说，而她平时都说法语，她觉得第一反应会是惊喜，没想到有人会以这样奇怪的语言做母语。其他受访者也表示，反应通常是积极的，而且还会让人增强对自己的印象。不过Gunnar也说会有人不相信会有人以世界语为母语，并且还会和他争论。
除此之外，Eszter还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那就是她会把世界语当成一种秘密语言，当她说起世界语时，就表示她想表达一些观点但是又不想被别人听懂。
不管怎样，世界语母语者都是一个极其小众的群体，而且因为世界语是人造语，世界语母语者也有不同于民族语母语者的地方。正如文章中所说，至少有三个不同：
1， 相对于占绝大多数的第二语言使用者，世界语母语者数量有限；2， 世界语只是他们的母语之一，且不是主要母语；3， 世界语的语言标准基于《世界语基础》，母语者的用法不定义语言标准。
简单的说，就是人少、母语者的世界语水平不一定比后天习得的更好、不是母语者创造语言规则而是语言规则创造了母语者。
世界语《第一书》（Unua Libro）发表于1887年，而第一个可考的世界语母语者生于1904年，是西班牙著名世界语者Emilio Gastón（1877-1925）的女儿Emilia Gastón（1904-不详），而Emilio的另外两个孩子：Inés和Rafael，也是世界语母语者。其中Inés Gastón（1906-1993）后半生投身于世界语运动，曾担任西班牙世界语联合会的秘书长，并且参与组织了1968年的马德里世界语大会。
（Emilio Gastón）
英国著名世界语者、图书管理员、词典编纂者Montagu C. Butler（1884-1970），他的5个孩子都是世界语母语者，他还基于自己教授孩子世界语的经验，编出了《First Lessons to Young Children》这样的教材。
网络传播中最知名的「世界语母语者」应该是乔治·索罗斯，他是匈牙利世界语出版商、作家Tivadar Soros（又名Teodoro Ŝvarc / Schwartz，1893-1986）的儿子。
索罗斯家最初是姓施瓦茨（Schwartz），1936年改姓Soros以应对反犹浪潮。Tivadar很喜欢这个新姓，一个原因是SOROS是一个回文，不管是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都是一样的，而且很有意义，在匈牙利语里soros有「下一个」「当下」的含义，而在世界语里，soros是动词sori（腾飞）的将来时，有着「将要腾飞」的意思。
（Tivadar Soros）
有资料说，在1930-40年代，Tivadar会在家里说世界语，因此乔治·索罗斯经常被认为是一名世界语母语者，但Esperanto Language Blog曾经刊载过一篇对Humphrey Tonkin的采访，Tonkin是Tivadar Soros的小说《Maskerado ĉirkaŭ la morto》的翻译，据Tonkin说，乔治·索罗斯并不是世界语母语者，他唯一的母语是匈牙利语，他的父亲曾经教给过他世界语，他也曾去英国参加过世界语青年大会，在当地世界语者的帮助下，获得了学生签证，并留在英国学习，走上了成为富豪的道路。但是索罗斯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世界语了。
另一位著名世界语母语者Ino Kolbe（1914-2010）的故事也很有趣，她的父母都是狂热的世界语者，在家里只说世界语，Ino的名字也是世界语（意为「女性」）。
Ino是在三四岁的时候，和邻居家说德语的小孩玩陀螺，才发现自己讲的是另一种语言。为此她还生气了，抱怨说：
La infanoj diris，ke mia turbo estas Kreisel.那个孩子说，我的turbo（世界语：陀螺）是Kreisel（德语：陀螺）。
不过Ino一生都没有离开世界语运动，90岁是还在校对世界语-德语词典，这个词典有80000多个词条。
（Ino Kolbe）
著名世界语歌手Kimo（Kim Jan Henriksen）也是世界语母语者，母亲是波兰人、父亲是丹麦人，他的妻子也是波兰人，现在他们正在抚养自己的儿子成为第二代世界语母语者。
（Kimo）
Arika Okrent在《In the Land of Invented Languages》这本书里有写到过他，感觉Arika的记述，Kimo并不觉得成为一门人工语言的母语者是一件古怪的事情，在他
看来，世界语就是他父母之间保持关系的媒介，也是他们家族整个家庭生活之所在。
但是有些真正的第二代世界语母语者，对待世界语却另有态度。正如文章中所说：
社会语言学家Wood在1979年对世界语社群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一个自愿的、非族群的、非地域的语言社群。因为种种原因，一半左右的母语者到了青春期阶段放弃了这门语言。他们在生活中需要以一种语言为主。剩下的一半可能会留在世界语圈内，继续保持或者扩大着通过世界语建立的社交圈，这也是一种自愿选择的过程。
Esperanto Language Blog就采访过一个第二代世界语母语者Rolf Fantom，据他说他的外公外婆组成了一个世界语家庭，她母亲成为了第一代世界语母语者，而Rolf的父亲也用世界语和他说话。
另外这个Blog还曾经采访过一个第三代世界语母语者Nicole Klünder，她的曾祖父1908年开始学习世界语。
不过这两位世界语母语者都表示，他们并不理解世界语作为国际语言的理想主义，对此也没有坚定的信念，而且也不一定会让自己的孩子也成为是一个世界语母语者。也就是说一个denaskulo可能并不是一个esperantisto，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不过，他们也会继续参加世界语者的活动，毕竟这是他们的一个交际圈。
至于世界语母语者会不会让世界语产生方言，文章引用荷兰语言学家Kees Versteegh的观点认为：
世界语不太可能因为母语者的存在而发生基本的结构变化，因为实际上，母语者的父母常常是通过专门的课程、语法书、字典和其他语言学习工具来学习世界语。这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语言专业知识，这和皮钦语的产生情况不同。而且世界语只是他们母语之一，为了真正掌握这门语言，除了父母，母语者们同样需要和说世界语的同龄人在一起交流，这避免了世界语的克里奥尔化，避免了世界语因为母语者的存在分化出方言。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过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一些世界语母语者在幼年时，会利用世界语的语法规则，来表达一些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的概念，从而创造出一些成人世界语者不会使用的词。
表示反义的mal-就极常用，比如：
scias（知道） → malscias（不知道）tie（那里） → maltie（这里）nuna（现在的） → malnuna（过去的）pluvi（下雨） → malpluvi（停止下雨）mateno（早晨） → malmateno（晚上）io（一些东西） → malio（什么都没有）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语料：malsandviĉiĝis，sandviĉiĝis（成了一个三明治）说的是这个产生语料样本的小孩的弟弟，用垫子把自己夹在中间，成了一个三明治的样子，malsandviĉiĝis则表示这个状态的结束。
另外，世界语母语儿童还会使用各种词缀来造词，比如表示容器的-ujo：elektrujo（装电的容器=电池）、表示工具的-ilo：maltajpilo（删除键）；也会使用各种词性转换，比如buŝo（嘴）→ buŝas（亲嘴），kuvo（桶）→ kuvi（洗澡），bela（美的）→ belos（将变美丽），ridi（笑）→ rida（经常笑）等等。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世界语博客：Denaskuloj – Pri infaneco kaj Esperanto，作者是一个2014年开始学世界语的法国人，她决定只和自己的孩子说世界语，并且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这个博客上周开始更新的，值得持续关注一下。
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视频中一个咿呀学语的幼儿，在爸爸的世界语提问下，准确地指出了自己的眼睛、耳朵、头发、肚子等身体部位。这个视频是2008年上传的，11年过去了，已经长成少年的他是否还在说世界语呢？
本文首发于我的公众号：杂钞与拾零，作者：江湖遠人